2018年5月1日星期二

3544 梳理民运热点与反思“茉莉花”


3544 梳理民运热点与反思“茉莉花”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四十四
 
 
  我的《顾晓军与刘刚大战三百回合》一文的标题,在海外媒体采用该文章时、被改成了《“六四”28周年到来之际,追责刘刚》;因其改得好,我接受了新标题。
 
  而我的《“六四”28周年到来之际,追责刘刚》,无疑算是一种对“六四”的反思。也正因为《“六四”28周年到来之际,追责刘刚》,是一种对“六四”的反思,所以,我又想到了反思“茉莉花”、反思“郭文贵爆料”。
 
  之所以我选择反思“六四”、反思“茉莉花”、反思“郭文贵爆料”,是因为它们的特点、甚至是它们某种程度上的可复制性。“六四”,严格地说,就是学运;而学运,不是“六四”才有的。过去,就有“五四运动”。中共领导的,则有“一二九”。
 
  尽管“六四”失败了,但学生运动、应该不会从此而绝迹。而“茉莉花”,则是凭借互联网发起的一次民主运动。“茉莉花”,是时代的产物;因此,反思“茉莉花”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自然,我的反思、不过是理一理思路、抛砖引玉。
 
  “郭文贵爆料”,看似是宋祖德的“爆料”与韩寒早期的“时评”的综合体。然,宋祖德与韩寒、皆是有门户网站推波助澜的;而“郭文贵爆料”,则基本上是借助于海外自媒体、凭借一己之力及刘刚等民运大咖们鼎力促成的。因此,反思“郭文贵爆料”同样具有深意。
 
  为了使大家信服,我在展开反思“茉莉花”之前,先梳理一下民运的各个热点(再,我反思“茉莉花”,也定然不会有刘刚、王军涛们来反思“茉莉花”更深刻,假如他们愿反思的话)。
 
  而在梳理民运各个热点之前,则先请大家了解刘刚的《刘刚撩天下:刘刚参与发起的20次中国民主运动》:“1198410月,北大集会示威,改善学生宿舍;219859月,北大纪念918运动;31987年元旦,天安门游行;41987年,宿舍沙龙,食堂沙龙;519871月,北大烧《北京日报》”等等。
 
  因刘刚的、他“发起的20次中国民主运动”中,有“17201012月,钱云会治丧委员会;1820111月,中国茉莉花行动”等,且是明显的失败了,我随后写了《蓝军,做成的那些事》。《蓝军,做成的那些事》,写了40件,侧重点在做成。
 
  有了刘刚的《刘刚撩天下:刘刚参与发起的20次中国民主运动》和我的《蓝军,做成的那些事》作为基础与框架,再梳理民运各个热点就简单些了,我们只需凭记忆与印象、把近十年参与过及身边的大事列出来即可。
 
  如,“狂挺邓玉娇”、“严晓玲事件”、“云南小学生卖淫案”等,如“挺通钢工人”、“挺林钢工人”、“挺乌坎”,如“挺唐福珍”、“挺钱明奇”、“挺钱云会”,如“反‘唱红’”、“反毛左”、“支持‘政改’”,如“杨恒均‘失踪’”、“艾未未‘被抓’”、“陈光诚‘逃脱’”等等。
 
  通过以上列举与稍加思索与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严晓玲事件”,是解“狂挺邓玉娇”之围;而“云南小学生卖淫案”,又是解“严晓玲事件”之围。因,如果不是解围,在时间上就不会那么凑巧;而中共若想封杀某个可能演变成事件的信息,是很容易的。
 
  因此,“邓玉娇事件”之所以能得以展开,当是解“六四”20周年即将到来之围。而“挺通钢工人”、“挺林钢工人”,虽有意义,但有左之嫌、有反改革之嫌。这一类,与围魏救赵的“邓玉娇事件”类,均不具有重点反思之意义。
 
  而乌坎的局限,则在于其为小气候。而在大陆的专制的大环境中,要形成一个公开意义上的民主小气候,也是几乎没有可能的。“挺唐福珍”、“挺钱明奇”、“挺钱云会”,在本质上就是挺公正、挺合法财产理应得到保护与反强拆、反截访等等。
 
  无论“挺乌坎”还是“挺唐福珍”、“挺钱明奇”、“挺钱云会”都该总结经验与教训,但,都不具有深刻反思的意义。因,乌坎不太可能被复制,不具有重大意义;而唐福珍、钱明奇、钱云会等,则是当事人不可逆转的灾难,而如果把中国民主运动建立在某人的死为诱因上、则是不道德。
 
  “反‘唱红’”、“反毛左”、“支持‘政改’”之类,则当主要利用体制内的民主派去做;若中国民主运动把这些当作刻不容缓的主要工作与任务,就很容易被中共牵着鼻子走。剩下的,就是“杨恒均‘失踪’”、“艾未未‘被抓’”、“陈光诚‘逃脱’”等等了。
 
  杨恒均究竟是什么人?如今已比较清楚,将来会更加清楚。因此,便不展开,但,当指出的一点是:杨恒均‘失踪’”,是“艾未未‘被抓’”的试探、小试牛刀。而“杨恒均‘失踪’”与“艾未未‘被抓’”,则都是转移视线、转移“茉莉花”之中冉云飞等真被抓之视线。
 
  这些,当然理应更细致地梳理,但今后应回避参与这类事件、才是更该做的。仅任何人都不可能在10秒内徒手翻越4米高墙,就可证明陈光诚不可能逃脱;因此,陈光诚不过是看似中美政治较量、实为获取经济利益中的一枚棋子。
 
  在做了以上的梳理之后,大家就可以看出:除了我开篇已说的“六四”、“茉莉花”、“郭文贵爆料”的特点以及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的可复制性之外,反思“六四”、反思“茉莉花”、反思“郭文贵爆料”也更有意义。
 
  我最早获悉“茉莉花”,当是在博讯上、也当是“秘密树洞”。为此,我还变换形式、以《“秘密树洞”惊动了党》做了报道;之后,又以《中国茉莉花的几个学术意义上的定位》等文推波助澜。后来,才通过华夏黎民党博文、知道王军涛与谢万长争夺“茉莉花”的领导权等。
 
  因对华夏黎民党的信任,我选择偏向谢万长。熟悉刘刚后,才知刘刚能证明他是“茉莉花”的真正发起者。就这样,我两次选择了站在、据说被多数海外民运人士看好、认为可能是未来民主中国的大总统的王军涛的反面(这,当是我该反思的)。
 
  而刘刚、王军涛、谢万长们该反思的,则是——当“茉莉花”展开后,不应该首先争夺“发明”权、领导权,而应该互补、补台,让“茉莉花”向着良性发展、向着有利于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方向发展(至少是让中共通过“茉莉花”给民众更多的言论自由等)。
 
  而事实上,却不是这样。我熟悉刘刚后,曾指出:刘刚不该把很多基层公安的小头头的姓名公布。结果,刘刚告诉我,那不过是反间计。可这样做、就游戏成分太重了——其一,这几乎不是反间计,而是莫须有。这样,既可能反间、让大头头整小头头,也可能让小头头更痛恨民运、从而死心塌地等。
 
  其二,我是不反对在中国民主运动中实施游戏战的,至少我自己也这么做、并著有《中国民运中的“游戏战”》。但,游戏战就是游戏战、正规战就是正规战;在正规战中兑入游戏战,会让很多不知内情的人受到伤害。
 
  如,我在《冉云飞被李悔之钓鱼送进了班房》中说的冉云飞;他若知道“茉莉花”中有这么多的游戏成分的话,又何必那么认真?而如果不认真,也就不会被钓鱼、进了班房。冉云飞等被抓,难道不是信息的不对称?而造成这些信息的不对称的人,难道不就是刘刚等吗?
 
  而除了冉云飞被抓,至少还有陈云飞、沾花时评等一大批。江天勇等最初被抓,当也是在“茉莉花”中。而被抓的结果,冉云飞没过去猛了,原手中的一体制内的省级阵地也丢掉了。沾花时评,则成了到处争取、等待捐款,推点维权信息的人。
 
  江天勇更不必说了,前时海外媒体有报道《庭上一场穿帮戏 江天勇果然“认罪”了》。其实,果然不果然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认罪”。为此,我还专门写了《江天勇认罪与“不被抓”理论》(对于我不算坏事——酝酿已久的“‘不被抓’理论”籍此问世)。
 
  纵观这些反思,难道还不能说明“茉莉花”是一次不审慎的、重大的中国民主运动中的失败吗?其实又何止是“茉莉花”失败了?“六四”不也是一次重大的失败吗?因此,我顾晓军以为:通过“六四”、“茉莉花”,至少当总结以下两点:
 
  第一,中国民运不该只考虑如何发动,更该在事后多多反思、总结经验与教训,以免再犯错误。第二,中国民运不该总想着美好的结果,更该在事前多多思虑各种“不想要的结果”,把可能的错误消灭在未发生之前。
 
  我的反思是肤浅的,仅为抛砖引玉。我想,如果刘刚、王军涛、王丹们愿反思,定会比我想得细致周到,对今后的民运更有意义。
 
 
              顾晓军 2017-10-14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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