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94 “和平理性非暴力”错在哪？

3594 “和平理性非暴力”错在哪？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九十四

　

　

　　《中国民运需要新的标志性人物（三稿）》，原本是对自己前两稿的不满意的重写；不料有推友贾小母跟推发短文，质问魏京生。如是，我来说说“和平理性非暴力”错在哪？

　

　　贾小母跟在我《中国民运需要新的标志性人物（三稿）》之后的全文是：“魏京生：‘中国人有权暴力革命！和平理性非暴力都是五毛。’呵呵，你们，海外民运们，都回来么？不回来就不仅仅是沾人血馒头吃了，那是吃人肉啃人骨的节奏了，且尸山血海”。

　

　　首先，贾小母属强词夺理了。因，魏京生的“中国人有权暴力革命！和平理性非暴力都是五毛”的言论，发表在明镜与法广等都报道的《刘晓波逝世引发“和平理性非暴力”大讨论》中、是在理论的层面上探讨“和理非”的对与错。

　

　　那么，贾小母的“你们，海外民运们，都回来么”能否成立呢？能成立，但得先满足以下两个先决条件中的一个。这两个条件是：一、有人发起革命或起义的宣言或号召；二、有人推广“制燃烧瓶、杀村长”的理论。

　

　　也就是说，如果海外民运自己不回来，却在海外大肆叫嚣“起义”、“革命”，甚至是“制燃烧瓶、杀村长”，你可以质疑、说“你们回来呀”，堵他们的嘴。而人家是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大讨论中、发表自己的看法，你这样说、就没有道理了，属“长了一副共产党的脸”。

　

　　如果还不懂的话，我可展开一下：曹长青发表于2011-02-23的《撕裂的刘晓波》中说“刘晓波多次撰文强调，‘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问题是：谁仇恨？谁暴力？谁在毒化谁？”

　

　　也就是说：在2011-02-23之前，刘晓波已多次撰文宣扬“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念。注意：刘晓波不是一次、不是偶尔，而是在推广“和理非”的理念。这就是刘晓波的大错特错了。

　

　　2011-12-23，韩寒发表了《谈革命》。《谈革命》有两大错误：一是宣扬“请莫要天真地相信革命”、反对革命（详见我的《批判韩寒的〈谈革命〉》）；二是以涉嫌代笔的“韩寒”的名气替党背书、堵死了“革命”的道路。

　

　　在专制的压迫下，“革命”是被压迫者的一线希望。很多人，并不会投身革命；但，他们有权指望别人革命。而堵死“革命”的道路，则是毁灭了他们心中的期待，把他们当猪圈养。韩寒的《谈革命》的罪恶，就在于此。而刘晓波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罪恶，也在于此。

　

　　换言之：刘晓波有权信仰“和平理性非暴力”，但，无权宣扬“和平理性非暴力”。为什么？因，宣扬“和平理性非暴力”必然涉及到两个层面的混淆。第一个层面，“和理非”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第二个层面，“和理非”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的用途。

　

　　曹长青在《撕裂的刘晓波》中还有句话：“甘地和马丁路德金能成，完全是由于面对民主政府”。曹长青没有说清的是——在民主社会，弱势群体可以搞街头运动等等。虽街头运动等也会被驱散，但申诉的问题会引起左翼主流媒体的关注；结果往往是得到全社会的舆论支持，进而可推动政府做出改变。

　

　　而在专制社会，一旦有街头运动之类，往往会被定性为“动乱”，随之遭到镇压。之后社会不仅不会有丝毫改变，甚至还会变本加厉、向反方向运动。较典型的就是“六四”与“茉莉花”之后，上街已根本没有可能，言论自由亦遭进一步遏制。

　

　　在不同的社会，遭遇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还不能够理解的话，我不妨用上个世纪、中共等反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的“议会道路”来说明。“议会道路”，是被中共等批判为“修正主义”的、争取合法上台并执政的一种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手段与方法（或，也可称之为“和平理性非暴力”）。

　

　　之所以被中共等批判，现在、我想来：通过“议会道路”上台的共产党，并不能改变原有的政治体制与社会框架。也就是说，通过合法手段上台后、执政了的共产党，依然是在自由世界的多党制的体制框架中、按原有的秩序运作，而不能达到批判者想要达到的专制的目的。

　

　　反过来说：在专制的框架中，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追求民主，一是等于放弃了争取改变现存的专制的体制，二则是放弃了上台的可能性——因，只要讲“和理非”，就永远不可能上台了；其原因是，在所有专制者的宪法中、都规定了由其一党领导。

　

　　以上，是讲的是第一个层面，“和平理性非暴力”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在民主与专制、两种不同社会中的不同遭遇与不同结果。以下，则讲第二个层面，“和平理性非暴力”在专制社会中的是两种不同的用途。

　

　　海外民运中，有的政党的党章里就有“和平理性非暴力”。这有没有错呢？没有错。因为，政党是同仁团体，完全可以用“和平理性非暴力”作为党员自我要求和党内相互约束的“共同纲领”。但，不能将“和平理性非暴力”推而广之，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理念，成为约束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行为依据。

　

　　上面已讲了，在专制社会，强调“和平理性非暴力”，实际上就是放弃推翻专制。而放弃推翻专制，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伪民主。你伪民主可以，别人无权要求你一定得真民主。反之，你也无权要求别人；而强调并推广“和平理性非暴力”，岂不是要求别人也当伪民主吗？

　

　　梳理下：“和平理性非暴力”本身，不存在错不错。用于自由世界，很高尚；而移植到专制社会，用于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中、则不合适。即便在专制社会中，作为一团体的纲领也问题不大；若推而广之，要成为一种理论指导一个国家或民族，则是大错特错。

　

　　刘晓波等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错在哪？其一，错在将适用于自由世界“和平理性非暴力”，简单地搬到了专制社会。其二，错在将仅可作为约束自己（含小团体）、显示高尚的“和平理性非暴力”，作为一种社会理念推而广之、并要求别人。

　

　　而刘晓波等人的这种做法，无疑如同韩寒反对革命的《谈革命》一样，是在替中共背书；客观上，起到了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画地为牢、捆住民众的手脚的作用。因此，作为追求自由民主的同仁们，理应旗帜鲜明地反对“和理非”。

　

　

　　　　　　　　　　　　　　顾晓军 2017-11-28 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