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蹋契诃夫
——顾晓军主义：文学散论•三千八百九十三
在所谓的“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中，契诃夫一般被排在第二，偶尔也会被排在第一。而我，则觉得契诃夫最差。
百度百科说：契诃夫（1860年1月29日~1904年7月15日），俄罗斯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杰出的剧作家，是俄罗斯19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与法国作家莫泊桑和美国作家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
还说：契诃夫的小说紧凑精炼，言简意赅，给读者以独立思考的余地……坚持现实主义传统，注重描写俄罗斯人民的日常生活，塑造具有典型性格的小人物……作品的两大特征是对丑恶现象的嘲笑与对贫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契诃夫被认为是19世纪末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顾晓军先生教导我们：他们有权扯淡，我们就有权批判。凡是中共吹捧的，我们就要敢于糟蹋。如是，我就要“糟蹋契诃夫”了。
其一，我在2015年写过〈偷情•抢镜头〉、〈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文学与文学评论及装碧〉等一批文章，曾论及契诃夫。其二，就〈套中人〉、〈变色龙〉、〈小公务员之死〉、〈胜利者〉、〈草原〉等一批作品而言，可概括出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的特点有三：第一，契诃夫的小说基本不用小说的“误会法”、“错位法”、“巧合法”等，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也不会使用象征，在创意上、同样也很不讲究。第二，契诃夫的小说的艺术手法单调，这当是源于他的思维的简单，不懂得“立体思维”、“多意性”、“此非仅此”等。第三，契诃夫的小说的批判锋芒是尖锐、犀利的，然而，其思想又是受到了时代的局限的。因此，总体而言，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作品的文学价值并不高。
以下，我先以〈套中人〉为例，糟蹋契诃夫。
〈套中人〉，应该抓住“寄居蟹或蜗牛”为题，写成一篇具有象征意味的小说。当然，以“套中人”为题，亦可写成象征小说。问题是，契诃夫不会使用小说的象征手法，不懂得“标题、情节、言外之意……三者之间的、相互的象征关系的、完全的统一”。以“套中人”为题的象征小说，应该这样写——标题，是“套中人”；情节，如“哪怕天气很好，也总要穿上套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上暖和的棉大衣。他的伞装在套子里，怀表装在灰色的鹿皮套子里，有时他掏出小折刀削铅笔，那把刀也装在一个小套子里。就是他的脸似乎也装在套子里，因为他总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墨镜，穿绒衣，耳朵里塞着棉花”等；言外之意，则当是“别利科夫把自己的思想也竭力藏进套子里”、“他可以躲在里面逃避现实”。
然而，契诃夫把“别利科夫把自己的思想也竭力藏进套子里”、“他可以躲在里面逃避现实”这类属于象征的外延的内容，都直白无误地写了出来。
为什么契诃夫这样写不好呢？第一，契诃夫没遵守、或不懂得写象征小说的“套路”。他这样写，只不过是一般地写别利科夫这样一个人物。第二，写象征小说、或按照“套路”写，是为了调动读者参与，让读者参与到其中、以感受到远不止“别利科夫把自己的思想也竭力藏进套子里”、“他可以躲在里面逃避现实”等的人生的体验。如我的〈臭不要臉老畜牲〉，“臭不要臉”、“老畜牲”是标题的象征；摸女人屁股、被送派出所、被放出来等，是情节、行为的象征；而言外之意，则是通过人物与情节传递给读者的——读者森林之子可认为“小说〈臭不要脸老畜牲〉的结局也耐人寻味。这个‘可怜、可悲、可耻’的小人物‘老畜生’的结局似有三层含义”，读者丁小明则可感叹“这是一篇超过〈阿Q正传〉的小说，它刻划出在共产党底下生活过的你我的影子，看完它，我不得不仰望苍天：‘天哪，我们还算人吗’？”、“从鲁迅的〈阿Q正传〉到顾晓军的〈臭不要脸老畜牲〉，中国社会已进入无法解救的畜牲时代……”这样，肯定比我在小说中直接骂中共、而更有文学性。说得难听点，契诃夫的“别利科夫把自己的思想也竭力藏进套子里”、“他可以躲在里面逃避现实”等，就相当于“在小说中直接骂中共”，既没有了深度，也破坏了小说应有的文学性，其手法是极其拙劣的。
而写人物的小说，也不是契诃夫这样写的。契诃夫的〈套中人〉中的人物别利科夫，是通过布尔金与伊凡·伊凡内奇的对话——误了归时的俩猎人，在村长普罗科菲堆房里过夜时闲聊、所讲的故事中出现的。第一，这显然是在兜圈子，没有作者直接站出来写人物、容易把人物写的生动。第二，契诃夫对别利科夫这个人物的设计，干巴巴的，不似〈臭不要脸老畜牲〉设计了——摸女人屁股，被抓、送派出所；被放出，又想摸女人屁股、不敢、掐自己手；洗头房外，把脸贴到了玻璃上；进去，没钱、被赶出；买水饺吃，手快、多抓两个……等一系列、易于把写人物的小说中的人物写得生动的细节。
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契诃夫不会使用象征，这是第一层意义上的〈套中人〉的失败；从通过不相干的人的对话叙述、而不是作者直接写人物、也没有设计出生动的细节，这是第二层意义上的〈套中人〉的失败。
〈套中人〉，只不过是契诃夫抓住了“套中人”意向，而在创意等上、作者也是马虎的，或者说、受到了他的能力的限制。换言之，契诃夫有抓住适合写成好小说的意向的能力，而缺乏把这样的、可写成小说中的极品的、好小说的意向写好的基本功与本领。
〈变色龙〉亦如是。契诃夫抓住了“变色龙”、抓住了警官奥丘梅洛夫多变的嘴脸，却没能把〈变色龙〉写成象征小说。从写人物的小说来说，契诃夫对奥丘梅洛夫这个人物的刻画，也过于漫画化、脸谱化，而影响了作品的深度。
依旧用“标题、情节、言外之意”来检验——“变色龙”，是标题；警官最初说“这条狗得打死才成。不许拖延！这多半是条疯狗”，到听说“这条狗象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而改口说“要人家赔你钱了。你这种人啊……谁都知道是个什么路数”，再到听说“将军家里没有这样的狗”时又说“这条狗呢，鬼才知道是什么东西”，待有人说“没错儿，是将军家的”时再变成“你带著这条狗到将军家里去一趟，在那儿问一下。……你就说这条狗是我找着，派你送去的”等，是情节；而言外之意，却没了。这皆因〈变色龙〉太漫画、脸谱化，而显得浅薄。
从写人物的角度来看，〈变色龙〉也因契诃夫的过于漫画化、脸谱化而使作品丧失了原本应有的深度。
百度说：〈变色龙〉作于1884年……亚历山大三世一上台，在竭力强化警察统治的同时，也搞了一些掩人耳目的法令，给残暴的专制主义蒙上一层面纱……洛雷斯•麦里可夫后来当上了内务大臣，这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人民称他为“狼嘴狐尾”。这时的警察……打着遵守法令的官腔，干着献媚邀功的勾当。契诃夫刻划的警官奥楚蔑洛夫正是沙皇专制警察统治的化身。
以上的前提，是必须了解历史与社会的背景。对于不了解背景的绝大多数读者而言，契诃夫的〈变色龙〉就是写了个得经常巡街的小警官。退一步说，即便讽刺内务大臣是契诃夫的“深意”；而这“深意”，不是指向制度、而是指向制度中的某个人物。恰如过去有人玩“揭发周永康”，如今周永康早进了秦城，而社会、有所改变了吗？
又要说契诃夫不懂“立体思维”、“多意性”、“此非仅此”了。正因不懂，所以他的作品才不可能像〈臭不要脸老畜牲〉——“臭不要脸”与“老畜牲”的指向，不是规定的、单一方向的。也所以才会有森林之子的“三层含义”与丁小明的“仰天长叹”。这就是通常说的“底蕴”“深度”“厚度”等。而契诃夫的〈变色龙〉，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具备这些。
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说的是——庶务官伊凡·德米特里·切尔维亚科夫，在看轻歌剧时打了个喷嚏，可能、溅到三品文官布里扎洛夫将军的头上；因此，他不顾听歌剧、一再道歉。第二天，又专门去将军处一再道歉，直到把将军给激怒了。为此，庶务官切尔维亚科夫、也最终在惊恐之中死去。
小说，是粗线条的、漫画式的。但，因抓住了“典型事件”，“小公务员”这人物的塑造、还算可以的。然而，小说的结尾“切尔维亚科夫感到肚子里什么东西碎了。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着，他一步一步退到门口。他来到街上，步履艰难地走着……他懵懵懂懂地回到家里，没脱制服，就倒在长沙发上，后来就……死了”、过于简单化了，像〈变色龙〉一样、让人感觉到像个小品。
当然，一个优秀的小品，胜过一部正剧。然，优秀的小品与优秀的正剧比呢？那么，小品的分量还是要比正剧轻的。
因此，如前所说——契诃夫有抓住适合写成好小说的意向的能力，而缺乏把这样的、可写成小说中的极品的、好小说的意向写好的基本功与本领。〈套中人〉、〈变色龙〉如是，〈小公务员之死〉也如是。契诃夫的小说，基本皆如是。
再，前面提到“契诃夫的小说的批判锋芒是尖锐、犀利的”，这是相比较而言。与莫泊桑的小说比，契诃夫的小说的文学性就差不少了，也因此而显得他“批判锋芒是尖锐、犀利的”。然而，纵观契诃夫的小说，又似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之嫌，更有鲁迅式的、拿老百姓开刀的架势。契诃夫的小说的批判锋芒所及，也大都是科长级的。
中共，是推崇契诃夫的。记得，过去的课本里有〈变色龙〉等。自然，中共推崇契诃夫、或许有前苏联情结。然而，若说绝对没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因素，则是打死我、也绝不敢相信的。因，谁不知道中共的“一盘很大很大的棋”呢？
“糟蹋契诃夫”，就这么多了。这也不能算是我糟蹋他——我那在〈套中人〉、〈变色龙〉等中的分析及深度，只怕是大家过去、都没有见过的吧？
顾晓军 2018-6-23 南京
向諾貝爾和平獎、文學獎推薦顧曉軍（顧粉團著）
顧曉軍及作品初探（劉麗輝著）ISBN 978986950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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