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不公是中国民运实践的良机

社会不公是中国民运实践的良机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二十四

　

　

　　昨日，特朗普在联大会议的演讲中，以神的名誉，批评了社会主义，谴责了朝鲜、古巴、委内瑞拉等国；在他的演讲结束后，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或许，信神的人们，不需要任何解释、就明白了特朗普演讲中的全部含义；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语言。然而，对于不信神的人们，我顾晓军以为，还需要论证、需要阐述、需要说清社会主义的弊端、需要讲社会主义究竟错在哪里。

　

　　那么，社会主义究竟错在哪里？社会主义错就错在——以大公的名誉（所谓消灭“剥削”， 不就是以大公的名誉吗？而要实现啥共产主义，不就是要实现天下大公吗），在不断地制造社会不公。以中国为例，这样的制造、这样的不公从未间断过。

　

　　在创建红军的初期，中共曾一度宣扬官兵平等；然，到了延安以后，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级别的小灶。更有甚者，则是“358团”才能结婚的、典型的双轨制。而这一类等级制，在1949年之后，则扩大成了政策性的“以农养工”，人为的、蓄意制造出的工农差别。

　

　　即便到了今天，这种不同的标准、这种人为的不公，仍然在继续、仍然在不断地制造与创造出来。即便是连我都叫好的“反腐”，也不能例外、也在制造不同的标准——反腐败中，有“十八大以后还不收手”一说吧？这，不就是在制造新的是非标准、在制造新的不公吗？

　

　　贪腐，对于中共党内的任何一个人而言，只要事实确实存在、只要贪腐罪行成立，那么，打击的标准、应是相同的。标准，也只能只有一个。为什么、要以“十八大”划界？为什么、要讲收手不收手？收手了，以往的贪腐、就可以既往不咎了吗？这还公平吗？

　

　　中共党内都如是，党外就更没有公正可言。中共建军初期，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可，一转眼就“打土豪”了。就算地主是农民革命的对象，那么，工商业者、小业主总不算“土豪”吧？可一进城，一个“改造”就收归国有、集体所有了。

　

　　从表面看，这些是言而无信。而实质，是社会主义以大公的名誉在不断制造社会不公。自由世界，讲自由、承认私有、承认私心，而以民主、法治约束，从而实现公正。社会主义，讲集体、讲奉公、不承认私有，却没有实际约束。

　

　　党纪，不是国法。反不反腐败，也以不同的领导人的认知而决定；力度，更以不同的领导人的决心而决定。遇上自己也想腐败的领导人，那么，党纪与国法就都形同一张废纸；而贪婪，则每时每刻都在制造社会不公。

　

　　当然，反过来说——中共，自早期就在制造等级；社会主义，每时每刻都在制造不公；改革开放，又公然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由把不公、公开化且放到了桌面上……那么，中国民主派实践中国民主运动的良机，就到来了。

　

　　二十八年前，后来酿成“六四”的学生运动，就是以反“官倒”开始的。只可惜，由于刘晓波的回国与加入学生运动，反“官倒”等等的诉求，后来竟变成了“绝食”、变成了“和理非”；而最终，变成了“六四”、变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我一直以为：“六四”的失败，是放弃了已抓住的主要矛盾的失败。因为，改革开放、是给每一个中国人一个机会；而“官倒”，则是少数人掠夺大家的机会。反“官倒”，能调动多数人的参与热情；而“和理非”，迄今都没有准确定义，又如何影响广大民众？

　

　　我以为：没抓住社会主要矛盾与本质的理论、不是民众一听就懂的理论及胡说八道的理论等等，都是破坏中国民主运动的理论，也是破坏任何民主运动的理论。

　

　　所以，我顾晓军提出“公正第一”。“公正第一”，就是把公正放在首位。这，符合任何社会、适合任何矛盾。这，是“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发现之后、的重大发现。这，也符合人类之所以群居、形成社会的本源。

　

　　没有公正，人类不会群居。没有对公正的把握能力，人类也不会形成社会。公正，是人与人之间的粘合剂；公正，又是人与人之间分割的 “斑马线”与“红绿灯”。无论是人、是家、是集团、是国家，相互间无不用公正来衡量、用公正划界限。

　

　　而“顾晓军主义”的公正，讲的还是“公众以为正、方为正”。这就把良知、道德、法律，统一在“公投”的旗帜下。这，就是真正体现民主与自由，也是真正的民主与自由。“公众以为正、方为正”，还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与调动每一个人的参与感与存在感。

　

　　公正，是常识、常情、常理。公正，是良知，是每一人心中都有的标尺。只要认可“公正第一”、认可“公众以为正、方为正”，无论文化水平高或低，每一个人会用公正判断世间的万事万物与是是非非。而每一个人对“公正”的认知的集合，就是“公众以为正、方为正”。

　

　　如是，于唐福珍、于钱明奇、于钱云会，以及石三生们，讲公正难吗？如是，于各种被强拆、被截访、被黑监狱等等，用“公正第一”的思想与理论而争取公正、难吗？如是，大家共同来谴责各种社会不公与实践中国民运、难吗？

　

　　可，刘晓波、王丹、王军涛们，为什么要扯、扯不清楚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呢？尤其是刘晓波，为什么要说、说不通的“我没有敌人”呢？我在想：除非他们，不是真想搞民运；除非他们，有意要把民运引向歧途。

　

　　不然，怎么解释——人家中共，二十八年、打下了一座江山。刘晓波、王丹、王军涛们，二十八年、却只留下个“六四”的失败的记录、与不知究竟想说啥的“我没有敌人”。

　

　　中国的大陆，全社会到处是不公、充满了不公。而这些不公，也恰恰是我们中国民主运动实践的良机；而针对种种的不公，我们需要的，是拿起并宣传“公正第一”的、思想与理论的武器。

　

　

　　　　　　　　　　　　　　顾晓军 2017-9-22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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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主义民主是中国民运的方向

平民主义民主是中国民运的方向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二十三

　

　

　　说白了，中国民主运动就是——民主派，以自己的思想、理论及实践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及实践的一次大比拼、大较量、大搏杀。

　

　　而中共，掌握着中国大陆的现政权，那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然就拥有了实践的大舞台。反之，中国民主运动的主导——中国民主派，则不具备实践的大舞台。如是，中国民主派或曰中国民运，也就只有比拼思想与理论了。

　

　　那么，中国民主派在中国民运中的思想与理论、是什么呢？也就是，在中国民主运动中，中国民主派要告诉民众、什么呢？是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吗？既然“没有敌人”，还有必要搞民运吗？我顾晓军，真不知道推崇刘晓波的海内外的人物与团体、是不是都是些白痴？

　

　　当然，既然是一场大比拼、大较量、大搏杀，我也可以先批判社会主义的思想与理论、先批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与理论，而后再回过头来谈——我们拿什么思想与理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比拼。省得又有人要说我“打横枪”等等。

　

　　社会主义的思想与理论，无疑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初级目标是要消灭阶级剥削，终极目标是要建成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然，当资产阶级的阶级剥削消灭之后，“无产价级”政权的剥削就成为了现实。前苏联，是这样的；现中国，也还是这样的。

　

　　其实，人类社会从来都是私有制。过去是私有制，现在是私有制（社会主义也是私有制），将来还是私有制。也就说，无论什么主义、公有制的社会不可能存在。因，公有制就是想吃啥吃啥、想拿啥拿啥……而国家，则可想搞核导就搞核导……如是，世界不成无序的了吗？

　

　　社会主义的思想与理论站不住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与理论同样也站不住脚。大家清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经济思想与理论，是以“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的方法、沿着自由经济的道路、展开的一场中共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实践。

　

　　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与理论的简要批判，到此为止。那么，我们重新回到中国民主派或曰中国民运的、自己的思想与理论在哪里的问题上来。无疑，“无敌论”贻误与祸害了中国民运。那么，“无敌论”的母体“和平理性非暴力”怎样呢？

　

　　前时虎啸山庄给我发推：“‘和理非’之分歧争议，多為定义不确定。和理非，民主革命唯一路径。民主革命就是正法、执法。执法，包括武力，包括民眾的武力‘正当防卫’暴力，是非法。暴力革命，是流氓造反，打江山坐江山”。

　

　　现在，我正式回复虎啸山庄：既然是“‘和理非’之分歧争议，多為定义不确定”，那么，就赶紧请一位高人、把“和理非”的定义确定下来。因，用定义都不能确定的“和理非”来指导中国民运，岂不是祸害民运？

　

　　除了“无敌论”、“和理非”，就是胡平的“见好就收”了吧？可，“见好就收”的前提是“见好”。然，中国民运从“六四”（以“六四”为起始，显然不科学。然目前只能这么算）至今，何时“见好”了呢？没有“见好”过，那么，胡平的“见好就收”、就是种无用的理论。

　

　　恕我孤陋寡闻。除“无敌论”、“和理非”、“见好就收”外，我还真不知在民运中、还用过何种理论？而既然自己拿不出理论（指王丹、王军涛等。不含没拉黑我的魏京生、胡平等，更不含与我在推特相互跟随的吾尔开希、刘刚等），为何不用我顾晓军的呢？

　

　　我感觉：王丹、王军涛与刚死的刘晓波等，就像王明、博古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嫉妒、阻碍毛泽东一样，一直在阻碍我及他人在民运中的地位与市场。好像你们与美国联系上了，就是正宗的，别人都不行。然，二十八年的失败记录与一事无成，恰恰证明：你们才不行。

　

　　我为民主派提供的、可运用于民运中的思想与理论，已形成了一个立体：有供民运高端人群思想革命的《大脑革命》，有供普通民众启蒙的《打倒鲁迅》，有聚集民运依靠对象的《公正第一》，有指明民运方向的《平民主义民主》（均已出版）。

　

　　没出版的，就更多。过去的，有打破精神枷锁的“质疑学派”，有形成“抓特务”理论的《一个弥天大骗局》，有改变战术、灵活机动的“反炒”，有神出鬼没、又抓不住把柄的“游戏战”，有保护好大陆民运群众的“票友论”等。

　

　　最近刚写的，则有撑大民主空间的《“消费热点”理论》，有厘清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不站队”理论》，有引导民运群众保护好自己的《“不被抓”理论》……更有高屋建瓴的《中国民运的思想与领袖问题》、《认知民运理论与理论家》等（这些，都将收入我的新书《中国民运》中）。

　

　　而本文标题中所提到的《平民主义民主》，则用“趋势论”、阐述了一个道理：既然权力能从神权、王权向“精英主义”民主转移，那么，“精英主义”民主也必将向“平民主义民主”发展与过渡。未来世界的争斗，将是“精英主义”民主与“平民主义民主”的动态平衡。

　

　　“平民主义民主”社会，讲“公正第一”。而“公众认为正、方为正”，则是一种良知的“公投”。“公投”在“平民主义民主”社会，将是常态。在这样的社会中，弱势群体有权进行“街头运动”。在书中，“街头运动”也被理论化（有《街头运动指南》等等）。

　

　　总之，在《平民主义民主》一书中，没有虎啸山庄般的含混——既“和理非”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既然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怎么又“革命”？即便是“民主革命”，难道就不流血？而既然流血，又怎么可以称之为“和平理性非暴力”呢？

　

　　《平民主义民主》不像“和理非”样连定义都确定不下来，也不似“见好就收”般脱离实际，更不同于“无敌论”、近乎于胡说八道。《平民主义民主》，讲“公正”、“民权”、“自由”。她的最大特色是“启蒙精英”，而不是启蒙民众。

　

　　过去的人类社会，都是精英压制民众。即便是社会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精英说了算。因此，精英主导社会的本质没变。而“平民主义民主”，将由每一个人的良知进行“公投”。这样的社会，便不可能专门压制精英。

　

　　“平民主义民主”，已在美国与台湾预演——不被社会精英们看好的川普的竞选成功，就是“平民主义民主”的胜利；而川普竞选成功之后，原本是精英的一方，却热衷起了“街头运动”。如此这般，还不是“平民主义民主”运动、还不是角色互换了的“动态平衡”吗？

　

　　在台湾，“街头小英”能入主“总统府”，还不算“平民主义民主”的胜利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讲的是科举考试。而“平民主义民主”的中国民运，又何尝不是一种考试、一种社会大学里的考试呢？能否成为大陆的“街头小英”，就在于你自己。

　

　　“平民主义民主”，打破了撒切尔夫人的“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的预言。“平民主义民主”，既是新生事物，更是中国民运的方向。

　

　

　　　　　　　　　　　　　　顾晓军 2017-9-21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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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鲁迅”在中国民运中的意义

“打倒鲁迅”在中国民运中的意义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二十二

　

　

　　前篇、《中国民运是需要自己的哲学的》，肯定没有问题。但，那也是对中国民运中的高端人群说的。我坚决反对“素质论”，然人与人的差别，是确实存在的。

　

　　怎么对普通民众说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呢？共产党人，是这么做的——马克思发明了“剩余价值”（其实“剩余价值”是说不通的，因为劳资双方有契约，你不满意、可以不干，而干了、就别鸡蛋里面挑骨头）。共产党人，就用“剩余价值”延伸出了一番“剥削”的道理来。

　

　　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无不看到那种煽动仇恨的口号。“中国革命”，也如是。毛泽东，就死死地抓住土地、农民，抓住农民运动讲习所。且，把认识模糊，不能死死地抓住土地与农民的领袖“同志”，都打成了或左或右的机会主义分子。

　

　　毛泽东没错，确是对的。在当时、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农业社会的中国，只有“打土豪、分田地”，才能最大限度地撕裂社会、才能最大限度地煽动仇恨；从而才能利用撕裂的社会与煽动起来的仇恨，达到革命的目的。

　

　　毛泽东不断地调整土地政策，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减租减息”，再到“土改”。毛泽东成功了——成千上万的农民，跟着毛泽东“长征”、“抗战”……冒着枪林弹雨，不怕流血、牺牲；在冰天雪地里苦战，再从大东北打到海南岛……最终，赶走了“反动派”。

　

　　怎么对普通民众说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呢？民主派的海外媒体也一直在努力。如，说“地主是农村中的精英”等。我不反对这样的说法。但“地主是农村中的精英”，回避了个手段问题——即他们是怎么成为精英的。

　

　　成为精英的手段有千百种。人性的善不能抹煞，人性的恶也不可回避。很多人，是不择手段成为“农村中的精英”的。我们只需看看郭文贵有钱后、随时随地奸淫女下属的做法，就不难想象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那些“农村中的精英”的德性。

　

　　所以，“地主是农村中的精英”、虽在道理上能够成立，但在现实中、缺乏有说服力的事例的验证。如是，海外媒体又有文章，说刘文彩其实是个好人等等。说实在，这一类的文章、我从不看。因为，即使你说的是真的，能代表所有的地主都是好人吗？不能吧？

　

　　而如果连我顾晓军这里都无法通过的话，那么，你又怎么去说服那些最普通的民众呢？毛泽东的成功，是他找到了一个最最容易突破的突破口——土地、农民。毛泽东，成功地以土地作诱饵，成功地煽动起农民卷入一场人类史上罕见的“阶级”大搏杀。结果，如愿以偿。

　

　　稍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突破口的重大意义。无论是冷兵器还是热兵器时代（除了现代），攻克一座城池，打开突破口、就意味着减少流血与胜利；而始终打不开突破口，则意味着徒劳。因此将领是否优秀，就看如何选择突破口。

　

　　同理，在价值观的搏杀中，突破口的选择、是同等的重要。因此，根据当今的中国已经几乎没有文盲，根据早几年中小学的课本中到处都是晦涩难懂的鲁迅文章等，我选择了“打倒鲁迅”、我选择了以鲁迅为突破口。

　

　　选择“打倒鲁迅”，是回避重兵把守的“中共”、“社会主义”、“毛泽东”、“邓小平”等，而对准薄弱处。选择“打倒鲁迅”，是选择千疮百孔（单我《打倒鲁迅》一书，就有《鲁迅没有参加过“五四运动”》、《鲁迅是延安与日本之间的通道》等等）的软肋。

　

　　而于鲁迅，中共虽不严防死守，但读过中小学课本中的鲁迅文章、被教师们集体无意识灌输过的人们，却视鲁迅胜过亲爹娘。在我的“打倒鲁迅”中，网上就飘着一万多篇批斗我的文章；以至于《人民日报》，也不得不在第二年之初公开批判我。

　

　　“打倒鲁迅”是必要的。我就曾在刘晓波的文章中看到，鲁迅怎么说、鲁迅怎么做之类。刘晓波不是被树为中国民运的领袖吗？一个民运领袖，没有推翻前朝红人的勇气，且唯唯诺诺，说鲁迅怎么说、鲁迅怎么做，这算什么领袖？

　

　　不仅是刘晓波。在我“打倒鲁迅”多年后、筹划出版《打倒鲁迅》一书时，曹长青与杨恒均同时、分别发表了《鲁迅是打不倒的巨人》与《鲁迅与胡适，缺一不可》。杨恒均身份特殊，这里可不提。而曹长青，一个时评家、怎么不懂最起码的“前浪死在沙滩上”的道理呢？

　

　　多少帝王被打倒了？即便是孔子，不也被打倒过多次？鲁迅是什么“巨人”？比孔子还“巨人”吗？而民间，则更愚昧。单今年，我在推特上就遇到数起：一是，一台湾青年竟然奋起捍卫鲁迅；二是，一人与我争辩，激起澳洲新闻网说鲁迅——

　

　　“鲁迅自己说，弃医从文的原因是觉得‘强健民族体魄’不如‘医治民众心灵’更为重要。但其弟周作人却曾著文提及：鲁迅从日本仙台医专退学，主要其实还是因为成绩不好。最高的伦理学83分，德语、物理、化学只有60分。而他‘最敬爱的’藤野先生教的解剖学只有59.3分，不及格。”

　

　　“1915年，日本逼袁世凯政府签《二十一条》。这条约等同于卖国。袁世凯不愿一个人背锅，于是让政府公务员集体签名表示同意——不签名也可以，辞职走人便是。时任教育部公务员的鲁迅，毅然签下了大名。 所以后来鲁迅的论战对手陈源(陈西滢)，对此嘲讽一针见血：‘鲁迅爱国？他爱的是日本国吧！’”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来到前院鲁迅房中，亲自交给鲁迅一封信，兄弟自此失和，终生不睦。羽太信子的说法是：鲁迅偷窥她洗澡。但如果仅凭羽太信子的指责，周作人就不分青红皂白断然与大哥绝交，未免也太低估了周作人的智商与情商”。

　

　　鲁迅，就是这么个糊不上墙的烂泥巴（但，被毛泽东糊上了墙）；鲁迅，就是这么个千疮百孔的突破口……在今天这样的、舆论封锁越演越烈的大陆，选择“打倒鲁迅”作突破口，大家一起来嗮嗮鲁迅的丑、说说鲁迅的假，不是更容易、也更有现实的意义吗？

　

　　毛泽东造假鲁迅，中共造假鲁迅；鲁迅，就成了中共的软肋。只要打倒了鲁迅，让普通民众看清楚——有那么一些人，什么都能够造假，什么都可以骗人……如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成功，还会很远吗？

　

　

　　　　　　　　　　　　　　顾晓军 2017-9-20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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