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运中的“反炒战”

中国民运中的“反炒战”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三十二

　

　

　　前面的文中提到：在“打倒鲁迅”中，我已意识到了“反炒”。否则，也不会写《鲁迅，与强奸》、《鲁迅，与下岗》、《鲁迅是个三儿》等刺激之。

　

　　而有意识拿起“反炒”的武器，则是在“狂挺邓玉娇”、“杨恒均‘失踪’”、“艾未未‘被抓’”等的实战之中，代表作有《我也想“强迫要求陪其”“异性洗浴”》、《笑谈杨恒均玩“失踪”》、《党炒作艾未未是拐着弯封杀顾晓军》等。

　

　　渐而，“反炒”也成为了我的文章、或曰战法的一大特色，代表作有反讽李敖的《西方那套并不好，安心党的好领导》，有坚决维护政治娱乐明星的《毛新宇没有错！人傻，有错吗？》，有强调党的领导作用的《在党的领导下上床干那事》等。

　

　　“反炒”，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战术武器，也是种新型的战法（这后者，留待本文后面展开）。“反炒”，是逆思维定式，用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等的手段，道出事物的本质，且张扬所阐述的道理、已达到极端效果，使读者在阅读之中感受到一种会心的愉悦。

　

　　“反炒”，还是我们中国民主派的写手，丰富写作样式、增加表现手段的一种很好的途径。如我的文章《“公正第一”的坏处》，以及我的很多即兴的政治小说等等。此外，看懂“反炒”，也是些初涉网络的朋友们摆脱网愚的捷径。

　

　　“反炒”，既适用于“游戏战”，也适用于“热点战”，甚至适用于情况不明下的“间谍战”（“反间谍战”）。如果运用恰当，用于“谋略战”、“理论战”等也未尝不可。总之，“反炒”是在专制的封杀环境下迸发出的人类新智慧。“反炒”，讲究借力、借对手之力而形成特效。

　

　　“反炒”的适用范围与功效，也正在不断地被我们的、中国民运的对手们发觉而扩展（上面已提到，后面详解）；因此，在言论自由的状态每况越下的环境中，追求民主的同仁们、尽快掌握“反炒”，是刻不容缓的。

　

　　以下，先简述“反炒”的由来（也是将概念、定义等，重新拉回到实战中）。“反炒”，似“质疑学派”等一样，是我顾晓军发明的，也是“顾晓军主义”的组成部分之一。于此，石三生与“顾粉团”及广大读者，都是最好的见证。

　

　　“反炒”，渐而被广大读者所接受，包括中文网络上的高端读者群，如“六四”学生运动领袖、民运大咖、设计大师刘刚等。也正是因为刘刚在其博文中用到了“反炒”这个概念，我才撰写了《刘刚学会了“反炒”》（2016-8-10）一文以记录。

　

　　在《刘刚学会了“反炒”》之中，我讲述了“反炒”的形成与来龙去脉，也阐述了“反炒”形式与作用。如“雷锋，是中共正炒的典型。艾未未，是中共反炒的典型。韩寒，是正炒、反炒兼而有之，反炒大于正炒”（见《为什么不能斥责民众或民族？》）。

　

　　在《刘刚学会了“反炒”》之中，我进而通过《郭美美会不会又是炒作？》，解说“如果又是炒作，那么，郭美美为何要触敏感的‘反腐’呢？可以这样理解：反炒、手法翻新，只有充分利用社会情绪，才能形成最大的轰动效应”。而这些，已经说的是“反炒”的效果了。

　

　　在《刘刚学会了“反炒”》之中，我还通过《党又反炒我了》，进一步阐述：“反炒，讲究——打压与张扬，并举——在境内打压，而在海外把境内的打压张扬出去”、“如艾未未，这边‘失踪’，那边就让‘德国之声’领头恶炒”等。这，是揭示中共已经将“反炒”运用于整个战役。

　

　　“反炒”，就是这样、在党与我的博弈之中，一步步成熟起来（注意：我已总结与阐述的“谋略战”、“间谍战”、“热点战”、“理论战”、“反炒战”、“游戏战”及“消费热点”等等，都不是单一的，应学会套用，形成立体的战争形式）。

　

　　“反炒”的本质，是灵活机动，是改变原有的战略与战术形式，进行伪装。这样，至少可满足——在战略与战术的初期，获得隐蔽战略与战术的意图、以及进攻方向等等的效果。尤其在专制体制下，“反炒”还是一旦被追责时的、自辩的证据。

　

　　如在“消费郭文贵”之中，我的文章与视频的标题，绝大部分是《斩首金正恩，抓回郭文贵》、《报告党，郭文贵搞顶层设计》、《郭文贵把猜测当爆料 践踏新闻原则》等等，以至连刘刚都被迷惑，差点要拉黑我。而若遇秋后算账，这难道不能说是“替党说话”？

　

　　“反炒”的战略，也可谓步步留后路。尤其是生存在专制体制中，尤其在情况不明、阵线不清的状况下——按“‘消费热点’理论”，不出手就是浪费机遇，出手却又不知该站在哪边（注意：我还有“‘不站队’”理论）；因此，最简便而又安全的做法，就是先“反炒”了再说。

　

　　反过来说，“反炒”亦被党用得炉火纯青。那海外被中共内控的媒体（我不说哪家，但、有事实），不也以骂中共、爆料等为业？而在那“犀利”的骂声中，兑入诸如“素质论”等的观点、让人上当。而这，不也正是“反炒”吗？

　

　　在事实上，“郭文贵爆料”亦未必就不是“反炒”。如，石三生昨日的《郭文贵大骂大帮忙？》，就是透露、其怀疑郭文贵是“反炒”周小平。而今日的《再论郭文贵大骂大帮忙》，则把推友任建平（毛毛）逼入窘境。

　

　　任曰“小骂大帮忙？那，大骂帮何忙？不骂帮何忙？小赞帮何忙？大赞帮何忙？其实，其间并无逻辑必然！客观，应究理性讲逻辑，那文化惯性依旧，乃中式的逻辑！铮铮然的，细究却是谬误！可见，无逻辑公式化泛用，极不妥！郭骂之论非在大小，此文之谬”等等。

　

　　其实，任建平的话不无道理，但，任建平的错在食古不化——简单一句话：“心灵鸡汤”有逻辑吗？“反心灵鸡汤”有逻辑吗？都没有，或者说都有——“心灵鸡汤”的逻辑，是打鸡血；而“反心灵鸡汤”的逻辑，则是“恶搞”。

　

　　“反炒”，亦如“恶搞”、“反心灵鸡汤”等一样——是在专制体制的特殊环境中，在党与民主派的相互作用下，一步步发展、成熟、丰满起来的。“反炒”的原始基因，或许就是网络“恶搞”。“反炒”，也很可能是一种外国人看不懂的中国文化。

　

　　总而言之，“反炒”已蔚然成风，“反炒战”亦已形成、发展，甚至可谓壮大，且皆已不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中国民运，如若不能拿起“反炒”与“反炒战”的武器，无异于作茧自缚。

　

　

　　　　　　　　　　　　　　顾晓军 2017-9-30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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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运中的“间谍战”

中国民运中的“间谍战”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三十一

　

　

　　写“谋略战”时，就知“间谍战”绕不过去了。因在过去，参谋部为一部；二部，就是搞侦察、情报的。然，我已写过“抓特务”，遂想到用“二合一”之法。

　

　　昨，海外有报道《中共国台办再出丑闻 传3官员涉谍被查》，说“有3名局级官员遭调查，其中2人为‘台谍’被逮捕，1人是‘美谍’，已逃亡”，还说“调查其实是个‘意外’……习近平信任的陈文清出任国安部长后，国安部对可疑部门进行贪腐调查，不料在国台办内部发现泄密事件”等。

　

　　哎，党呀党呀党呀党，这回洋相出大了。自“老领导”始，中共用大量的、应该用于对外的力量，用于对内、对付老百姓。如，为对付我，竟派出杨恒均这样的高级间谍，跟我玩“海外来人了，上峰已到，要名单”等，却把真“投敌”的放一边。

　

　　我说“真‘投敌’”，是实在不愿把台湾与美国当敌人。然而，于价值观讨论、时政评论等上，你可以把台湾与美国当战友；而在情报等上，则万万不可贴上去。否则，就真的是“颠覆罪”了。此外，给钱也不能拿，不要你干事也不能拿。这是我顾晓军的忠告。

　

　　如今，复杂就复杂在这儿——从思想、政治观点等方面说，与台湾和美国是“同志”；而从情报等方面说，绝不可逾越。尤其身在大陆的民运人士，万不可儿戏。因谍战片的误导，不少人以为当间谍惊险、刺激，其实那是条万劫不复之路。无论给谁当间谍，都没好下场。

　

　　中国民运的“间谍战”，其实是反间谍之战。而作为中国民运人士，只能从为了保护好自己的角度、“抓特务”。如，我写《一个弥天大骗局》等，“抓特务”、抓出杨恒均等，是为了保护我自己、保护“顾粉团”。若走远了，则很危险。

　

　　以下，照搬我的《中国民运中的“抓特务”》。有不妥处，望大家海涵。再次忠告：当特务，都没好下场。无论哪边的特务，都不要当。尤其是在如今这复杂而尴尬的环境中。

　

　　Google“顾晓军”，见“‘韩寒’这个韩仁均+路金波的笔名难道不是已经死了吗？挺韩文化人有几个出来道歉？王丹和余杰至今挺僵尸‘韩寒’”。

　

　　打开一看，居然是网页，还有“王丹的确不抓民运中的伪类或杂货或特务，其原因：他本人就是其中一员。王丹20万美金（40万美金）去想，已经不需法院判。因为已经自认了。曾宏的三万之事经过法院了，结果你们应该知道”等。

　

　　如是，我想到写这文章（其实，“抓特务”是《中国民运》内定要写的）。或许，有人要问：前时，你不刚写了篇《海外民运百分之百是特务又如何？》吗？没错，“海外民运百分之百是特务又如何”，相当于毛泽东的“统一战线”，而“抓特务”，则相当于“延安整风”。

　

　　没有“统一战线”，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断然不可能取得成功。而没有“延安整风”一类的内部整肃，“中国革命”怕也很难取得成功（除中共需统一思想外，军统打入中共内部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抓特务”与“又如何”是问题的两个方面。

　

　　王丹抓不抓特务，我就不说了，本着“又如何”的原则。至于王丹领不领情，则在于他、而不在于我。我做事、写文章，讲真诚、讲把道理说透。其实，做到了真诚与把道理说透，对方未必不接受（前时说的封从德拉黑我，最近就已解封了）。

　

　　如今网上，“抓特务”最有名的，无疑是刘刚。但，我是“抓特务”的鼻祖（即，网友笑谈的“先帝”）。不信，有华夏黎民党、2011-3-29发表的《顾晓军老先生，这杨恒均要和你玩失踪，你怎么办？》为证，文章道：

　

　　“华夏黎民党很早就想写篇文章来感谢顾晓军老先生，就在顾老先生揭露杨恒均和李悔之之前，我们已经给李悔之发出了联系涵……幸亏顾老先生揭露得及时，避免了我们华夏黎民党过早暴露……顾老先生为我们党立了大功，我们在此表示万分的感谢”等。

　

　　近日，有推友贾思慜道：“顾大师 @guxiaojun812 有李悔之是特务的证据”。我正好搜索到：我于2011-2-27写的《冉云飞被李悔之钓鱼进了班房》，及石三生的《冉云飞被颠覆和李悔之有何关系？》。两篇文章，都在“顾晓军纪念馆”之中保存着。

　

　　于“抓特务”，我说几条原则：第一，在需要“抓特务”时，不存在“团结”问题（2011-1-29，我发表过《笑谈民主派内的“团结”问题》）。那么，什么是“需要抓特务时”呢？这里的“需要”，就是当你认为是特务的人、在你认为他危害中国民运大计时，即可“抓特务”。

　

　　那么，“你”是谁呢？这里的“你”，指自愿参与中国民运的任何一个人。也就是说，谁都可以“抓特务”。因为，民主运动是民众自主参与的运动。谁，都可以参与，也随时可参与或退出，且可以自己委以重任。这是第二条原则。

　

　　“自己委以重任”，就是觉得能当什么，就可以自称是什么。反之，你认为是特务，你就可以“抓特务”。至于对不对，则让你的分析说话，大家不傻。而如果没有分析，只是感觉，最好还是不要乱说。这是第三条原则。

　

　　第四条原则，“抓特务”当出于公心，出于你的长期观察，出于你的独到的分析，出于你认为他正在危害中国民运（如韩寒，搞“素质论”；如杨恒均，鼓励对专制“宽容”）。而绝不能出于私心，把“抓特务”当武器，相互残杀（“延安整风”虽有必要，但确实是扩大化了）。

　

　　如上面提到的“顾晓军纪念馆”，是“先帝”我较早遭遇的一次危急关头，王晓阳（如今的“王思想”）领着“老郭学徒”等发起而成立，并维护着。后来，大家在“谁启动政改就支持谁”中分道扬镳了。分道扬镳是政见不合，而不相互“抓特务”则是良知。

　

　　第五条原则，抓大放小。比如，抓了杨恒均（见顾晓军2011-2-8的《杨恒均的卧底、线人身份之简析》等），李悔之等则可忽略。当初的《冉云飞被李悔之钓鱼进了班房》，是在“茉莉花”初期，非常有必要；而如今，则完全可以放人家一马了。

　

　　基督徒陆东曾发推跟我说，顾大师你这么认真、叫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人怎么混（大意，原推文已被他删了。他有删推文的习惯）。我以为陆东说的有道理。海外民运，只要真心向着民主，特困难时骗点党的钱花花、是可以原谅的。

　

　　“抓特务”的原则，我随手写了五条。这样的原则，还可以添一些，大家可以跟帖。中国民运，是中国民众参与的民主运动，她既不是我顾晓军的，也不是刘晓波、王丹、王军涛的；因此，民运中的、无论大事小事，大家都可以参与，尤其是这种定原则的事、更是应该参与的人越多越好。

　

　　“抓特务”是大好事。“抓特务”，不仅可以让大家看清周围的人，让真特务多多少少有些收敛，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抓特务”，可以使参与“抓特务”的人、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识别的能力。所以，也可以说，“抓特务”不仅仅是抓特务，更是抓自己——认识的提升。

　

　　当然，“抓特务”最好不要搞成“专业”。如刘刚，打开他的博客，主要两类文章：一、回忆“六四”；二、“抓特务”。如是，岂不一生只做两件事？而如此专职，会不会让人怀疑蓄意搞乱民运呢？我相信刘刚。但专职“抓特务”，至少是不利于提高自己。

　

　　总之，“抓特务”要做，但不要扩大化。纯洁队伍，是“革命党人”的想法与做法，不属于民运。再说，水至清则无鱼，是不是这理？其实，这道理又何尝不适合“反腐败”呢？

　

　

　　　　　　　　　　　　　　顾晓军 2017-9-29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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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运中的“谋略战”

中国民运中的“谋略战”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三十

　

　

　　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在所有的战争的形式中，“谋略战”是第一位的。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在争取中国民主的运动的“战争”中，亦是如此。

　

　　如若不信，只需看看：世界上的、任何一支现代军队，大多设有自己的参谋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像样的政党，也无一例外、拥有自己的智囊团。这些参谋部或智囊团，就是用来谋划自己的集团的行动、保障这些行动的正确的。

　

　　如果你感到以上的阐述、过于抽象，那么，我可以将谋略与谋略作比较，分出三等，分出上、中、下。在以下的比较中，我选择的例子、都是大家熟悉的、我在“热点战”中提到过的、刘刚大师的“茉莉花”、“离间习王”和“我给刘刚献一策”。

　

　　我给大家分析过，“茉莉花”是失败的案例。其失败，在于“茉莉花”之后——从面上看，网络言论的自由度、每况愈下，“散步”、更是没有可能了。而从个体看，我以冉云飞为例——“茉莉花”之前，冉云飞是民运的活跃人士，且是体制内一省刊的主编。

　

　　而“茉莉花”，却使冉云飞被抓。放出来之后呢，冉云飞不再活跃了，其主编也丢掉了。主编丢掉了，是冉云飞个人的事，但于中国民运则是损失——因冉云飞当主编时的刊物，肯定比接任者当主编的刊物，更加宽松、更有利于揭露专制、也更有利于推进中国走向民主。

　

　　因此，看起来轰轰烈烈的“茉莉花”，在“谋略战”之中，实际上、是个下策。因为，“茉莉花”只考虑到发动、是否能发动起来，而没有考虑到结果、结果是否对中国走向民主有利、有多大的利及利与弊的衡量等等。

　

　　而在“茉莉花”之后，刘刚于四年前策划的“离间习王”，则比“茉莉花”有了进步。因为，“离间习王”不需要民主派出人出力，只需将计策抛出、让“老领导”运用于对付“新领导”中。只要“老领导”用了，自然就有百分之五十的胜算了。

　

　　为何说百分之五十的胜算、而不是百分之百呢？因“老领导”用了“离间习王”之计，还得看“新领导”中不中计——不中计，连百分之五十的胜算都没有；而中计，得依赖于“以腐反腐”的证据。这还只是第一个“百分之五十”。

　

　　第二个“百分之五十”，是即使有证据，还得看处理不处理。而处理与不处理，是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没有百分之百的胜算可言。因此，说有百分之五十的胜算，是设计之本身不含百分之百的胜算。尽管如此，刘刚还是进步了。因此，“离间习王”、可称之为中策。

　

　　在“热点战”中，“我给刘刚献一策”说的是“当借鉴罗宇促习近平转向民主、而促郭文贵及‘老领导’转向民主，要暗示、让郭文贵及‘老领导’懂得：他们公开转向民主，是比‘离间习王’、更大的将一军”。这样的设计，只要“老领导”用了，就有了百分之百的胜算，可谓上策。

　

　　因此，从现在的局势看，“离间习王”已失败。那么，“老领导”要胜“新领导”，就只有再将一军。而再将一军，在媒体上放些烟幕弹、是无胜算可能的。想要胜算，只有一招——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因中国民主了，“新领导”就没有优势了、“老领导”也没有劣势可言。

　

　　再，于专制体制中，财产是受权力保护的；没有了权力，任何人都不好说、那财产就是你的。而如果“老领导”因推动中国走向民主、且有功，那么，过去的“闷声发大财”就可能得到谅解、既往不咎。中国民主后，财产既可享用，亦可作东山再起的资本。

　

　　而于“新领导”，也不是一被将军、就必定输了。只要有魄力，接过罗宇的促民主，一个变换旗号、奔民主，就仍然控制着制高点。而什么在反腐中得罪的人等等，也都不存在了；因，中国民主了，反腐什么的，那都是前朝的事，是不是这样？

　

　　于中国民主派，则更不用说，是最大的受益者。总之，“我给刘刚献一策”，是“新领导”、“老领导”、民主派，三得利、三赢。这样的设计，自然可谓之上策。

　

　　那么，有没有人会输呢？会有人输的。因，任何变革，都会有人输；输者，是输在思维没跟上、输给了时代。而抛弃时代的落伍者，这样的设计、不算不道德。因，即使你不设计，时代也会前进，也会有人跟不上而输。

　

　　或有人会以为我恰好遇到这几例、以为不过是巧说。那就请看《中国民运中的“热点战”》。在“热点战”中，我展开了“打倒鲁迅”的设计（这里不再展开）。但没说的，可说一说：其实“打倒鲁迅”比“我给刘刚献一策”还高明。因“献一策”受制于“老领导”用不用，而“打倒鲁迅”则不受限制。

　

　　因，“打倒鲁迅”的设计是隐晦的、含蓄的，在启动“打倒鲁迅”之初始，中共不可能看出什么毛病。而鲁迅，又是中共树的大红人，具有天然的轰动效应。此外，即使中共不接招，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接招；而只要有人接招，受损的便是中共。

　

　　最重要的，则是在“打倒鲁迅”那时，中共还没有想出“封杀”之招。“谋略战”，就是思人未思、谋人未谋，就是走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人的思维的最前面。只有思人未思、谋人未谋，才能设计出单一的走向的、接不接招都一样的“谋略战”中的胜算。

　

　　也就是说，在你设计之始，应该设计出一个——由你决定的、单一的走向、接不接招都一样的谋略。或许，有人会说太难。其实这样的谋划并不难。难的，是谋划者是不是站得高、看得远，于大处着想、于大处着手。也就是说，看谋划者自身、有没有谋划大谋略之能力。

　

　　若有人还不服，可看看我信手写来的《谋略》。而《谋略》，不过千余字，便一招套一招；仅“套刘刚做弟子”这一招，就有无数用意。大家能想到的、就不说了，我只说——“套刘刚做弟子”，其实是为了中国民运的人才的提升。

　

　　很多参与“六四”的人，以参与过“六四”为骄傲。是我输出——“六四”，其实是一场失败。中国民运之所以没有长进，原因有很多，而其中有一条是——很多人躺在“六四”上、不思进取。如今是什么时代？不思进取，哪还有你混的？“套刘刚做弟子”，就是让刘刚痛、促其思考。

　

　　刘刚的“失踪”、“在山上修炼”等，又何尝不是被我触动了呢？刘刚能动，其他人未必就无动于衷吧？其实，刘刚是最有希望成“设计大师”的。刘刚有接触我、接触华尔街怪人、贝尔怪人及“六四”经历，只要能潜心好好地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怕也不是啥难事。

　

　　 此外，刘刚爱以军师、诸葛自诩（“郭文贵爆料”中，即如是）。其实，诸葛孔明也罢、孙子兵法也罢、“三十六计”也罢，都是设计、待你中计；而我，已将谋略推向更高的境界——“单一的走向”、“接不接招都一样”等等了。

　

　　过去有句话，叫“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或许，这是错误的。但，胸无大志，不敢想、不去思考，怕也是不会有出息吧？人的思维的开发，应该是没有穷尽的。或许，我们自认为高深的东西，不过是只触及到了未来的一个边。“谋略战”，又何尝不是呢？

　

　　中国民运中的“谋略战”，其实是场旷日持久的、接力的——人才的战争，思路新颖、别致的战争，思维大大超前的战争，思人未思、想人未想、谋人未谋的谋略之战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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