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运中的“理论战”（重写）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七十
今，重写“中国民运中的‘理论战’”。《中国民运中的“理论战”》，当至少有——“两个面对”、“五个主要对象”与“三大创新”。
“两个面对”：第一个面对，是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开展中，中国民运必然要面对的对手——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第二个面对，则是中国民运的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错误的思想与理论，如中共乔装打扮后塞到民运队伍中来“素质论”及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等。
而“五个主要对象”：第一个主要对象，是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第二个主要对象，是“素质论”等。第三个主要对象，是“我没有敌人”。第四个主要对象，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第五个主要对象，则是“见好就收”等。
在《中国民运中的“理论战”》的首稿之中，我有这样的记述：“‘打倒鲁迅’后，我陷入种迷茫与彷徨，沉思了很久；最终打出了‘顾晓军主义’的旗号，开始批马克思，写出了《原始共产主义的谎言》、《科学共产主义的梦呓》等”。
《原始共产主义的谎言》与《科学共产主义的梦呓》，均写于2008年的岁末与2009年的岁首。首稿中还记述：“我记得：当时在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等上都有论战，有体制内的学者参与（但，不全都站在我的对立面）”等。今天，我已找到了部分佐证。
我2009年1月4日与5日的《对批判的反批判》、《马克思主义信徒与莫名其妙》，就是针对人民网强国论坛深水区的网友们对我的批判的反批判，同时也记录下了批判我的文章《顾晓军不应当歪曲了科学共产主义再否定它》、《驳斥伪作家顾晓军的“顾晓军主义”》等。
2009年12月，我又相继发表了批判与反讽毛泽东的《平心而论“人民民主专政”的错误》、《笔杆子里面出政权》。在这之后，我还发表了《毛泽东思想确实过时了 兼说毛新宇》、《为什么说毛泽东思想确实过时了》、《毛泽东一生建立了两个政权》、《为人民服务是政治殉道》等。
2010年6月初，我再相继发表了《一批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二批邓小平：发展不是硬道理》、《三批邓小平：邓式改革是誓与人民为敌》等，并引爆网络、震撼华人圈。海外媒体的报道有：新唐人《中国网路论坛公开批判邓小平思想》、希望之声《中国网路论坛公开批判邓小平引发热议》。
于“第一个面对”及“第一个主要对象”，我参与的其他理论战还有《“三个代表”，是扯淡、是坑蒙拐骗！》、《批判张木生》等。而中国民运方面的主要论战文章有《马克思的成魔之路》、《九评共产党》等及“阿波罗网盖棺论定江泽民征文”等。
“第二个面对”及“第二个主要对象”，是中共根据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导出的“素质论”。“素质论”宣扬：中国人的素质差，在中国搞民主不合时宜，至少为时尚早；待国人的素质提高了，民主就自然会到来。如是，海内外泛滥着各种责骂国人的言论。
我发起的对“素质论”的批判，最早源于“打倒鲁迅”。2007年9月，我相继发表了《民众是供我们爱的，而不是供我们去骂的》、《鲁迅先生私塾式教化民众法可以休矣》等。2009年，我开始“揭露韩寒”；2010年，又开始“抓特务（杨恒均）”。
针对韩寒、杨恒均等，我都较早地抓住了他们的“你是否像鞭炮一样一点就着？一点就着的下场就是炮灰”、“不要上街破坏自己生活环境下面的秩序”等，抓住他们宣扬的民主是远景民主，指出民主完全可以现在时。
台湾的龙应台也说过“其实民主是个不断发展、需要持续演习的过程”。因此，素质高不高都可以实践民主。有问题，可以在实践中解决。不实践，则没有可能解决。即便素质高了，也会有素质高时的问题。所以，“素质论”、等待国人的素质提高，是延缓中国民主的毒计。
“第二个面对”及“第三个主要对象”，是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 “我没有敌人”在理论上是绝对说不通的，因为你有没有敌人不由你说了算，而在于有没有人把你视作敌人；如果有，你就有敌人。你再说“我没有敌人”也没有用。
我批判“我没有敌人”，是2011-12-7的《刘晓波思想批判：我没有敌人》。曹长青的《撕裂的刘晓波》，发表于2011-02-23；但，我刚刚查看了“关于‘四君子绝食’和‘我没有敌人’”的部分，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另，三妹对“我没有敌人”也有批判。
其实，对“我没有敌人”的批判，是广泛的。石三生有，“顾粉团”有，推特上就更多。遇罗锦及民运人士的“刘无敌”的泛称，其实就是对“我没有敌人”的批判。但，真正瓦解“我没有敌人”的，只怕还是我的《中国民运》书中的一批文章。
“第二个面对”及“第四个主要对象”，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最近，我在《平民主义民主是中国民运的方向》等文章中，对虎啸山庄的“‘和理非’之分歧争议，多為定义不确定……包括民眾的武力‘正当防卫’暴力，是非法。暴力革命，是流氓造反，打江山坐江山”等给予了批判。
曹长青在《撕裂的刘晓波》的第三章中说：“甘地和马丁路德金能成，完全是由于面对民主政府”、“刘晓波多次撰文强调，‘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问题是：谁仇恨？谁暴力？谁在毒化谁？”
刘晓波的死，又引发了“和理非”的大讨论。王军涛说“和平理性非暴力没错，无论怎样都恪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也很高尚”，魏京生说“中国人有权暴力革命！和平理性非暴力都是五毛”。我以为：“和平理性非暴力”，就是画地为牢、捆住民众的手脚。
我不支持暴力革命，但我同时认为：谁也没有权利说不许暴力革命。你认为“和理非”高尚，你就把“和理非”当作你的座右铭。但，你不能用“和理非”来要求别人。因为，“和理非”是“高尚”者选择的道德，而不是社会人必须遵守的法。道德与法，不在同一层面上。
“第二个面对”及“第五个主要对象”，是“见好就收”等。“见好就收”是胡平在香港“占中”时发表的高论。曹长青就此发表了《胡平的“见好就收”错在哪里？》。我不想参与胡曹之争，更不想介入“占中”。我只想说，不同人有不同标准。
因此，“见好就收”无法成为中国民运的理论。此外，徐水良的“新人本主义”和“意识科学理论”，主要是对马列主义的批判，对中国民运没有推进的意义。而刘刚常说的“超限战”，是指中共在用“超限战”理论。“超限战”理论，是中共的少将乔良与他的同事发明的，而不是刘刚的。
在介绍了中国民运中的“理论战”及其“两个面对”与“五个主要对象”和大致的理论战的过程后，再说批评家与理论家的区别、就应该容易懂了——对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素质论”、“我没有敌人”、“和平理性非暴力”、“见好就收”等的理论战都是批判、而非建立新理论。
批判，属评论，归时评家类；而不是理论家。因此，赵岩说的“曹长青才是海外民运真正第一理论、政论家”中的“理论家”是错的（“政论家”没有问题）。而胡平的“见好就收”与徐水良的“新人本主义”和“意识科学理论”算创建理论，可称“理论家”。
但，“理论家”也有好孬。“见好就收”没有可操作性，“新人本主义”和“意识科学理论”对中国民运没有推进作用，那么，胡平与徐水良，就只能算有理论水平；即便要称“理论家”，也没有对中国民运有指导意义、且可操作的思想与理论。
而我的《大脑革命》（可“启蒙精英”）、《公正第一》（可聚集基本盘）、《平民主义民主》（指明了方向），是实用的，可谓“中国民运中的‘理论战’”中“三大创新”（这里就不再展开，本书开篇几篇文章都已介绍了）。
中国民运中的“理论战”，是针对各种阻碍民运发展的理论作战。中国民运的理论，是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实践中，抓住社会主要矛盾与本质、抓住典型事件与特例，经过概括与提高，形成的大家一看便知、一想便懂的能够指导民运发展、推动民运走向成功的思想与理论。
顾晓军 2017-11-8 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