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运中的“三个依靠”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八十八
本书的首篇是《社会不公是实践中国民运的良机》。该篇重在介绍专制制造了大量社会不公、及独裁造成不公的必然性。最好的皇帝，都不如最差的民主政府。
最好的皇帝都不如最差的民主政府，是因社会在升级。其实，民主社会也在不经意间升级；未来的民主社会，会是主张“公正第一”、“公众以为正、方为正”的“平民主义民主”社会。那么，铲除专制及等级制等所造成的种种的社会不公、将由谁来实现呢？
由专制及等级制等所造成的种种的社会不公的受害者、具有士族精神的知识分子、天性渴望自由的普通民众，来实现。换言之：遭遇不公的受害者是先锋队，具有士族精神的知识分子是中坚力量，渴望自由的普通民众是基本群众。而我，不过是这一思想与理论的奠基人。
在专制社会中，因专制及等级的压迫，可以说每时每刻都在制造不公。而这样那样的种种不公的受害者，一般来说都是平头百姓。有的人，被掠夺财产；有的人，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且大多都是告无处可告，喊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
这样的平头百姓、这样的专制制造的不公的受害者，难道不是“苦大仇深”、难道不是最痛恨专制社会的群体？因此，启发他们追求民主、把他们纳入中国民主运动的洪流、让他们组成民主大军的先锋队，是顺理成章。
除了融入，要让他们明白：当民主到来、中国实现民主时，专制所造成的种种不公将会被废除。民主社会，是个公正的、票选的社会。“平民主义民主”社会，更是“公正第一”、“公众以为正、方为正”的、用良知“票选”的社会。
用“公正第一”、“公众以为正、方为正”铲除社会不公，是我们的思想与论理武器，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锋队手中的开山斧。我们要像共产党人当年挖掘“剩余价值”一样、挖掘“公正第一”，我们要像共产党人当年宣传消灭剥削一样、宣传铲除社会不公。
要让维权“明星”懂得：专制给予你的，是特权——你进一小步，于社会是退一大步；而社会进一小步，于每个人都是进一大步。同时让他们明白：不要硬拼、不要进去，要自由、要自力更生、要聚集力量（因为专制每时每刻都在制造不公、都在为遭遇不公者输送盟友）。
有了先锋队，接下来就是中坚力量了。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士族，中国民运的依靠》。说的是，中国人有“耕读”文化、有“读书人”的传统。这些“读书人”，既有知识，又有良知，还具有一种大无畏的士族精神。
二十八年前，为什么会有学运、为什么会“六四”？就是因为学子们的眼睛里容不下沙子、容不下腐败。这，是“耕读”文化在现代的传承，是“读书人”的生生不灭的“秀才造反”，也是“士族精神”在社会转型中的发扬光大。
中国知识分子，是压不垮的。从焚书坑儒、到反右，知识分子会蛰伏，但绝不会倒下（其实，中共的第一代精英、不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只可惜他们误入迷途）。如今有“义务教育”，整个社会大多都是知识分子、都是身处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
小粉红是知识分子，“郭粉”是知识分子，连五毛、毛左都是知识分子。我们不要歧视他们，要做工作、分头做、做细致的说服工作。对小粉红，要教会他们思考；对“郭粉”，要教会他们文明；对五毛，要启发他们的良知；对毛左，要利用他们的正义感。
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优点。发现“对手”的优点、肯定他，是做转化工作的第一步。做好了各类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的工作，中国民运就有了中坚、有了梯队、有了帮手……有了“敌后武工队”。中国民运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就看是否能够把知识分子牢牢地抓在手中。
有了先锋队、有了中坚力量，最后就自然是普通民众。于普通民众，不一定要去专门做工作，但，一定不能用“素质论”等等去伤害他们，不能把他们推到专制的一边去。于此，我们要清醒：我们不是啥精英，我们不过是奠基中国民主大厦的混凝土、是那混凝土中的一块石头或一粒沙子。
或许有的人已习惯甚至喜欢被管起来的生活，不被管反而不知道该咋过日子。但，自由是人的天性。只要我们不居高临下，不歧视、甚至敌对，他们早晚会明白：公正、民主、自由的生活，才是正常人的生活。野化大熊猫的训练，不也需要过程？
总之，遭遇不公的人群、知识分子、普通民众，是中国民主运动中的依靠对象。王丹的、中国民运靠年轻一代，是句空话——是没有研究、没有分析的想当然；既没有思想，也没有理论基点，还不如毛泽东的“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三个依靠”，是中国民运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换言之：中国民主运动中的思想、理论、战略、路线及决策等，都要以“三个依靠”为基准，都要关照到遭遇不公的人群、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在乎他们的感受。
中国民运只要抓住了“三个依靠”，紧扣遭遇不公的人群、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基本盘，就没有不成功的道理。中国的民主社会，是他们的；中国实现民主的过程，也应该最大限度地吸引他们来参与。还是这话：我们不过是奠基未来民主大厦下的一粒沙。
顾晓军 2017-11-23 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