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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中年迷惘後發現的十三件事
顧曉軍：为转发此文，我刚写了篇短文〈我眼中的龙应台〉。
019-02-10 訊】作者：龍應台
1素書樓
今天來到錢穆先生所創立的新亞書院，不得不想起與錢先生有交集的一個微小但是獨特的“當事人”關聯。1999年秋天，我踏進台北市政府大樓，第一次擔任公職。大概三個月後就去視察兩個老房子——外雙溪錢穆先生的素書樓和陽明山林語堂先生的故居。
林語堂故居，是個非常美麗的有點地中海色彩的三合院，但是年久失修，我看到時就是個灰撲撲的房子，被當做一個沒人去的閱覽室，白蟻蛀蝕得厲害。
素書樓則是地盤下陷得非常嚴重。庭院裏錢夫人手植的草木依舊，小鳥在草地上蹦跳；從前錢先生與眾人講學的小客廳，書桌還在，但是牆壁空白了，留下當初掛過書畫的痕跡。
兩棟灰敗寂寥的老房子，曾經象徵民國時期的文化風範，在台灣“本土化”政治的大浪起伏裏，兩個人物退到社會記憶的邊緣，兩棟房子也荒涼了。
這種選擇式的遺忘，特別嗎？其實一點也不。在我1950年代開始的求學過程裏，整個三十年代的中國左翼文學在台灣是消失的，以至於我要到1975年到美國之後才開始接觸到沈從文和魯迅的文字。而整個台灣本地在日本統治時期或者更早的文學，更是“屍骨不存”，好像在1949年國民政府來台之前，台灣沒有人讀書識字。
然而到我擔任文化局長的1999年，本土學已經從谷底翻身，變成“正確”的顯學，而代表民國文化的錢穆和林語堂就靠邊站了。所以我知道，政治是颱風裏的漂流木，隨著浪潮翻滾，而歷史，尤其是文化史，卻是大江大河，水要靜，流要深，我必須為長遠的台灣留下這兩棟寶貴的房子，房子是時代的目擊者，有溫度的。
我有兩個步驟，首先是取得了當時的市長馬英九的支持，把這兩棟房子的管轄權劃給文化局，然後編了2000萬（新台幣）的整修預算，訂了修復計劃。也果然如預料，預算送到議會審查的時候，反對黨的議員猛烈抨擊，主要論點是，你怎麼可以用“台灣人”的錢去修“中國人”的房子。
在台灣的民主發展裏，質詢慣常的是以侮辱官員的方式進行。但是為了獲得這筆預算，你可以說我甘之如飴。短短的時間內我已經發現，政治，就是公眾利益的“交換”遊戲，一種進退折衝的行為藝術。在這門藝術裏，軟弱的退縮、沒有目標的忍讓，或是根本缺乏謀略，可能招來“踐踏”，使你的理想和主張完全落空；若是過度激進，圖一時之快或是只知“進”而不知“退”，結局多半是失去主流社會的支持，成為憤怒孤鳥。
我用受辱和忍耐換得2000萬，素書樓和林語堂故居得到完整的修復。當時受屈辱時，固然覺得難以忍受，但是事成之後就是雲淡風輕。何況，我所承受的，和錢先生在九十五歲的高齡、眼睛已經瞎了、被迫遷出素書樓、三個月後過世，整個過程裏所受的糟蹋，無法相比吧。（錢先生是在台北市議員，包括當時的陳水扁，指控他“侵佔市產”之後，憤而遷出的。）
2鄉村師生
1990年錢先生遷出素書樓，我們看見的是一個出生在十九世紀末的讀書人，走到二十世紀末，如何被翻轉的時代粗暴地對待。基本上是新時代的政治人物把新時代的價值當作磚塊，拿在手裡，來打擊舊時代的讀書人；我相信錢穆一定深深記得他所經歷過的各個時代，他看過太多次價值的翻轉了，在價值不斷翻轉中去努力留住一個不變的核心，也正是新亞書院的起源。
錢先生十三歲在無錫盪口鎮的果育小學受教，那個時代的社會是怎麼看待讀書人的呢？
他很尊敬、很懷念的一個老師，叫華倩朔，每個星期趁小舟在蘇州和盪口鎮之間往返。從蘇州回到盪口鎮的時候，老師的小船會穿過整個小鎮。“是日下午四五時，鎮人沿岸觀視，儼如神仙之自天而降。”
那是1908年的中國，和平無事時鄉村一個鏡頭。
1944年，戰爭到最後關頭，蔣介石號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激勵學生上戰場。當時作家王鼎鈞先生不到二十歲，和大批流亡學生一起搶著報名。
國家立刻發給從軍的學生每人法幣一萬元。法幣一萬元是個什麼概念？是他們的同在流亡中的老師，十五個月的薪水。
青年學生覺得“國家的未來全在於我”了，一夜之間意氣風發，行為也馬上改變。抗戰時期的流亡學校都在鄉下，師生常常來來去去在田埂上相遇。“平素都是學生禮讓先生，這一次，從軍的學生把一位老師推到水溝裏去了……這天在街市中心遇見事務處的一個職員，學生攔住他，問他某一件事情辦好了沒有。他說還沒辦，太忙了，學生上前給他一個耳光。”
那是1944年的中國，時局混亂時鄉村一個鏡頭。
3我的青春
我十三歲的時候－－那已是1965了，在台灣的鄉下讀書。校長說，“你的國語說得那麼棒啊”，就指派我每天升旗典禮時上司令台對6000個師生“恭讀總統訓詞”。
上了大學，大概是同一個原因，被指派代表一群大學生站到隊伍前面帶領呼口號：“大學生支持總統副總統連任”－那是蔣氏父子第五度的連任。
你若是問我：你帶頭呼口號的時候有沒有思考，你贊不贊成他們連任啊？
我會說，完全沒思考。放眼望去，沒看見任何反對的人、沒聽見任何反對的聲音，整個包圍我、籠罩我的社會氛圍都是那麼和諧的啊。我只聽見大人們和顏悅色地說我“聲音那麼好聽”、“國語那麼標準……”
我們穿著軍人一樣的學生制服，在每一個禮拜的周會裡，除了對總理遺像行三鞠躬禮之外，我們合聲朗誦“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還要集體背誦“青年守則十二條＂――你們說得出來是哪些嗎？
如果一個老師在課堂上突然沒頭沒腦地問，“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整班學生可能都會像順口溜一樣脫口而出說：
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
那是蔣公的語錄。馬路上隨便攔下一個大學生，問他“你為什麼讀書”，他很可能不假思索地回答你：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4思想換血
你說，這都是蔣介石的黨化教育嗎？我認為不那麼簡單。蔣介石的黨化教育裏深深滲透了儒家思想，尤其是王陽明的心學，好像奶油和面揉在了一起。而我們這代人身上大量的儒家思想灌溉，也並非國民黨教育所專有。
我最近重讀福澤諭吉的傳記，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9世紀的日本是如何深深地“浸泡”在儒家思想的釀缸裏。福澤諭吉小時候，有一天他哥哥問他長大以後要做什麼，諭吉說，“要成為日本的大富翁，想怎麼花錢就怎麼花。”哥哥聽了把他臭罵一頓。於是諭吉就反問哥哥長大以後要做什麼。
哥哥很嚴肅地用一句話回答：“終身謹守孝悌忠信。”哥哥引用的是儒家經典。
一般人對“民主化”的認識，停留在表面上的大動作，譬如搖旗吶喊的選舉，譬如火爆的示威、靜坐、萬人遊行等等。其實民主化的過程裏，有很多表面上看不出來的事情在發生，像流在地底下的河，其中之一就是“思想換血”－－從黨國統治的大虛構、大敘述裏設法釐清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什麼是神話，什麼是歷史。也就是說，你試著把面和奶油分開來理解。
這個過程，當然也發生在後殖民的社會裡。殖民者究竟灌輸了你多少虛構的世界觀、國家觀、奇怪的“愛國”主義，解放之後，你會設法一一去梳理。
把面和油分開，這談何容易，更何況，在民主過程裏，因為自由發抒的空間突然變得巨大而人本身的理性素養暫時還不夠厚實，結果我們花大量的時間在彼此爭吵，相互攻擊，醜化對方。我們往往花百分之七十的時間在製造“虛議題”單單為了引發爭議，剩下百分之三十的時間在面對真正重大的議題做冷靜思考和深度討論。
“思想換血”因此進行得非常緩慢。
5全拉下來了
我們這一代人最特殊的際遇就是，在我們還來不及梳理清楚什麼是糟粕，什麼是精華，什麼該去、什麼該留、什麼該捧在手裡像“對待瓷器一樣的萬分珍惜”的時候，這個梳理本身已經變得彷彿沒有意義，因為全球化和網路化的時代突然之間已經像海嘯一般逼到了你的書房門口。我們突然發現：腳底踩的，只有不斷移動的流沙，沒有堅定的陸地。
全球化和網路化瓦解了我們這代人以及我們之前的不知幾代人的價值基座。
從前有很多的價值建立在有“門檻”這個前提上。
譬如獲得知識，要有能、或有錢、或有身分作為門檻；網路卸下了門檻，人人可以獲得知識，於是啟蒙者的社會角色不見了。人人都掌握某塊的知識，庶民變成網民，網民與精英平等，啟蒙者變成笑話。
譬如發揮影響，要有平台、或有權力、或有長年累積的實力作為門檻；網路拿走了門檻，人人都有機會搭建自己的平台。取得權力這件事，不一定需要長年的實力累積，只需要一點恰恰好的個人魅力，於是意見領袖的地位被拉平了。“網紅”和意見領袖平起平坐。
譬如行使權力，要依靠知識、或智慧、或技術、或能力的或多或少的壟斷，可是全球化把“國家”這個權力機制給繳械了，網路化把總統、國會、政府、法院、學校、媒體、大企業、教派，名教授、大知識分子，所有曾經掌握實際權力或者話語權力的精英及精英體制，都給扯下了寶座。
6四顧茫然
也就是說，一個大浪打來，還沒站穩，下一個更大的浪頭已經壓過來把你打倒在地。從威權到民主的思想梳理工作還沒做完，全球化和網路科技已經把你正在做的課題給“掏空”了。你發現，在這個大浪潮時代裏，錢穆和林語堂－－都像外星人了。
說得也許誇張一點，在這個“變局”裏，別說年輕一代不讀“經典作品了，他根本不讀整本“書”了；他不相信理想主義了，不信任宏大敘述了，不接受“嚴肅”或“認真”作為一種人生態度了，不承認這世界上還有“神聖不可侵犯”的符號了，心目中沒有英雄了。對於上一代人的信仰覺得不屑了，“為生民立命，為天地立心”，變成可笑了，“娛樂至上”或者“娛樂至死”可以是一個理直氣壯的生活方式了。
20世紀知識分子的“孤傲”的姿態、“凜然”的語氣，或著不屑流俗的神情，都變成可以用表情包去嘲弄、用“高大上”三個字就將之打趴在地的“不可承受的輕”了。
於是我們看見，川普當選以後，美國的知識分子想破頭的問題是“大眾為什麼走向反智”，歐洲的精英在自己問自己：“自由主義究竟在哪一個關口走錯了”，而早在川普橫空出世之前，他們已經焦慮地喊出“權力的終結”、”國家的失靈”、”信任的瓦解”……
不論是政治的、商業的、宗教的、文化的精英或“領袖”，突然之間發現自己走在大街上，街上很熱鬧但是自己很孤獨，四顧茫然，不知道自己和群眾的關係是什麼，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裡。
7價值革命，“流亡”
這是一個文化的價值革命。價值革命，必然造成流亡，任何的改朝換代都造成知識分子的”流亡”，有的是用腳出走，有的是精神流亡。但是這一次，並沒有改朝換代，卻是文化的價值革命。
我有一個非常”不倫不類”的聯想。
奧地利猶太裔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二戰期間流亡到倫敦。他的流亡開始得比大多數歐洲猶太知識分子早，因為他在希特勒竄起初期就認為災難來臨。於是早到倫敦的他，就眼看著一批一批的知識分子流亡到倫敦，越晚來的越狼狽。他所接觸到的，都是作家、音樂家、畫家、學者、大企業家、銀行家……
他這樣描述這些落難倫敦街頭的舊時精英：
我們在一座陌生的城市裡，在一個陌生的國家，最先去的地方不再和以前一樣是博物館、大自然，而是領事館、警察局，為的是去取一份居留許可證明。以前，朋友們坐在一起時，常常是討論波特萊爾的詩或熱烈地討論一些問題，而現在，我們突然發現自己討論的都是被盤問的情況、許可證的問題……在近來十年，去結識一個領事館小小的女職員，要比和托斯卡尼尼或羅曼羅蘭結下友誼更加重要。
……無論何種形式的流亡，本身都不可避免地會導致一種失衡。人一旦失去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就會失卻尊嚴，變得越來越不自信，越來越沒有把握。
這個聯想”不倫不類”，是因為，二十一世紀全球化和網路科技所帶來的“革命”，它的“掌權者”完全不是茨威格所面對的國家權威和政治壓迫，而恰恰是一個跟它完全相反的東西：它是流動的、碎片化的、顛覆正統的、崩壞結構的、溶解並且腐蝕信任的一種巨大力量。
然而，我的聯想也並非完全的“不倫不類”，因為茨威格的流亡處境使得波特萊爾、托斯卡尼尼和羅曼羅蘭所代表的價值“哐”一下跌在地上摔成碎片，就如同今天被視為“精英”或“古典”或“傳統”的價值。知識分子的心靈“流離失語”－－在流動的新秩序中找不到自己的立足點－－在抽象的意義上，和茨威格的處境，是類似的。
8十三件事
講到這裡，你應該已經發現，我好像給錯了題目，”青春迷惘後發現的十三件事”，應該是”中年迷惘後發現的十三件事”。年輕人固然迷惘，你走到中年的迷惘，更複雜。
假設時間是一條流動的大河，今天的你們站在大河上遊，我站在下遊，已經走過中間的夾岸桃花也看過漩渦深處的黑洞；你們有一天會走到我今天的位置，那時我已不在，就如同當我走向素書樓去修復它的時候，錢先生早已不在。
可是在中年迷惘之後，我覺得我比從前更有能力理解錢穆。所以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十三件事，很可能也要等你們親身經歷時代性的迷惘之後，才明白；所以今天就姑且聽聽吧。我會比較多地提到錢穆先生，做為我從素書樓走到新亞書院對他的個人致敬。
好，青春迷惘後龍應台發現的十三件事：
一、不要跟第一個你愛上的人結婚。
但是不妨愛上你後來結婚的人。
二、隨時準備對讚美你的人說Thankyou,No.如果有人對你說，因為你特別棒，譬如聲音特別好聽、觀念特別正確、信仰特別純正，所以請你出來帶領呼口號。
說：Thank you,No.
三、學會玩，培養幾個終身的嗜好。否則，有一天你退休了或者工作被人工智慧拿走了，你就一無所有，是一口乾涸龜裂的池塘。世界上最窮的人，是一個不會玩、沒有嗜好的人。當你老的時候，就是一個最讓人不喜歡的孤獨老人，因為你像一支幹燥的掃把一樣，徹底無趣。
四、年輕時找幾個求知慾強的人結成終生摯友。
越老越難交朋友，越老求知慾越低，所以，結交幾個求知慾強大的摯友，只有”青春正好”的現在可能做到。
擔任過清華大學校長的羅家倫在就讀北大的時候，曾經描述一個大學生的寢室：”他房間裏住了四個同學，一個顧頡剛，靜心研究他的哲學和古史，對人非常謙恭；一個狄君武，專心研究他的詞章，有時唱唱崑曲；一個周烈，阿彌陀佛在研究他的佛經；一個就是大氣磅礴的傅孟真……在高談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
大家都說大學四年是人生的”黃金”四年。我年輕的時候以為，這指的是，我們終於有了談戀愛的自由。後來發現，我錯了，戀愛隨時可以談，到老都可以，但是，人生中唯一的自由時段，容許你義無反顧、赴湯蹈火、全身燃燒地瘋狂求知，就只有這四年。
這段時間一過，人生的種種責任像一條看不見的繩索，緊緊套住你，相信我，這一套就是一輩子。
五、一個人一株樹，把”孤獨靜處”當做給自己的獎賞。
錢穆教小學生寫作文，把學生帶到松林間的古墓群裏，要每一個學生選一株樹坐下來，然後開始孤獨地”靜”。
片刻之後，他問學生是否聽見頭上的風聲？學生說沒注意。他要他們再度靜聽。
過一會兒，他跟學生說，這裡上百株松樹，風穿松針而過，松針很細，又多空隙，”風過其間，其聲颯然，與他處不同，此謂松風。”
我喜歡看星星。不看星星的人以為，只有在特定的日子，譬如流星雨，才看得到流星。
事實上，任何一個晚上，你挑一片沒有光的草原，躺下來凝視天空，只要凝視得夠久，你就會發現，流星很多、很多，每天都有。
離開青春校園之後，你會踏上一條電扶梯，電扶梯有個名字叫做”努力”。這個電扶梯一直往前，不斷向上，沒有休息站，沒有迴轉站，沒有終點站。在名為”努力”的電扶梯上，你的心不斷地累積灰塵，努力和忙碌的灰塵，一層一層在不知不覺中厚厚地蓋住你青春時明亮如清水的那顆初心。
唯一可以除塵的時刻，就是你孤獨靜處的時刻。
流星其實一直在那裡，誰看得見、誰看不見，唯一的差別只在於：你有沒有為自己保留一片孤獨寧靜的田野。
六、華歆還是管寧，是有選項的。
在沒有聲音的時代裏，多做華歆；在聒噪喧嘩的時代裏，多做管寧。
1944年底蔣委員長發表”告知識青年書”，王鼎鈞和很多同學讀到文告，邊讀邊放聲大哭，眾人哭成一團，大家決定立刻投筆從戎。
那天其實是個正常上課的日子，他在外面和摩拳擦掌的同學奔走了一整天，然後”頭上冒著蒸汽”、熱血沸騰地回到教室。一進教室，他看見”冷冷清清、空空洞洞的教室裏有三個女生、兩個男生，伏在書桌上鴉雀無聲、文風不動。”
然後很快地，那些熱血學生因為意見分歧，開始分派，”造反派”和”保皇派”陷入激烈鬥爭、打架，打得昏天黑地。
六十年以後回顧歷史，王鼎鈞說，那段歲月，給自己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的，是那幾個”在騰騰殺氣中守著那方寸清凈，晨讀晚修，分秒不輟”的人。
1937年，北大文學院遷到湖南南嶽衡山。錢穆跟馮友蘭吵了一架。學校有兩個學生決定輟學去延安，學生開歡送會。馮友蘭致詞，對兩個學生倍加讚許。輪到錢穆致詞，他竟然對那兩個被馮友蘭大大讚美的學生不假辭色，反而勉勵那些留下來繼續讀書的學生，說，國家所需要的棟樑是“努力求知”而“未來有用”的人，現在沒有得到知識的青年根本不是”棟樑”。
回到宿舍之後，馮友蘭對錢穆說，勉勵學生讀書可以，但你不該責備那兩個熱血學生。錢穆反駁說，你怎麼可以又認同學生應該讀書，又讚美學生輟學去延安。這是模稜兩可，是非不分，“余決不以為然。”
熱情奔放，本來就是青春的特徵，當然是天經地義的，美好而值得愛惜，但是要發燒的時候，不妨先自澆一桶冰水，冷一片刻，再做決定。大家知道世說新語裏“管寧華歆”的故事。兩個人一塊讀書，外面一有風吹草動，華歆就跑出去看了，管寧跟他”割席”而讀。最後兩個都很有成就。
不是說不能做那個放下書本去湊熱鬧的華歆－－我自己就比較是個不專心的華歆吧，但是你至少得知道，這世界也存在”八方吹不動”的管寧一個選項。
七、為了“正義”，衝出去。
衝出去之前，先彎腰綁個鞋帶。
綁鞋帶的時候，你就有半分鐘可以想幾個問題：
“正義”和“慈悲”矛盾時，你怎麼辦？兩種“正義”抵觸時，你怎麼辦？
譬如在饑荒的時候，你看到一個骨瘦如柴的少年搶一個老婦人手裡的一小袋米，老婦人摔倒在地上悲傷地哭泣，而少年，因為飢餓，他的腿浮腫，幾乎站不住，全身發抖，也拿不住米袋。
逮捕那個少年是不是正義呢？
譬如你旅遊時當街被搶了一百塊錢；你可以指認那搶你的人，可是你也知道在那個國家裡，搶劫一百塊是要被槍斃的。你要不要指認？
譬如，對一個惡人沒法可治，於是索性用另一個惡人去打死他，這是不是正義呢？
譬如，一個政黨清算另一個政黨曾經犯過的罪，但是為了達效而使用不符合程序正義的手段，你接不接受這個正義？
譬如，如果正義其實夾雜著偽裝的復仇，你該不該支持呢？
如果正義同時存在兩種，而且兩種彼此尖銳抵觸，那麼正義的最終依靠究竟是什麼，你有沒有個定見？
如果鞋帶綁好了而對這些問題你一概不知答案，那就……再綁一次鞋帶。
八、真有本事的話，方和圓不矛盾。
蔡元培在1917年開始擔任北大校長。那一年學校裏有個聰明又認真的大二學生叫做傅斯年。他發現教”文心雕龍”的那位老師不太懂文心雕龍，錯誤很多，學生就商量怎麼把情況告到校長那裡去。
你覺得學生應該怎麼進行舉報？
首先要有證據。聽課做的個人筆記不能當作客觀證據，於是有人輾轉取得老師的全本講義，交給傅斯年，傅斯年一夜看完，摘出三十九個錯誤，做為呈堂供證，由全班簽名上書校長。
這是學生集體對付老師了，你覺得校長蔡元培應該怎麼處理這個衝突？
傅斯年自己也正在思考這個問題。學生們判斷，校長有可能懷疑這三十九個挑錯不是來自學生，所以學生就組織起來，分組備課，把三十九個錯誤的說明模擬個清清楚楚，等著校長召喚。
果然，蔡元培擔心這個行動會不會是教員之間的攻訐，學生只是棋子。他把傅斯年和其他學生全部找來校長室，針對那三十九個錯，當場一一考試，學生對答如流。
接下來呢？
校長立刻給教授難堪？或者看見校長不立即處置，學生開始鼓譟？
結果是，蔡元培按兵不動，學生也耐心等待，那位老師繼續上課，但是調課的時間一到，老師就被調走了。
這件事，無處不是尖銳的衝突，無處不是可爆燃的乾柴，可是你看到幾件事：一、學生冷靜地準備證據，二、學生信任而耐心地等候結果，三、校長依證據辦事，四、校長做到改革的結果卻又未傷人尊嚴。
真的有本事、有自信的人，做得到”外圓內方”。
九、容忍比自由重要，真的。
年輕的時候，譬如寫《野火集》的時候，當我說”容忍比自由重要”，那是對權勢者說的，呼籲掌權的人對異議者、反對者要容忍。
這句話，對今天的掌權者，還是要不斷地說，不斷地說，不斷地說。
但是同時，“青春迷惘”之後，發現很多異議者、反對者，即使身在牢獄也相信自己擁有強大的道德力量，而正是這份對自己道德力量的強大自信，既支撐了他，也同時使得他往往對與他意見不合、他自己的異議者無法容忍。
從青春走向初老的路上，看到太多曾經被壓迫的反對者以“自由”的旗幟來排斥反對者的反對者。也就是說，我的“中年迷惘”其實就重複了胡適之的發現，他在1959年“自由中國”的十周年紀念會上回答殷海光的問題，說，他主張容忍比自由重要，不僅只是對壓迫言論自由的人說的，也是對”我們主持言論自由”的人說的。
容忍是雙方面的，絕非單方面。
十、下山比上山難，下台比上台難，退場比進場難，結束比開始難。
我才剛剛去登了屏東的大武山，3092米。上山的時候，雖然艱辛，大家還可以邊走邊笑邊看風景。下山的時候，卻一片安靜，因為你要看著你的腳每一步落在什麼地方，每一個石頭都是滑的，每一塊土都可能松塌，一不小心就會墜落山谷。
同樣一條山路，下山需要上山好幾倍的注意力。
至於下台和退場，曾經在台灣一次大型的群眾示威運動裏，這個我很尊敬的發起人在風起雲湧的時候曾經來邀請我加入。我說，我百分之百支持你的主張，但是請問，你的退場機制是什麼？
他很誠實地說，沒想。
我倒是愣住了。沒想？那麼那些熱情澎湃的群眾，為了一個理想而站出來的善良的人們，留在廣場上，日子久了，太陽曝曬、風雨交加，然後上班上學的人開始對他們抱怨的時候，怎麼轉彎？當他們最後被狡猾的權力打敗的時候，你豈不是毀了他們最純潔的信仰？
他沒法回答我，他還在忙著進場的布局。
進，需要勇氣；退，需要智慧。缺一不可。
十一、做一個終身的人類學家。
人類學家，不會急著做價值批判；他一定先問“這是什麼”，“這是為什麼”；就是夜半叢林遇到鬼拍肩膀，他也要抓著鬼的衣袂飄飄，問清楚這鬼的陰界來歷。
如果我們對所有我們堅決反對的事、仇恨的人、無法忍受的觀念、不共戴天的立場，都有一個人類學家的眼光，在決定要反對和仇恨之前，先問清楚“這究竟是什麼”，“你這是為什麼”，整個世界可能完全不是你所想像的。
小王子畫了一頂帽子，如果你願意打開，你會發現裡頭其實是一隻大象，如果你願意看得更深一點，原來是一頭被蟒蛇吞在肚子裏的大象。
1756年在歐洲開始的七年戰爭，一方的法國死了20萬人，另一方的普魯士死了18萬人。當法國的軍隊打進了法蘭克福、法國佔領軍進駐歌德家的時候，歌德還不到十歲。歌德一家人，跟佔領軍之間，不該是一個你死我活、相互仇恨的關係嗎？
可是，真正發生的卻不是這樣的。這個法國的指揮官，在歌德家看見了當地藝術家的作品，開始問，”這些藝術家在哪裡？我想認識他們。”他熱愛這些敵國藝術家的作品，在藝術的面前，國界突然毫無意義。而小小的歌德，對七年戰爭最重要的記憶，竟然是一個敵國軍官對藝術的尊重，而他自己的美學啟蒙，竟然來自一個他應該要仇恨的敵人。
只要懂得先問“這是什麼”、“這是為什麼”，你就會發現，帽子裡面其實有大象、戰爭裡面其實有遠比戰爭重大而長久的價值。
十二、帶著溫情與敬意麵對歷史，也帶著溫情與敬意理解現實。
錢穆在戰爭時期為青年人寫《國史大綱》，說，對自己的歷史有所知的人，必然會有一種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
我接受他這句話。為什麼要有溫情與敬意？對於歷史懷有“溫情”是因為，你看到了前人的傷痛之處；保持“敬意”是因為，你懂得了前人的艱辛之處，也就是一種跨時空的設身處地。
我們今天所堅定信奉的“是”，將來可能變成下一個世代所鄙視的“非”。如果沒有一種懂得，沒有溫情和敬意，下一代人也可以傲慢地、自以為是地拿他的“是”做為磚塊來砸你的”非”。
就是對於現實的種種撕裂和對立，也不妨以多一點的溫情和敬意去理解，溫情和敬意並不抵銷對真理的探求，它反而增加了真理的深度和厚重。
十三、一定要維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果你的男友或女友深情款款地跟你說，”我想完完全全地擁有你”，不要遲疑，馬上逃走。
如果你自己對你的男友或女友這麼說，那麼……綁個鞋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