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47 中国民运领袖的眼光与性格问题

3547 中国民运领袖的眼光与性格问题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四十七

　

　

　　前几日，在QQ上，刘丽辉与我谈到“正在读学术‘方法论’的文章”，又说“很受启发。也很适用于您”。她说的、大约就是赵园的《人文笔记：思想•材料•文体——治学杂谈》。

　

　　她还说“例如‘才、学、识三者中，识显然具有优先性’，‘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识不宏远者，其器必且浮浅’，‘成功机会一半以上就在选题’，等”。我回“对，想到《中国民运》后，我先搜索了下，没有此书，就一定要完成”。

　

　　后来，又跟我谈“民运人士，国内的，也认识几个，据说都是六四骨干……现在还在北大周边活动，未婚，穷困潦倒，广结义士，因为国内六四老人不多了，所以海外的只跟他联系……前两年还说要‘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这两年明显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都以英雄、领袖自居”等。

　

　　说了“涵养不足”后，她说“但我本人，对这些都兴趣不大”。我也没兴趣，便当即回“呵呵，再牛也牛不过刘刚”。现在想来（结合《中国民运当从小事实事做起》，又名“郭文贵爆料惨败的经验教训”），其实其中涉及到“中国民运领袖的眼光与性格问题”。

　

　　眼光与性格的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其既是眼光问题，又是性格问题；不仅分别是眼光与性格的问题，还是相互交织的问题。一般而言，眼光好的，性格就很难很好；而反之，性格好的，眼光也未必很好。眼光与性格的问题，相互交织着、矛盾着；两者之间，很难两全。

　

　　阻碍眼光的，往往是起始点。起始点，又与出身相关。我是绝对反对“血统论”的，但起始点又确确实实存在着。举个例子：我们都年轻过，都被文革、被苦难过。我们苦难时，在想什么？该是“与工农打成一片”吧？而当今史上的三个人物：习近平、王岐山、薄熙来，却都与书有关。

　

　　习近平不可能不想“与工农打成一片”，否则，他也当不了生产队长。可，他下乡时却想到带一箱书。王岐山，则因借书而与习近平有交集。而薄熙来，更是因偷书而被抓。偷书虽名声不好，也总比我在困境中忘记了书要好些吧？

　

　　前时，刘丽辉还在微信上跟我谈“我最近在读余英时……他写人、人物的文章特别多……尤其是第五卷《现代学人与艺术》”。记得她还跟我谈过理论，大意（或许是转述）：理论是工具。你可以不搞理论，但不可不掌握用理论研究问题的方法。

　

　　中国民运领袖级的人物、理论能力皆较差，这是不争的事实。连刘晓波、刘刚这样拿到过学位的人，都缺乏理论功底。刘晓波，无法解释“我没有敌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刘刚除了本我们读不懂的《解析经济学》外，就没有其他文章具有理论的色彩了。

　

　　理论、理论能力，皆是学者研究问题的工具。而书，岂不就是年轻人叩开社会之门的工具？十几岁时，我没有想到带书、借书抑或去偷书，是我不及习近平、王岐山、薄熙来的地方。没想到借助于书，即使再“与工农打成一片”，不也注定了要在基层摸爬滚打？其他的不去说。

　

　　书、理论，是工具，岂不也是眼光？这样的东西，郭文贵则肯定是没有的。郭文贵有的，是性格。而郭文贵不可一世的性格，与薄熙来比就又差得太远了。薄一波的起落，打造了薄熙来性格中的多重性。而这多重性，不就是韧性？

　

　　也许有人会说，郭文贵是从一介平民打拼出来的，什么磨难没有经历过？然，与薄一波的儿子、能在监狱里认刁民做大哥，这其中的心理落差与内心历程、对人的磨炼，郭文贵是远远不能企及的。即便这样的薄熙来，后来竟也默许谷开来毒死海伍德，若没有磨难，谁知薄熙来会怎样呢？

　

　　有权有势便张狂，谁不会？会思考，会约束自己，才是难能可贵的。郭文贵只不过有钱，就能六七次地反复强奸马蕊，如果郭文贵像薄熙来那样、被任命为西南王呢？郭文贵，他会怎样？总说侵华日军烧杀淫掠，如果中国人打到日本去，又会怎样？

　

　　很多推友喜欢郭文贵，就是因为喜欢郭文贵的张狂。然而，张狂、算本事吗？我清楚地记得：我“打倒鲁迅”时，比现在的郭文贵、张狂得多了。可，经得住长期、内外合伙的封杀吗？（有人批评我对李大师的态度。可在我危难时，除了他们，谁支持过我。）

　

　　海外有篇文章的标题，大意说习近平无能或无法作为。习近平没有张狂的一面吗？我看未见得。习近平的父亲与薄熙来的父亲的地位差不多，习近平的经历与薄熙来也差不多，习近平没血性吗？也不见得。这就是约束，或藏得深。

　

　　说到藏得深，我想起习近平初立为“王储”时、出国访问，还给外国首脑送过本《江泽民文选》。而如今、此刻，海外媒体上到处都是“习近平胡锦涛热情互动 江泽民晒在一边脸拉老长”。而这些，刘刚会吗？刘晓波倒是会，却做过了头、做成在央视上作“六四”的伪证。

　

　　这些不都既是眼光、又是性格，还是眼光与性格交织得难解难分的、中国民运领袖该具备的素质？但愿，在未来的民主社会、不需要这些。但，如今恰恰是在专制的尾巴上，没有这些、能行吗？请问各位民运的大咖们。

　

　

　　　　　　　　　　　　　　顾晓军 2017-10-18 南京

　

　

3546 中国民运当从小事实事做起

3546 中国民运当从小事实事做起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四十六

　

视频：https://youtu.be/hfgJYJODiu0

　

　　“十九大”召开了，郭文贵的爆料则失败了。这已不再是我说的、我个人的观点，海外媒体的评论栏里、也到处都有这样的字眼。

　

　　“郭文贵爆料”之最大的亮点，就是“离间习王”了。而“离间习王”，则是刘刚大师四年多前提出的一个计谋。这个计谋好不好呢？很好，非常之好！以“清君侧”为名，“离间习王”，让习近平抛弃王岐山，让反腐败功亏一篑，让腐败在中共党内重新抬头。

　

　　让腐败，像烂膏药一样紧贴着共产党；让腐败，在中共的党内四处弥漫——让共产党人，人人想腐败；让中共为官者，个个都腐败……让不腐败的人，不能当官；让中共的所有工程，都成为豆腐渣工程……让恶发挥到极致，让罪恶吞噬共产党。

　

　　然而，中共不傻、习近平不傻——习近平没有抛弃王岐山，王岐山也没有倒掉——“十九大”已经召开，王岐山依然在“十九大”的主席团中。不仅如此，据海外媒体说：王岐山还可能会当上非“常”的“常委”，并可能当副主席。

　

　　“郭文贵爆料”彻底地失败了——“十九大”召开了，且没有出现什么“千万人上街”。“郭文贵爆料”与刘刚的“离间习王”之计的失败，间接地告诉中国民运一个极简单的道理：中国民主运动，当从小事、实事做起。

　

　

　　　　　　　　　　　　　　顾晓军 2017-10-18 南京

　

　

3545 中国民主运动

3545 中国民主运动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四十五

　

　

　　“中国民主运动”，是个大课题。本篇，我将先作“专制与民主之比较”，再谈“民主运动的形式”，最后说说“中国民主运动”。

　

　　一、专制与民主之比较

　

　　“专制与民主之比较”，我也不谈三权分立、议会制等等，及专制模仿的“人大”“政协”、在事实上没有权力（因为，“党领导一切”是法定的）。

　

　　以下，我只从“腐败与反腐败”、“政治与政治内容”、“大政府与小政府”三个方面作比较，由读者自己判断其优劣。

　

　　1、腐败与反腐败

　

　　人，是有私心的。无私，是一种境界。从个人层面来说，是良知与道德在约束着私心。而从社会层面来说，则是舆论与法律在约束着私心。因此，腐败、在任何社会都有可能发生。所不同的，是遏制腐败的方式的不同。

　

　　民主社会，一是由制度反腐败，如廉政公署之类；二是有新闻监督，因媒体大多不是官办的，且有新闻自由（这，是把新闻监督、新闻反腐败落到实处）；三是公民监督，人人皆可以自媒体的形式爆料（这，也是有言论自由保障的）。

　

　　而专制社会，就不同了。中国，是一个有历史悠久的专制社会（所谓“中华文明”，其实是——几千年的专制文明）。太远的不说，大清的和珅，就是一个大贪官。和珅的贪，是出了名的；因为是在专制社会，除了皇帝、便谁也拿他没有办法了。

　

　　皇帝不知道和珅贪吗？应该是知道的。那为什么不治他呢？因为要用他。因为要用，而不得不让其贪的例子太多了。蒋介石不知道抗战胜利后、各接收大员的“五子登科”吗？知道。但，得用他们，用他们与共产党抢地盘。什么贪腐之类，就只得暂放一边。

　

　　政权的更迭，其实就相当于一次和牌。而在专制的社会中，没有制度、新闻、言论的立体的监督，赢家们的私欲膨胀、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所以，不能听其说什么，而要看其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中共还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结果，一进城就出了刘青山、张子善。

　

　　在专制社会中，领导人的更迭也是和牌。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一批“走资派”，造反派自然就成了既得利益者。只不过那时物资匮乏，腐败程度不明显；而造反派们所得的政治权力，不也是利益？

　

　　邓小平一上台，造反派就成了“三种人”。老干部，又重新成为既得利益者。老干部不中用，邓小平再启用右派、知识分子。三十多年过去了，回过头去看看，“改革开放”的最大的受益群体不就是“红二代”与“技术型官僚”等？

　

　　如今反腐败，很多人不乐意。有什么不乐意的？比比毛泽东镇压的一批、邓小平打成“三种人”的一批，党的腐败分子们、太幸福了。不是吗？牛逼了这么多年，享受了这么多年，玩了那么多的女人，你们这辈子、不比老百姓过十辈子都滋润？

　

　　至于有些人说的、什么 “选择性反腐”，以及我批评过的、“十八大以后还不收手”（我指的是——只要构成了腐败之实、就不应该讲收手不收手），其实就如同蒋介石——得用人。不然，没有人可用。是不是这理？

　

　　如若要抱怨，只能怨党管不住腐败，人治管不住腐败。得靠制度反腐。台湾的陈水扁腐败了，韩国的朴槿惠也腐败了，但很快就被揭露了出来。快只是其一。其二，是制度、新闻、言论一体的立体监督，无法形成中共这样的全社会的、系统性的大面积腐败。

　

　　当然，习近平、王岐山也想在制度上下功夫，管住腐败。但，习王的制度反腐败，是在一党制的党的领导下的反腐败。哪天，党的领袖想贪了，习王的制度反腐、就成了一纸空文。不信，我们反思下：邓小平鼓励过腐败吗？没有。毛泽东更是告诫过全党，可有什么用呢？

　

　　2、政治与政治内容

　

　　除了党管不住腐败外，再就是在政治与政治内容上、专制也远远落后于民主。社会主义，讲阶级斗争。阶级斗争，首先就是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的巧取豪夺。什么“土改”、“工商业改造”等，不过用个名目，把有产者弄得个精光。

　

　　把有产者弄光了呢，权力者与权力者之间还要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就是权斗？在这类的斗之外，还必然“改革开放”。因不能总关起门来过小日子呀！总关着门，就总有一天过不下去。而“改革开放”，不首先是对原既得利益者的斗？

　

　　“改革开放”是巨变，一如刚夺取政权。这样的巨变中，很难齐步走。如是，不按规矩的多得者、就是贪腐。有贪腐，自然应该斗。斗完了呢？还得斗。因，社会主义是非自然社会。在未回归到自然社会之前，斗争永远不会停止；每次斗争，不过是换个名目。

　

　　当然，民主社会、也有斗争。但，其政治内容不一样——究其本质，不过是以发展为重、还是以福利为重的斗争。而因无论以发展为重还是以福利为重、都不具有根本的排他性，所以，民主社会的斗争，对社会的撕裂程度、及斗争之自身的惨烈程度，都会远较社会主义轻。

　

　　分别解释下：一、“以发展为重”没说不要福利，“以福利为重”也没说不要发展。二、“镇反”、“文革”等，肯定比发展与福利的斗争惨烈；即便“反腐”，被反的人不也比发展与福利之争更痛心？三、有时看似发展与福利之争也焦头烂额，那是因新闻与言论的自由于无形中放大了矛盾。

　

　　如果社会主义允许写、允许报道，只怕是连一年也混不下去。这就是政治与政治内容的区别，也是专制与民主的体制下的政治与政治内容的比较。谁优谁劣，我就不做结论了；任何一个能独立思考的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与辨别。

　

　　3、大政府与小政府

　

　　专制与民主之比较，除了已说过的腐败与反腐败、政治与政治内容外，就数大政府与小政府了。大政府与小政府，简单说就是——什么都要管、从人一出生管到死的，就是大政府。社会主义都这样。反之，大多都不管、由社会自由调节的，就是小政府。自由世界多半这样。

　

　　被管惯了，或许没人管还不习惯。但，被管不仅是不自由，还是要出钱的。简单举个例：大陆的书号，论万。台湾的书号，论百。美国的书号分两种：要钱或不要钱，自选。一个号码而已，为何多收一百倍的钱？这就是管理费，得养活管理者。

　

　　一个号码如此，那么，管你吃、喝、拉、撒、睡，管你生、老、病、死，管你开店、办厂……得收多少钱，你又得养多少人？我顾晓军、就不“挑唆”了，愿意选择被管或不被管、是各人的事。反正，我不希望被人管。

　

　　二、民主运动的形式

　

　　从腐败与反腐败、政治与政治内容及大政府与小政府这三个角度比较了专制与民主之后，就该说说民主运动的形式了。纵观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运动，无非是革命与转型两种。革命，是自下而上的，即推翻专制。而转型，则多指自上而下的、由上层领导的变革。

　

　　以大清为例。1898年6月至9月，以光绪皇帝的名义，由康有为、梁启超等领导的戊戌变法，即为转型（当然，那次转型失败了）。而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则就属于革命。

　

　　在现代化的今天，在中共管控如此严酷的情景下，革命、是相当难的；但，也不是没有可能。革命的、唯一弊端，是必然有一场中国人与中国人的大厮杀。而转型，也相当难；因，既得利益者不肯放弃利益。当然，转型也不是没有可能；因，到了某种特定情境下、也会有不得不转型的。

　

　　三、中国民主运动

　

　　在作了“专制与民主之比较”、介绍了“民主运动的形式”后，自然就该讲讲“中国民主运动”了。但，由于不言自明的原因，在这部分中、我只能点到为止。

　

　　中国民主运动，自“六四”以来（中国民主运动，肯定不能以“六四”为起始点；但，我不是写史。我以“六四”作参考点，是为方便说道），主要分：革命派、转型派与务实派这三大类。

　

　　革命派，就是要发动革命、要闹革命。这其中又分三种：第一种，是以王一鸣为代表的“制作燃烧瓶、杀村长”的激进派。第二种，是以刘刚为代表的发动派，代表作有“茉莉花”等。最近，唐柏桥的“民主革命大会”亦属此类。第三种，是以熊炎为代表的练兵派，近、他在组革命军。

　

　　转型派，主要是指其力促中共转型。此派亦分两种：第一种，主要是体制内的人，如李锐等。无论言论是激励还是冷静，其目的大多是——希望转型而不希望革命。第二种，是“和理非”，倡导“和平理性非暴力”，包括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

　

　　务实派，主要是从事思想和理论的研究及传播，我顾晓军可为代表。我一直以“启蒙精英”、“启迪民众”为己任，在民主的思想与理论的领域里每天耕耘不止。曾经拥有过一个近九亿访问量和多个数千万访问量的博客；最近，则做不到了，因被封杀与围剿的情况十分严重。

　

　　务实派，不反对革命，但也不参与其中，而以思想家的头脑与理论家的眼光、为他们“捉漏”，如《“六四”28周年到来之际，追责刘刚》、《梳理民运热点与反思“茉莉花”》等，希望革命派务实，能向《蓝军，做成的那些事》靠拢。

　

　　务实派，支持体制内的各种转型派，但要严重批评“和平理性非暴力”，尤其是要批判“我没有敌人”。因，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约束下，事实上、几乎什么也不能做。而“我没有敌人”，则一定是昏了头；因，民主与专制这一对矛盾、从来都是敌对关系。

　

　　自然，在中国民主运动之中，还有很多稍小一些或色彩不是十分明显的派别。这里没有具体提到，不是我忽视他们的存在，而是一种善意的保护。

　

　

　　　　　　　　　　　　　　顾晓军 2017-10-15 南京

　

　

3544 梳理民运热点与反思“茉莉花”

3544 梳理民运热点与反思“茉莉花”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四十四

　

　

　　我的《顾晓军与刘刚大战三百回合》一文的标题，在海外媒体采用该文章时、被改成了《“六四”28周年到来之际，追责刘刚》；因其改得好，我接受了新标题。

　

　　而我的《“六四”28周年到来之际，追责刘刚》，无疑算是一种对“六四”的反思。也正因为《“六四”28周年到来之际，追责刘刚》，是一种对“六四”的反思，所以，我又想到了反思“茉莉花”、反思“郭文贵爆料”。

　

　　之所以我选择反思“六四”、反思“茉莉花”、反思“郭文贵爆料”，是因为它们的特点、甚至是它们某种程度上的可复制性。“六四”，严格地说，就是学运；而学运，不是“六四”才有的。过去，就有“五四运动”。中共领导的，则有“一二九”。

　

　　尽管“六四”失败了，但学生运动、应该不会从此而绝迹。而“茉莉花”，则是凭借互联网发起的一次民主运动。“茉莉花”，是时代的产物；因此，反思“茉莉花”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自然，我的反思、不过是理一理思路、抛砖引玉。

　

　　“郭文贵爆料”，看似是宋祖德的“爆料”与韩寒早期的“时评”的综合体。然，宋祖德与韩寒、皆是有门户网站推波助澜的；而“郭文贵爆料”，则基本上是借助于海外自媒体、凭借一己之力及刘刚等民运大咖们鼎力促成的。因此，反思“郭文贵爆料”同样具有深意。

　

　　为了使大家信服，我在展开反思“茉莉花”之前，先梳理一下民运的各个热点（再，我反思“茉莉花”，也定然不会有刘刚、王军涛们来反思“茉莉花”更深刻，假如他们愿反思的话）。

　

　　而在梳理民运各个热点之前，则先请大家了解刘刚的《刘刚撩天下：刘刚参与发起的20次中国民主运动》：“1、1984年10月，北大集会示威，改善学生宿舍；2、1985年9月，北大纪念918运动；3、1987年元旦，天安门游行；4、1987年，宿舍沙龙，食堂沙龙；5、1987年1月，北大烧《北京日报》”等等。

　

　　因刘刚的、他“发起的20次中国民主运动”中，有“17、2010年12月，钱云会治丧委员会；18、2011年1月，中国茉莉花行动”等，且是明显的失败了，我随后写了《蓝军，做成的那些事》。《蓝军，做成的那些事》，写了40件，侧重点在做成。

　

　　有了刘刚的《刘刚撩天下：刘刚参与发起的20次中国民主运动》和我的《蓝军，做成的那些事》作为基础与框架，再梳理民运各个热点就简单些了，我们只需凭记忆与印象、把近十年参与过及身边的大事列出来即可。

　

　　如，“狂挺邓玉娇”、“严晓玲事件”、“云南小学生卖淫案”等，如“挺通钢工人”、“挺林钢工人”、“挺乌坎”，如“挺唐福珍”、“挺钱明奇”、“挺钱云会”，如“反‘唱红’”、“反毛左”、“支持‘政改’”，如“杨恒均‘失踪’”、“艾未未‘被抓’”、“陈光诚‘逃脱’”等等。

　

　　通过以上列举与稍加思索与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严晓玲事件”，是解“狂挺邓玉娇”之围；而“云南小学生卖淫案”，又是解“严晓玲事件”之围。因，如果不是解围，在时间上就不会那么凑巧；而中共若想封杀某个可能演变成事件的信息，是很容易的。

　

　　因此，“邓玉娇事件”之所以能得以展开，当是解“六四”20周年即将到来之围。而“挺通钢工人”、“挺林钢工人”，虽有意义，但有左之嫌、有反改革之嫌。这一类，与围魏救赵的“邓玉娇事件”类，均不具有重点反思之意义。

　

　　而乌坎的局限，则在于其为小气候。而在大陆的专制的大环境中，要形成一个公开意义上的民主小气候，也是几乎没有可能的。“挺唐福珍”、“挺钱明奇”、“挺钱云会”，在本质上就是挺公正、挺合法财产理应得到保护与反强拆、反截访等等。

　

　　无论“挺乌坎”还是“挺唐福珍”、“挺钱明奇”、“挺钱云会”都该总结经验与教训，但，都不具有深刻反思的意义。因，乌坎不太可能被复制，不具有重大意义；而唐福珍、钱明奇、钱云会等，则是当事人不可逆转的灾难，而如果把中国民主运动建立在某人的死为诱因上、则是不道德。

　

　　“反‘唱红’”、“反毛左”、“支持‘政改’”之类，则当主要利用体制内的民主派去做；若中国民主运动把这些当作刻不容缓的主要工作与任务，就很容易被中共牵着鼻子走。剩下的，就是“杨恒均‘失踪’”、“艾未未‘被抓’”、“陈光诚‘逃脱’”等等了。

　

　　杨恒均究竟是什么人？如今已比较清楚，将来会更加清楚。因此，便不展开，但，当指出的一点是：“杨恒均‘失踪’”，是“艾未未‘被抓’”的试探、小试牛刀。而“杨恒均‘失踪’”与“艾未未‘被抓’”，则都是转移视线、转移“茉莉花”之中冉云飞等真被抓之视线。

　

　　这些，当然理应更细致地梳理，但今后应回避参与这类事件、才是更该做的。仅任何人都不可能在10秒内徒手翻越4米高墙，就可证明陈光诚不可能逃脱；因此，陈光诚不过是看似中美政治较量、实为获取经济利益中的一枚棋子。

　

　　在做了以上的梳理之后，大家就可以看出：除了我开篇已说的“六四”、“茉莉花”、“郭文贵爆料”的特点以及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的可复制性之外，反思“六四”、反思“茉莉花”、反思“郭文贵爆料”也更有意义。

　

　　我最早获悉“茉莉花”，当是在博讯上、也当是“秘密树洞”。为此，我还变换形式、以《“秘密树洞”惊动了党》做了报道；之后，又以《中国茉莉花的几个学术意义上的定位》等文推波助澜。后来，才通过华夏黎民党博文、知道王军涛与谢万长争夺“茉莉花”的领导权等。

　

　　因对华夏黎民党的信任，我选择偏向谢万长。熟悉刘刚后，才知刘刚能证明他是“茉莉花”的真正发起者。就这样，我两次选择了站在、据说被多数海外民运人士看好、认为可能是未来民主中国的大总统的王军涛的反面（这，当是我该反思的）。

　

　　而刘刚、王军涛、谢万长们该反思的，则是——当“茉莉花”展开后，不应该首先争夺“发明”权、领导权，而应该互补、补台，让“茉莉花”向着良性发展、向着有利于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方向发展（至少是让中共通过“茉莉花”给民众更多的言论自由等）。

　

　　而事实上，却不是这样。我熟悉刘刚后，曾指出：刘刚不该把很多基层公安的小头头的姓名公布。结果，刘刚告诉我，那不过是反间计。可这样做、就游戏成分太重了——其一，这几乎不是反间计，而是莫须有。这样，既可能反间、让大头头整小头头，也可能让小头头更痛恨民运、从而死心塌地等。

　

　　其二，我是不反对在中国民主运动中实施游戏战的，至少我自己也这么做、并著有《中国民运中的“游戏战”》。但，游戏战就是游戏战、正规战就是正规战；在正规战中兑入游戏战，会让很多不知内情的人受到伤害。

　

　　如，我在《冉云飞被李悔之钓鱼送进了班房》中说的冉云飞；他若知道“茉莉花”中有这么多的游戏成分的话，又何必那么认真？而如果不认真，也就不会被钓鱼、进了班房。冉云飞等被抓，难道不是信息的不对称？而造成这些信息的不对称的人，难道不就是刘刚等吗？

　

　　而除了冉云飞被抓，至少还有陈云飞、沾花时评等一大批。江天勇等最初被抓，当也是在“茉莉花”中。而被抓的结果，冉云飞没过去猛了，原手中的一体制内的省级阵地也丢掉了。沾花时评，则成了到处争取、等待捐款，推点维权信息的人。

　

　　江天勇更不必说了，前时海外媒体有报道《庭上一场穿帮戏 江天勇果然“认罪”了》。其实，果然不果然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认罪”。为此，我还专门写了《江天勇认罪与“不被抓”理论》（对于我不算坏事——酝酿已久的“‘不被抓’理论”籍此问世）。

　

　　纵观这些反思，难道还不能说明“茉莉花”是一次不审慎的、重大的中国民主运动中的失败吗？其实又何止是“茉莉花”失败了？“六四”不也是一次重大的失败吗？因此，我顾晓军以为：通过“六四”、“茉莉花”，至少当总结以下两点：

　

　　第一，中国民运不该只考虑如何发动，更该在事后多多反思、总结经验与教训，以免再犯错误。第二，中国民运不该总想着美好的结果，更该在事前多多思虑各种“不想要的结果”，把可能的错误消灭在未发生之前。

　

　　我的反思是肤浅的，仅为抛砖引玉。我想，如果刘刚、王军涛、王丹们愿反思，定会比我想得细致周到，对今后的民运更有意义。

　

　

　　　　　　　　　　　　　　顾晓军 2017-10-14 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