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8日星期六

刘晓波的“四君子”



刘晓波的“四君子”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八十
 
 
  Google“四君子”,出来的是“梅、兰、竹、菊”。相关搜索有“中国四君子”,一点、出来的还是“梅、兰、竹、菊”。
 
  有“北京四君子”,点击后出来的是“王岐山曾位列京中‘四君子’ 其他三人命运各异- 阿波罗新闻网”。找到“四君子天安门”,点击后才见到了“「广场四君子」刘晓波,侯德建,高新,周舵今昔-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
 
  可,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说:“陈小雅第二次写‘八九六四’的书,写到最关键的一笔,说当时广场的大学生们本想撤走了,而此时的刘是在纽约(住在胡平家),刘突然接到电话(胡不知说的是什么),刘也不向胡平说明,就匆匆地赶回北京,非要四君子绝食不可,结果一直把‘89六四’拖到大屠杀”。
 
  以上,是遇罗锦的《刘无敌为何被害死灭口?》中的一段。遇罗锦说这是啥意思?我觉得:是国内发生了学运,安全部要刘晓波立即回国,设法控制学运的走向。否则,就不必强调“胡不知说的是什么”、“刘也不向胡平说明,就匆匆地赶回北京”。
 
  可曹长青在《撕裂的刘晓波》“九、关于回国”中说“虽然在他回国之前的十几天里,我跟他住在一起”、“那个哥大访问学者的邀请,只是名义上的,既没什么钱,也没有研究项目。刘晓波在纽约期间,邀请他的哥大政治系教授黎安友连他的面都没见过。他自己也连个固定住处都没有”。
 
  曹长青,不是证明刘晓波不是国安特务,而要揭穿刘晓波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说的“八九抗议运动开始时,我还在美国,刚刚接到哥伦比亚大学请我做一年访问学者的邀请信,完全可以吃穿不愁地呆下去”。曹还揭穿了刘晓波“政治投机”。这就是曹长青不地道了。
 
  回国后,“五月十五号我在他所说的队伍里、自从他出国以来、第一次见到他……我们对面坐在广场的花砖地上谈了大约五分钟……刘晓波给我的印像就像一个迟到的、以为这次可以大捞一票、急着要进赌场而没有赌资的赌徒,鉴于刘的性格,我建议他先多看看,因为刚从国外回来,别先急着下‘赌注’……”
 
  以上在徐星的《我所认识的刘晓波》中。徐星也不地道,说这些不过要证明刘《独白》中说的不是事实。徐星还说“刘在外面和学生纠察队交涉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里面在商量究竟可不可以让他进来,正是我烦了,也正是我批准了让他进来,因为当时我被赋予了这个权力,我打了保票说他‘可靠’”。
 
  理想总是丰满的,现实总是骨感的。即使如曹长青所言,刘晓波在美国不好混,但,回来之后、则更不好混。刘晓波不似刘刚,方励之曾是老师,又可随意进出许良英的家,还勾搭上了美国大使,学生领袖更是个个熟悉。刘晓波没有本钱,我很同情刘晓波。
 
  徐星接着说“大概这也是他后来不甘失落,作鸣人之举的绝食的心理基础”。我同意徐星一次,悲惨使人奋进嘛。以下,我用三妹(刘晓东)的《刘晓波活得算计、死得遗憾》中的文字。三妹的文章,有日期的记载。
 
  “五月十三日发起的绝食在五月十九日晚改为静坐。五月二十日宣布戒严那天激起学生异常激烈的情绪,但是一些知识分子和大学教师纷纷到广场去劝说学生退出广场,劝说工作做得非常成功,到五月二十五日时,家在北京的学生基本上都退出了广场”等。
 
  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也有描述:“从五月二十五日开始,我基本上离开了广场,只是偶尔去看看,呆几个小时就走。广场上的气氛日渐冷清,围观的人已经寥寥,每个帐篷中只有一、两个人”、“大概是五月二十八日下午,我去过广场,只有纪念碑附近还有些人”。
 
  曹长青的《撕裂的刘晓波》说:“在六四屠杀前几天,政府要镇压的气氛已经相当明显,当时各个组织激烈讨论的是‘撤不撤离广场’。六月二日刘晓波等四人忽然发起72小时绝食,把已经基本冷却下来的广场一下子激活了,激得像一场露天摇滚音乐会”。
 
  曹长青说:“我当时在美国……只是大惑不解:在大兵压境之际,高调绝食的目的是什么?要绝食的话,为什么只有四个人”。徐星说:“一个朋友,告我刘明天下午在纪念碑绝食……当时心里很不安,只觉得做了一件对不起朋友的事,我回家拿了几件厚衣服,不顾我妻子的坚决反对,我决定去陪他”。
 
  徐星没救了,永远是傻帽。徐星说“发现其他三人都很安静,而刘的绝食完全成了闹剧,并且不理解为什么‘有限期绝食’,在家里免一顿不吃大概也可以叫作‘有限期绝食’,当时刘在大放卫星,做作的悲壮表演,这时我已经不想再加入了”。
 
  徐星说“但其它三人的默默地真诚的确感染了我,我在纪念碑前的帐蓬里和侯德建聊了一会儿,我以为我来了就是参加了,因为刘曾‘绝密’地邀请过我,没想到这时却必须经刘的批准了,我简单问了一下刘,被他拒绝了,我离开了纪念碑回到了学生们中间”。
 
  徐星真傻。按下徐星最后再说。遇罗锦(同以上)说“‘四君子’个个安然无恙,而被机枪射杀、被坦克压死者无数、血流成河。陈小雅不是我写的这么清楚,因她住在国内,只可能是点到即止。而我是与朋友在信里私聊,当然得把话写清楚。陈小雅只是点到‘最坏的关键是四君子绝食’,没多谈”。
 
  曹长青文说:“那份莫名其妙的《我们没有敌人》的宣言……六二宣言说:‘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天哪,跟共产独裁政权的抗争,是‘民主政治’之间在谈事儿吗?共产党什么时候跟你平起平坐……”
 
  三妹文说:“刘晓波发起绝食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仅在中共屠杀的两天前,北京实行戒严的十二天后”、“刘晓波没有像其他的大学教师那样去说服学生撤出天安门……相反,他却发起绝食,吸引媒体的聚焦,把学生吸引回广场,再一次掀起以他为中心的运动高潮”。
 
  刘晓波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道:“我知道我将为不景气的学运注入新的刺激,我们的绝食肯定会引起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成为戒严令发布后的头号新闻。绝食也许真能重新激起人们对学运的热情,再一次掀起高潮”。
 
  三妹:“到六月四日凌晨两点时,绝食四君子之一周舵感到了局势的危机、下决心组织留在广场的人和平撤离,其他两位侯德健和高新也都同意撤离,四君子中唯有刘晓波提出了三个不撤的理由,坚决反对撤离广场”。
 
  三妹在《刘晓波活得算计、死得遗憾》中还道:“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撤离的王蓉芬女士在听到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气愤地说:‘刘晓波绝食是作秀……刘晓波是历史罪人’”。
 
  曹长青文:“93年看了《独白》,我则不仅吃惊,简直是愤怒了。六二绝食,刘晓波原来就是为了自己出风头、自己的名声、自己的‘超人’梦、英雄梦。所以,这绝食让谁参加,不让谁参加,全都是功利考虑后的选择。不能要人多,否则光荣就被分享了。至于广场上人命关天的可能后果,他压根就连想都没想过”。
 
  曹长青:“中共官方对六二绝食的定调,是否等于是给包遵信的质疑背书呢?中共认为刘晓波等人的绝食导致‘动乱升级’;虽然他自己高喊‘没有敌人’,但中共认定他是‘组织暴乱’,如不强行对天安门清场,后果将不堪收拾”。
 
  我们来分析一下:如果刘晓波不出现,是不是不方便清场?如果清场,那就是冲着学生去的。是不是?而从美国赶回来的刘晓波的出现、且高调组织所谓绝食,是不是一个绝妙的清场的理由?这,就跟遇罗锦的话对上了。刘晓波吃了这么多年苦,党买个诺奖给他是回报。
 
  只可惜徐星两手空空。我弄个“四君子”吧:徐星一个,我一个,刘刚一个,王岐山也算一个。或由刘刚再招一个,5000美元卖也行(收入归刘)。成,我就让王岐山“七上八下”退休。
 
 
              顾晓军 2017-11-18 南京
 
 
 
 

2017年11月17日星期五

刘晓波的“三百年殖民地”



刘晓波的“三百年殖民地”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七十九
 
 
  在《中国民运》一书里的九篇要重写的关于刘晓波的文章中,“三百年殖民地”是最不想写的;因2011-12-10,我就写过《刘晓波思想再批判:三百年殖民地》:
 
  “三百年殖民地”一说,源于198811月香港《解放月报》(现《开放杂志》)记者对刘晓波的采访。当记者问“那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时,刘晓波的回答是:“三百年殖民地”。
 
  刘晓波原话:“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除《刘晓波思想再批判:三百年殖民地》之外,我至少还在《刘晓波与顾晓军的“政治遗产”之比较》等一批文章批过或提到过这茬。本篇首,我也说“最不想写”,而不想写的原因就是“三百年殖民地”毫无意义,不过是个无知的逻辑错误。
 
  简单说:在二战中,美国参战而不要求土地,就让“殖民主义”渐渐淡出了人们视野。如是,上哪去找殖民中国三百年的主儿呢?没有能殖民中国三百年的主儿,哪来什么“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因此,刘晓波不仅逻辑不通,且是自作多情。
 
  正因为刘晓波对“叛国”的自作多情,才有了媒体的什么“卖国主义”的炒作。其实,一句屁话、能卖什么国?真正一大片一大片的土地划出去,又有谁吭声了?国内媒体不便吭声,香港媒体吭声了吗?至少我没见到过有舆论潮。
 
  “叛国”、“卖国主义”,就这么把香港《解放月报》198812月号、刘晓波在访谈中,贬低刘再复、李泽厚、方励之、刘宾雁等一批人的话题给掩盖了。以至多年后,曹长青在20112月完稿、写于美国的《撕裂的刘晓波》中列出了“关于三百年殖民地和台湾”,却也没能说出个所以然。
 
  刘晓波的聪明,又岂止是我和曹长青之辈能比的?“叛国”、“卖国主义”多好呀,能与汉奸联系上。而汉奸在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党的领导下、又算什么?秦桧跪了一千年,不也站起来了?“一大”代表中的陈公博、周佛海,不都是地地道道的大汉奸?
 
  如果美国之音再采访我,无论问不问,我都要自问自答:“中国能实现民主吗?”“不可能!除非再让共产党统治三百年。中国人素质这么差,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哈哈,我终于长进了。党呀,也给我买个诺贝尔和平奖吧!再暗地里把我发展成特务,让我做明面上的民运与维权的旗手;万一真变天了,选我当总统、做党的利益的代理人。
 
 
              顾晓军 2017-11-17 南京
 
 
 
 


刘晓波的“起点”



刘晓波的“起点”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七十八
 
 
  我一直对我的《中国民运》中的九篇关于刘晓波的文章不满意(写一篇替下另一篇的事,已干了几回),今天终于决定全部重写。本篇算第一篇。
 
  在我推特上翻到的最近的关于刘晓波的跟推是“未名斋 陈让”的,他说:“许多不合情理的事,其真相,慢慢都浮出……”、“只要知道当年刘晓波骂完四位名人后,又是如何跑到刘再复家痛哭流涕跪求刘再复原谅,就可知刘晓波这个‘聪明’的投机分子是如何的品性了”。
 
  陈让说的不是“起点”。我搜索到“作者gpib‘人不能太懒,对公众人物刘晓波批评材料的整理(证据加强版)’2010-10-17 18:39:25”。其“2”是“一些资深民运人士对于刘为了名利而投机,不择手段,忏悔忏悔又忏悔颇有诟病”。
 
  再往下,是“盗用别人的想法,博取自己的名利”:“86年,在一次文学讨论会上,晓波以‘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首次亮相。他的大学同学徐敬亚把他的讲话发表在〈深圳青年报〉上,就此一炮走红,赢得了‘文坛黑马’的称号”。接下来,是引用徐星的:
 
  “在北医附属医院门口的大树下,刘小波扶着我的三轮车把,我坐在三轮车上,这一次我们谈了文学,当时何新评我小说的文章有点小热闹,我们由此谈起,我的朋友在不耽误卖杂志的情况下不时地插几句,当时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非常情绪化,用了‘当婊子立牌坊’和一些极端否定的一类话”。
 
  “再下一次见面他很激动地告诉我他在一个什么讨论会上做了一个‘震了’的发言,说是什么时候拿给我看看,我一直也没机会看到,直到现在也没看到,和我一起买杂志的朋友看到了,他告我:操!丫真不像话,不就买杂志那天你跟他说那些话吗?几乎原封没动”等。
 
  这不怪刘晓波,只能怪徐星没心眼。“5”是“删高郭事件”,说“当事人高寒称通过对比文本的一致性和发布的时间《致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的公开信》抄袭了自己的文字并删除了高郭的名字,并卷入了一场官司,但也有来自刘路的不同意见称博士不会抄袭小学生”。
 
  这就是刘路的不对了。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和“零八宪章”都是抄袭,我证明过:“刘晓波……只有鲁迅式的‘拿来主义’,且都是二次‘拿来’——‘我没有敌人’,是‘拿’曼德拉的;而曼德拉,是‘拿’黎塞留的。‘零八宪章’,是‘拿’张祖桦的;而张祖桦,则是‘拿’捷克斯洛伐的哈维尔的‘七七宪章’”。
 
  我不敢乱“拿”,得尊重任何人的文字。三妹在《刘晓波活得算计、死得遗憾》中说:“刘晓波最初是靠批判刘再复、李泽厚、方励之、刘宾雁等一批名人而扬名,事后刘晓波又去向他批过的人当面解释说,你们名利房子都有了,我什么都没有,只能这么做”。
 
  我给三妹找到了证据——黄翔在《我宣布退出“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之中道:“李劼回忆刘晓波曾在一次文学研讨会上当众挞伐刘再复,但据说第二天早晨,同是这个刘晓波,一反他在大会上的激烈,却主动跑到刘再复那里,一再向刘再复解释他为什么在会上如此作对”。
 
  接着是:“刘晓波把自己那么激进的原因,归结为他不象刘再复他们那样已经大功告成,要住房有住房,要什么有什么,而自己只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学生,生存处境相当困难云云。听上去有点不造反行么的意思”。
 
  再接着是:“为了避免记忆的失误,李劼来到美国后曾当面再次在科罗拉多同刘再复核实,问刘晓波当时是不是这样说的?刘再复回答说:‘确有其事,也确有其言’”。我顾晓军以为,这就是刘再复的不对了。我13岁就挨批斗,也没怨过谁。
 
  于刘晓波批李泽厚,就不展开了。一是刘晓波著有《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二是钟凝在《刘晓波与钱钟书》中说了“因为在80年代文化热中,李泽厚最热”。再,徐星的《我所认识的刘晓波》中也有段,我要用于其他文。
 
  于方励之,则有方的《奥斯陆日记》:挪威电视2台的记者来旅店访谈。其中几句问答是,问:“你认识刘晓波吗?”“认识”“什么关系?”“他批判过我。”“哦…”。“八十年代的刘晓波,人称是匹‘黑马’,也有称‘黑驴’的。因为,他几乎批判过(或骂遍)所有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
 
  “1988年夏,CCQ和刘晓波二位年轻人闯进我和李在北大的家。C和刘皆治文学,同李和我的物理专业不相交。C和刘皆东北人士,也非李或我的同乡。共同话题不多。幸好,我的《哲学是物理学的工具》一书,当时刚刚出版,刘拿起一本就看”。
 
  “他刚答辩过的博士论文是美学,属于哲学。可能他还不熟悉……被吸引住了,专心看书,没再说话。只有C同我们聊……临走,刘撂了一句:哦,哲学最多只配当你们的工具,有用就拿来,用完就扔掉。我可要在我的课上讲(批判?)。话毕,拿起一本‘工具’,转身就走,至今未还”。
 
  “秋末,再一转身,‘黑马’了:‘我认为他(指方励之)不是青年导师,他要自封的话,我也不喜欢。他有什么资格!(香港《解放月报》198812月号)。还好,这里不全是陈述句,有一句是条件句:‘他要自封的话……’。查我的CVbio,还来不及‘自封’上‘青年导师’,只有物理系研究生导师”。
 
  于刘宾雁,也不展开了。一是刘宾雁著有《走出幻想(之四)──刘晓波眼中的天安门》,二是我发现刘再复、李泽厚、方励之、刘宾雁全都嫉妒刘晓波,还有钱钟书。这算不算为老不尊?为老不尊,自然就教坏子孙。刘再复、李泽厚、方励之、刘宾雁,当先检讨自己。
 
  我顾晓军,对刘晓波了解的越多、就越是心中惭愧。我一不会翻脸不认人,二不会说谎,三不会抄袭或剽窃……凭什么梦想得诺贝尔和平奖、文学奖?我真的是厚颜无耻、卑鄙下流之极。
 
 
              顾晓军 2017-11-17 南京
 
 
 
 

2017年11月15日星期三

“不绑架”理论



“不绑架”理论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七十七
 
 
  幸好在《〈中国民运〉及其他》中说“《中国民运》已基本上定稿,不会再有大的改动了。当然,我还得再从头到尾看一遍”,而我真的认真看了。
 
  这一看,发现《“消费热点”理论》,其实与《中国民运中的“热点战”》是重复的。当然,“‘消费热点’理论”成立;不成立,也就不会有《中国民运中的“热点战”》。但,在资源都被党垄断了的今天,我不应在一本书中、两次说同一个问题。
 
  想了想,那我就再写一篇《“不绑架”理论》,替下《“消费热点”理论》。且,“绑架”的问题,也确实该说一说。中共喜欢搞各种绑架。如,在战场上不能当俘虏。这不仅是政治的绑架,也是意志、品质的绑架。自由世界就宽松多了,而讲活着是第一位的。
 
  然而,当今很多中国民运中的大咖,其实都是喝着中共的狼奶长大的。因此,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搞各种绑架。如,仲维光在他的《人性的底线》中说“……而如果你直视照片,你就一定会清楚,反共,是每一个人做人的底线!”。
 
  于此我写过文章,说“我不知道那是一张什么照片,然,无论是什么照片,都无法得出结论‘你就一定会清楚,反共,是每一个人做人的底线’”。道理非常简单:每个人做人的底线,只能是不杀人、不抢劫、不偷盗、不强奸等等,归结为不违法。这是每个人做人的底线。
 
  而仲维光因恨中共,就乱说“反共,是每一个人做人的底线”,搞政治绑架。说实在,你恨中共,可以在事实上揭露,在理论上批判,但,不能违背逻辑、不能颠覆常识,不能搞政治绑架、把所有人都绑在你的战车上。
 
  恨不能搞绑架,不恨也不能搞绑架。在批判“和平理性非暴力”时,曹长青在《撕裂的刘晓波》中说:“甘地和马丁路德金能成,完全是由于面对民主政府”、“刘晓波多次撰文强调,‘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刘晓波不愧为文学博士。他是在“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之中玩文字游戏——仇恨,由因果产生;仇恨与智慧不交集,如何能毒化智慧呢?暴力,是法律名词,指严重的行为;暴力也与智慧不交集,又如何能毒化智慧呢?
 
  我在《中国民运中的“理论战”》中说,“我以为:‘和平理性非暴力’,就是画地为牢、捆住民众的手脚”。其实,如果说仲维光搞的是政治绑架,那么,刘晓波玩的则是理论绑架——刘晓波是在帮中共玩“要康有為不要孙中山”。
 
  上面提到曹长青批刘晓波。其实曹长青文章写多了,有时也搞绑架。如曹长青写过一篇《王朔这个胆小鼠》。有意思的是,曹长青在文章开篇就说“王朔的小说我都没读过”。我就不懂了,王朔是小说家,你曹长青都没有读过王朔的小说,为何要说“王朔这个胆小鼠”呢?
 
  听“顾粉团”劳力说,曹长青文章中有“王朔对文坛巨假韩寒事件的沉默”等的批评。我虽然“追打”韩寒三年,把他打傻了(指他发表《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但,我觉得王朔不批韩寒,是他的自由。如是,我写了篇《从曹长青绑架王朔说开去》,批评曹长青搞道德绑架。
 
  今天,翻看曹长青的《王朔这个胆小鼠》,见其中有“这话绝不是像某些鼻孔朝天的半吊子故意损人的那种德性”、“不是我在《鲁迅是打不倒的巨人》一文中谈到的那种‘痞性的人’”等,才知劳力给错信息,曹长青那文、原来是为骂我而写的。
 
  骂我不要紧,这是曹长青的自由。其实,比言论自由更要紧的,是思想自由。人老了,往往会觉得韩寒的“不要上街破坏自己生活环境下面的秩序”之类不错,其实是大错特错。最近“自由亚洲”节目《郭文贵和我们有关!》中引用的胡平的推文,就是这样。
 
  胡平说“这次郭文贵事件把很多基本的是非都搞乱了,不可听之任之,必须拨乱反正,一一澄清。潮水退了,才知道谁在裸泳。需要有个总结。不着急,慢慢来”。胡平的“把很多基本的是非都搞乱了”,其实指的是思想被搞乱了。
 
  因除了我写的《郭文贵把猜测当爆料 践踏新闻原则》外,其他并不需要拨乱反正。如,郭文贵爆料谁在美国有多少套房产。这是是否是事实的问题,不是胡平说的是非的问题。再如,郭文贵不尊重女性。这也不是胡平说的是非的问题。“郭文贵爆料”,其实搞乱的是大家的思想的秩序。
 
  而搞乱了大家的思想秩序,是件大好事,该是郭文贵有功。因在专制社会中,大家的思想其实是被专制绑架的。如是,搞乱了被绑架的思想与思想秩序,难道不是件大好事?即使胡平所指是把民主社会思想搞乱了,也问题不大;因思维定势、思想秩序,本不是啥好东西。
 
  如是,胡平的“拨乱反正”,是不是一种思想的绑架?至此,我已举例了政治绑架、理论绑架、道德绑架、思想绑架。而无论哪种绑架,都是民主的天敌、是自由的天敌,是种不公,是精英对平民或曰对民众的政治、理论、道德、思想的强奸。
 
  当然,以上所举的例子中,各位大咖大多不是蓄意要绑架。所以,我们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写文章,或搞时评、或搞理论,都不能搞绑架;尤其是要注意,不要在无意识中搞绑架。而这,也是我这篇“‘不绑架’理论”的意义。
 
 
              顾晓军 2017-11-15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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