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的“耍流氓”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八十六
大家不要误会，刘晓波“耍流氓”是真的，我能指出十次之多。当然，最终、他还是被更流氓的流氓耍了。各位看官：请别急，且看我慢慢道来。
第一，遇罗锦《刘无敌为何被害死灭口？》说“陈小雅第二次写‘八九六四’的书，写到最关键的一笔，说当时广场的大学生们本想撤走了，而此时的刘是在纽约（住在胡平家），刘突然接到电话（胡不知说的是什么），刘也不向胡平说明，就匆匆地赶回北京，非要四君子绝食不可，结果一直把‘89六四’拖到大屠杀”。
三妹的《刘晓波活得算计、死得遗憾》则说“五月十三日发起的绝食在五月十九日晚改为静坐。五月二十日宣布戒严那天激起学生异常激烈的情绪，但是一些知识分子和大学教师纷纷到广场去劝说学生退出广场，劝说工作做得非常成功，到五月二十五日时，家在北京的学生基本上都退出了广场”。
遇罗锦的《刘无敌为何被害死灭口？》还说：“经济上，刘每月有一千几百美元的固定收入，是美国的民主基金会的钱，是他每月的工资”。也就是说：刘晓波是双面人，两头拿钱、两头接受指令。丢下电话就走、赶回北京，是刘晓波接到党的指令、赶回来操控学运。
而三妹说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大学教师纷纷到广场去劝说学生退出广场，劝说工作做得非常成功”之中，应该有知识分子和大学教师出于良知、自发去劝说，但不能排除、党通过组织让知识分子和大学教师去劝说。因为，党不可能、最初就希望把事情闹大。
这当是：刘晓波从《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及批刘再复、方励之、刘宾雁等名人而扬名的、一路走来的性格与做法，加想到美国民主基金每月给他发的13,000元人民币的工资，便“耍流氓”、玩了党一把，玩出了《我们没有敌人》（“六.二绝食宣言”）。
第二，而刘晓波玩了党一把，党岂能轻饶他？如是，就有了中共的《刘晓波其人其事》中的“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在一次审讯结束后，刘晓波突然跪倒在地，紧紧抱住工作人员的腿，痛哭流涕地乞求：‘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想坐牢，您一定想办法帮帮我。’他亲笔书写了‘认罪书’、‘悔罪书’”。
这样，三妹的“这是刘晓波自己主动提出来要做这个天安门清场时没杀人的见证的。所以，‘央视认罪’这一方式是刘晓波的首创”就成立了。如是，刘晓波又“耍流氓”、转而狠狠地玩了美国一把，玩出了“央视认罪”、玩出了“天安门清场时没杀人”、玩出了作伪证。
第三，“耍流氓”于刘晓波不算啥。对老一辈，黄翔《我宣布退出“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有“李劼回忆刘晓波曾在一次文学研讨会上当众挞伐刘再复，但据说第二天早晨，同是这个刘晓波，一反他在大会上的激烈，却主动跑到刘再复那里，一再向刘再复解释他为什么在会上如此作对”。
方励之的《奥斯陆日记》则有“1988年夏，CCQ和刘晓波二位年轻人闯进我和李在北大的家”、“话毕，拿起一本‘工具’，转身就走，至今未还”、“秋末，再一转身，‘黑马’了：‘我认为他（指方励之）不是青年导师，他要自封的话，我也不喜欢。他有什么资格!’……”
第四，对年轻人、同辈，“耍流氓”于刘晓波就更不算啥。单徐星的《我所认识的刘晓波》中就有“……当时何新评我小说的文章有点小热闹，我们由此谈起，我的朋友在不耽误卖杂志的情况下不时地插几句，当时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非常情绪化，用了‘当婊子立牌坊’和一些极端否定的一类话”。
“再下一次见面他很激动地告诉我他在一个什么讨论会上做了一个‘震了’的发言，说是什么时候拿给我看看，我一直也没机会看到，直到现在也没看到，和我一起买杂志的朋友看到了，他告我：操！丫真不像话，不就买杂志那天你跟他说那些话吗？几乎原封没动”。
还是徐星、还在《我所认识的刘晓波》一文中，再一次是“刘在外面和学生纠察队交涉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里面在商量究竟可不可以让他进来，正是我烦了，也正是我批准了让他进来，因为当时我被赋予了这个权力，我打了保票说他‘可靠’”。
“一个朋友，告我刘明天下午在纪念碑绝食……当时心里很不安，只觉得做了一件对不起朋友的事，我回家拿了几件厚衣服，不顾我妻子的坚决反对，我决定去陪他”、“……我以为我来了就是参加了，因为刘曾‘绝密’地邀请过我，没想到这时却必须经刘的批准了，我简单问了一下刘，被他拒绝了”。
第五、无论对党、还是对美国，刘晓波都敢“耍流氓”、都敢玩一把。而于老一辈学者、或同辈的新星，“耍流氓”于刘晓波而言、就更不算什么了。刘刚在《回忆刘晓波二三事，为刘晓波辩》中说“我是了解晓波的，晓波就相当于东北的小流氓黑社会的一个小头目”。
第六、大家千万别以为我是在作践刘晓波，其实，刘晓波很不以为然。徐星的《我所认识的刘晓波》中有“一九八八年春天他和另外几个朋友来我家一起吃饭……他带来一本新作‘和李泽厚对话’，翻开第一页，写着：给徐星 — 和这个世界耍流氓很有意思
— 你我均如此！署名晓波”。
第七、有目共睹：刘晓波自己说的“和这个世界耍流氓很有意思”。徐星还说“我问他为什么是李泽厚，他说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为了出名”。其实，刘晓波的《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又何尝不是对学术、对知识界的“耍流氓”？
第八、傅希秋：“我就坐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的第五排。听着挪威这位戏剧演员在读……娓娓道来地讲述监狱从狱警到管教，他们是多么多么的温情脉脉，多么多么的人道化的对待……我心里很不自在，很难过”。
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诵读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的陈述》、是自由世界发自内心的吗？我顾晓军打心眼里觉得：这是刘晓波对诺贝尔和平奖“耍流氓”、又狠狠玩了一把。这也是对自由世界“耍流氓”（第九）、对全人类及人类史“耍流氓”（第十）。
然而，刘晓波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遇罗锦在《刘无敌为何被害死灭口？》中说“与徐文立的单一、厚道、简单朴素的性格相比，二人的性情天地之差，所以，中共放心地放徐去美国生活，而对刘，必须得把他害死灭口”。
遇罗锦文章结尾处还说“而刘圣人，又是中共必须让他去死被灭口的人”。我想也是：“耍流氓”，玩世人玩美国也就罢了；刘晓波胆敢玩党、玩中共，中共岂能饶过他？当然，如果刘晓波是被弄死的，那当与转移“郭文贵爆料”的视线有关，党需要刘去死。
哎，刘晓波的“耍流氓”、“和这个世界耍流氓很有意思”的一生，就这么没有了。真可谓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党比刘晓波还聪明。党呀，你不会也“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吧？
顾晓军 2017-11-21 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