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晓军

2017年11月30日星期四

蹉跎未必不是福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九十六

　　央视肯定出事了。昨晚九点五十九分，我将电视的频道、从其他台换到CCTV-1。然而，CCTV-1却一直在播广告，整整播了一刻钟的广告节目（请问叶宁大律师，我可以向央视索赔吗）。

　　11/29 22:20:05，我在顾粉团说：“CCTV-1的晚间新闻从原来的晚10点改成10点一刻了吗？还是央视出什么事了？”22:25:46，否悟：“好久不看央视节目了，不晓得”。22:46:23，我说：“刚结束，确实是推迟了一刻钟。”

　　22:20:05~22:46:23，我在推特上也发了以上内容，并在Blogger上发《“晚间新闻”出事吗了？》的一句话短文：“不知什么原因，原晚10点正播出的CCTV-1的‘晚间新闻’，今晚于10点一刻才播出。是出了什么事吗？”且用推特推。

　　早上起来看，推上只有一人跟了“热烈祝贺”之类。新闻，都在“红黄蓝”、“低端人口”与“张阳自杀”的缠斗中。更有新闻说“张阳被‘自杀’有惊天内幕：政变流产，曾给郭文贵2000万及200枝枪”。2000万，于做多少亿大生意的郭文贵算个啥？

　　200枝枪，也不过只能武装两个连。有两个连的武器，还得有两个连的敢死队员是不？而就算有200人加入敢死队，可到临阵上场时、又有多少人真的敢冲敢打？那2000万发给200人，也不过一人十万。如今给十万就想让人卖命，这是不是一个天大笑话呢？

　　昨日看刘刚博客，刘刚说《郭文贵资助女共谍曾霞敏诬告美国法官和刘刚》。曾霞敏倒是真告刘刚了，可郭文贵资助曾霞敏十万美金不知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郭文贵让曾霞敏阻击刘刚，都肯出六七十万，敢死队才一人十万？我想，这两个连的敢死队、当会临阵倒戈。

　　再，刘刚是不是高估了郭文贵资助曾霞敏的金额？十万美金，当初郭文贵、岂不能把夏业良或唐柏桥玩得团团转？当然，当初郭文贵正网红，不给钱、也能让夏业良或唐柏桥跟着团团转。而如今，则此一时彼一时了。

　　郭文贵“此一时彼一时”，是我早料到的，也是我顾晓军曾经经历过的。可惜，那时的郭文贵听不进去。别说我、别说郭文贵，杨恒均不也红过？还聘染香为秘书长。如今，却要周小平来帮他“反炒”（见石三生的《为共产党人杨恒均辩护》）。

　　如是，想到揭露张阳的“张阳发迹于广州军区，在郭伯雄、徐才厚掌军时期，张阳不到十年就由少将晋升为上将，并从副军级火箭般地升到正大军区级，速度之快屡屡创造全军之最。相比之下，同样在广州军区任职的李作成，在正军级职务上蹉跎了约十年”。

　　蹉跎未必不是福。如果李作成如同张阳一样，岂不就是现在的房峰辉？岂不要同张阳一样自杀？即使不自杀，日子能好过吗？如今，张阳与房峰辉等的真正的敌人，已不是反腐败的习近平、王岐山、赵乐际们，而是当初的“自己人”。

　　“老领导”与“自己人”们，不比习近平们更盼着张阳、房峰辉们死？突然想起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谁没有敌人？人生处处是“敌人”。我不会学刘晓波，抄些假装高尚的屁话，只会说“蹉跎未必不是福”这样的怂话，所以也没人要弄死我。

　　“蹉跎未必不是福”，肯定是负能量；与到处充满正能量的新时代，肯定不和谐。且，涉嫌反鲁迅，与“阿Q精神”同流合污。可鲁迅不就一傻逼？竟不知自己为精英代言。谁能说，那寒风瑟瑟中被逼迁的“低端人口”，不需要“蹉跎未必不是福”来骗自己？

　　　　　　　　　　　　　　顾晓军 2017-11-30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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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9日星期三

“晚间新闻”出事吗了？

不知什么原因，原晚10点正播出的CCTV-1的“晚间新闻”，今晚于10点一刻才播出。是出了什么事吗？

一次中国民运的伟大胜利！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九十五

　　海外媒体报道《北京驱赶低端人口五千知识界人士联署喊停》、《北京大规模驱逐行动在舆论压力下放缓执行》，我则以为：这是一次中国民主运动的伟大胜利！

　　大兴特大火灾后，大兴当局不反思检讨自己的责任，地方领导也不慰问灾民，反以此為由，展开针对“外来人口”的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而这些“外来人口”，恰是服务于北京的底层民眾、低端人口。

　　驱赶行动，导致北京成千上万的最普通老百姓，在一夜间流离失所。将被清理、赶出北京的，多达数十万之众。事件，让士族、中国知识分子们再也坐不住了。11月24日，中国数千知识界人士、联名向敬爱的党的高层及多部门发布公开信，指出大规模粗暴驱赶“外来人口”是“违法违宪和严重践踏人权的恶性事件”。

　　联名信指出，“相关单位在没有任何过渡措施、救济安排、安置方案的前提下，在零下几度的寒冬天气，骤然强令外地人口在几天内无条件搬离租住地……今天通知明天就必须走人，‘否则停水停电’……这是对公民生存权、居住权等基本人权的极度蔑视与肆意侵犯”。

　　联名信还指出：大兴火灾悲剧的责任显然是政府，却追究“千千万万徙居北京的外地人”，“任何一个有公共关怀、有责任心的公民都绝无可能容忍”。联名信呼吁：“立即叫停驱离外地人口的违法违宪行為、对因此流离失所的民眾紧急救助并依法补偿”等等。

　　此后，海外媒体又报道《北京大规模驱逐行动在舆论压力下放缓执行》，说“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驱逐行动。引起社会一片反对声音，北京当局在舆情压力下。部份地方将清拆限期暂缓执行”。我们不相信“敌对势力”挑拨离间，而相信是党和习主席知道了此事，令地方体恤民众、放缓执行，另图良策。

　　感谢党、感谢习主席！尤其感谢习主席，爱民如子、心系劳苦大众。您真是人民的好主席，郭文贵说的“千年圣君”。我们还要感谢党，对至少有五千三百多人的联名者，既不抓也不打压，不像对待“零八宪章”那样——抓一个重判以震慑其他人。

　　我更要欢呼：这是一次中国民运的伟大胜利！是十九大之后，党民和谐的具体体现。正如我在《中国民运》一书之《中国民运中的“三个依靠”》中所说的“中国民运只要抓住了‘三个依靠’，紧扣遭遇不公的人群、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基本盘，就没有不成功的道理”。

　　感谢党、感谢习主席！因为，这如果在“老领导”时代、在周永康时代，既不可能“在舆论压力下放缓执行”，那五千三百多联名人也会被抓。所以我感谢党、感谢习主席越来越开明！中国民运，大有希望！我感恩！

　　　　　　　　　　　　　　顾晓军 2017-11-29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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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8日星期二

“和平理性非暴力”错在哪？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九十四

　　《中国民运需要新的标志性人物（三稿）》，原本是对自己前两稿的不满意的重写；不料有推友贾小母跟推发短文，质问魏京生。如是，我来说说“和平理性非暴力”错在哪？

　　贾小母跟在我《中国民运需要新的标志性人物（三稿）》之后的全文是：“魏京生：‘中国人有权暴力革命！和平理性非暴力都是五毛。’呵呵，你们，海外民运们，都回来么？不回来就不仅仅是沾人血馒头吃了，那是吃人肉啃人骨的节奏了，且尸山血海”。

　　首先，贾小母属强词夺理了。因，魏京生的“中国人有权暴力革命！和平理性非暴力都是五毛”的言论，发表在明镜与法广等都报道的《刘晓波逝世引发“和平理性非暴力”大讨论》中、是在理论的层面上探讨“和理非”的对与错。

　　那么，贾小母的“你们，海外民运们，都回来么”能否成立呢？能成立，但得先满足以下两个先决条件中的一个。这两个条件是：一、有人发起革命或起义的宣言或号召；二、有人推广“制燃烧瓶、杀村长”的理论。

　　也就是说，如果海外民运自己不回来，却在海外大肆叫嚣“起义”、“革命”，甚至是“制燃烧瓶、杀村长”，你可以质疑、说“你们回来呀”，堵他们的嘴。而人家是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大讨论中、发表自己的看法，你这样说、就没有道理了，属“长了一副共产党的脸”。

　　如果还不懂的话，我可展开一下：曹长青发表于2011-02-23的《撕裂的刘晓波》中说“刘晓波多次撰文强调，‘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问题是：谁仇恨？谁暴力？谁在毒化谁？”

　　也就是说：在2011-02-23之前，刘晓波已多次撰文宣扬“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念。注意：刘晓波不是一次、不是偶尔，而是在推广“和理非”的理念。这就是刘晓波的大错特错了。

　　2011-12-23，韩寒发表了《谈革命》。《谈革命》有两大错误：一是宣扬“请莫要天真地相信革命”、反对革命（详见我的《批判韩寒的〈谈革命〉》）；二是以涉嫌代笔的“韩寒”的名气替党背书、堵死了“革命”的道路。

　　在专制的压迫下，“革命”是被压迫者的一线希望。很多人，并不会投身革命；但，他们有权指望别人革命。而堵死“革命”的道路，则是毁灭了他们心中的期待，把他们当猪圈养。韩寒的《谈革命》的罪恶，就在于此。而刘晓波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罪恶，也在于此。

　　换言之：刘晓波有权信仰“和平理性非暴力”，但，无权宣扬“和平理性非暴力”。为什么？因，宣扬“和平理性非暴力”必然涉及到两个层面的混淆。第一个层面，“和理非”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第二个层面，“和理非”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的用途。

　　曹长青在《撕裂的刘晓波》中还有句话：“甘地和马丁路德金能成，完全是由于面对民主政府”。曹长青没有说清的是——在民主社会，弱势群体可以搞街头运动等等。虽街头运动等也会被驱散，但申诉的问题会引起左翼主流媒体的关注；结果往往是得到全社会的舆论支持，进而可推动政府做出改变。

　　而在专制社会，一旦有街头运动之类，往往会被定性为“动乱”，随之遭到镇压。之后社会不仅不会有丝毫改变，甚至还会变本加厉、向反方向运动。较典型的就是“六四”与“茉莉花”之后，上街已根本没有可能，言论自由亦遭进一步遏制。

　　在不同的社会，遭遇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还不能够理解的话，我不妨用上个世纪、中共等反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的“议会道路”来说明。“议会道路”，是被中共等批判为“修正主义”的、争取合法上台并执政的一种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手段与方法（或，也可称之为“和平理性非暴力”）。

　　之所以被中共等批判，现在、我想来：通过“议会道路”上台的共产党，并不能改变原有的政治体制与社会框架。也就是说，通过合法手段上台后、执政了的共产党，依然是在自由世界的多党制的体制框架中、按原有的秩序运作，而不能达到批判者想要达到的专制的目的。

　　反过来说：在专制的框架中，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追求民主，一是等于放弃了争取改变现存的专制的体制，二则是放弃了上台的可能性——因，只要讲“和理非”，就永远不可能上台了；其原因是，在所有专制者的宪法中、都规定了由其一党领导。

　　以上，是讲的是第一个层面，“和平理性非暴力”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在民主与专制、两种不同社会中的不同遭遇与不同结果。以下，则讲第二个层面，“和平理性非暴力”在专制社会中的是两种不同的用途。

　　海外民运中，有的政党的党章里就有“和平理性非暴力”。这有没有错呢？没有错。因为，政党是同仁团体，完全可以用“和平理性非暴力”作为党员自我要求和党内相互约束的“共同纲领”。但，不能将“和平理性非暴力”推而广之，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理念，成为约束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行为依据。

　　上面已讲了，在专制社会，强调“和平理性非暴力”，实际上就是放弃推翻专制。而放弃推翻专制，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伪民主。你伪民主可以，别人无权要求你一定得真民主。反之，你也无权要求别人；而强调并推广“和平理性非暴力”，岂不是要求别人也当伪民主吗？

　　梳理下：“和平理性非暴力”本身，不存在错不错。用于自由世界，很高尚；而移植到专制社会，用于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中、则不合适。即便在专制社会中，作为一团体的纲领也问题不大；若推而广之，要成为一种理论指导一个国家或民族，则是大错特错。

　　刘晓波等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错在哪？其一，错在将适用于自由世界“和平理性非暴力”，简单地搬到了专制社会。其二，错在将仅可作为约束自己（含小团体）、显示高尚的“和平理性非暴力”，作为一种社会理念推而广之、并要求别人。

　　而刘晓波等人的这种做法，无疑如同韩寒反对革命的《谈革命》一样，是在替中共背书；客观上，起到了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画地为牢、捆住民众的手脚的作用。因此，作为追求自由民主的同仁们，理应旗帜鲜明地反对“和理非”。

　　　　　　　　　　　　　　顾晓军 2017-11-28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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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7日星期一

中国民运需要新的标志性人物（三稿）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九十三

　　在过去，刘晓波大概就算是中国民运的标志性人物了吧？然，刘晓波死了。死了的刘晓波，最多只能算尊“神”。即便算是“神”，刘晓波也是个有污点的“神”。

　　本书第二章的《刘晓波的“起点”》等九篇，都证明了刘晓波的一个个污点。“起点”中的“刘晓波骂完四位名人后，又……跑到刘再复家痛哭流涕跪求刘再复原谅”（陈让语）、说“你们名利房子都有了，我什么都没有”（三妹语），是污点吧？

　　“三百年殖民地”之诳语，是污点吧？“四君子”之出尔反尔、导致“六四”发生，是污点吧？“悔罪书”之伪证，更是个大大的污点吧？“坐牢”之“贵族犯人”，是污点吧？“零八宪章”之二次抄袭，是污点吧？“我没有敌人”之胡说八道，也是污点吧？

　　即便获得了个“诺贝尔和平奖”，中共干嘛强迫台北的“允晨文化出版社”及“开放网”等、挂出“热烈欢呼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大红横幅？如果真的“明明是中共在瑞典花大钱买下”的（遇罗锦语），那么，这不更是刘晓波的污点？至此，我都懒得再提刘晓波的“耍流氓”等等了。

　　纵观刘晓波的一生，被中共与美国双方利用着，却又让中美都棘手、不好把握、甚至有点讨厌。刘晓波的死，或许、对于中美双方、都是一种解脱。至于刘晓波死后的、关于“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大讨论，或许、就是中美双方的、一种“送温神”的做法，谁又能说不是呢？

　　好在是刘晓波死了（不管是不是中共害死的），于中美双方都是解脱，不用再担心出尔反尔了、不用再担心昧着良心作伪证了、不用再担心机关算尽了……然刘晓波死了，新的问题却出来了——谁做中国民运的新的标志性人物呢？

　　该回过头来，由魏京生做吗？老将黄忠式的魏京生，确实是匹头马，但，魏京生是否合适、做中国民运的新的标志性人物？何况，“中共二十八年打下一座江山，民运二十八年却一事无成”，能说老头马魏京生、没有责任？能说、不应该换个思维？

　　于王丹，我总觉得：王丹应先回答刘刚的“王丹在8964期间曾经护送中共特务刘彦平三进三出天安门广场”。其一，刘刚不是个小人物；其二，不回答岂不心虚？如不回答，刘刚的推测“王丹就是特务机构在学生组织中的卧底、内线”、能说是无中生有吗？

　　于王军涛，是不是得先改变下“和平理性非暴力没错，无论怎样都恪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也很高尚”的观点？连魏京生都说：“中国人有权暴力革命！和平理性非暴力都是五毛”。我亦以为：“和理非”，就是画地为牢、要捆住民众的手脚。

　　前时，海外有篇文曰：刘婵问，丞相百年后谁可继任？诸葛亮答，蒋琬。刘婵又问，蒋琬之后谁可继任？诸葛亮答，费祎。刘婵再问，费祎之后谁可继任？诸葛亮不答，已死。文章道，诸葛亮不死，亦无法回答。文之意，中共后继无人。其实，中国民运、不也后继无人？

　　中国民运，不仅后继无人，前期还选错了标志性人物。本文的第二稿中有：“要不，让刘刚做中国民运需要的、新的标志性人物吧？可我真的是太了解刘刚了，且在《背后再聊刘刚》中与推友们讨论过”以及“刘刚，你服我吧。我做中国民运需要的新的标志性人物，你做先锋大将军”。

　　虽说我只是跟刘刚开了个玩笑，可，不日就有了《刘刚自任砸郭元帅：郭文贵众叛亲离，挺郭会分崩离析》。依我看，刘刚是完全能胜任“砸郭元帅”的。然这“元帅”，岂不似二战苏德战场上的朱可夫或隆美尔？终不是中国民运需要的、新的标志性人物。

　　或许，中国民运需要的新的标志性人物，就不应该人造、不应该靠媒体的炒作，更不应该用美金来豢养；而应该、在中国民运的激流中，用他的智慧、他的能力等等，让追求民主的同仁们、心悦诚服。

　　　　　　　　　　　　　　顾晓军 2017-11-27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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