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6日星期三

“新民运”的新哲学主张





“新民运”的新哲学主张
 
    ——顾晓军主义:新民运三千六百零四
 
 
  “新民运”是有自己的哲学主张的。这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因我们是清醒的一代,不会似老民运坐失“六四”学运那轰轰烈烈的良机、而成就了“我没有敌人”。
 
  有位狂徒曾在我的推特上宣称:“从今往后,这个世界不再需要哲学”。他知道何为哲学吗?哲学,就是认识论与方法论。如果他知道“哲学,就是认识论与方法论”,还敢宣称“从今往后,这个世界不再需要哲学”?
 
  或许,这狂徒说的不再需要的哲学,是西方那拗口、费解、为做学问而做学问的哲学。然,即便如此,工业革命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关系,也不仅仅是前者是后者的背景,而是相辅相成的。谁又能说、不是后者给前者提供了认识论与方法论?
 
  更何况,我已解决了“拗口、费解、为做学问而做学问的哲学”的问题,把那样的西方哲学、认定为“化简为繁”的哲学,并创建了“化繁为简”的“顾晓军主义哲学”(见《大脑革命》一书,已出版。另将出版《顾晓军主义哲学(英文版)》)。
 
  除了“化繁为简”、让读者易懂外,“新民运”的哲学(即“顾晓军主义哲学”)主张“公正第一、民权至上、自由永恒”。还主张大胆质疑,如“老民运三十九年一事无成”、“新民运中的‘容共’策略”;并主张“社会不公是‘造反’的良机”,及用“打倒鲁迅”启迪民众等。
 
  “公正第一”反对社会不公,是确定“新民运”基本盘的武器。“公正第一”的核心是“公众认为正、方为正”。这是“票选”、“公投”与民主舆论监督的理论基础,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准则(详见《社会不公是“造反”的良机》)。
 
  “民权至上”讲的就是民主。尤其是从专制体制向民主社会过渡的过程中,讲“民权”比讲“人权”更能够聚集起基本盘——那些被横征暴敛、被两极分化、被冤假错案的普通民众。而强调“人权”,则往往是人造“维权明星”;待“维权明星”一走了之,民众依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自由永恒”,从《就思想而言,每个人都该是个鲜活的自己》开始,讲学术、言论、人身及每一个生命的自由,包括自由经济等等。当然,也讲自由与社会约束之间的关系;但,更强调这个世界、自由是永恒的,否则人生就缺少意义。这也是自由的境界。
 
  “新民运”的哲学主张,即“新民运”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我们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不因循守旧,而鼓励质疑,向专制开炮,拂去灌输的厚尘,寻找事物的真相、探索道理的原本。我们已形成了“质疑学派”。也正因为敢于质疑,我们才有创新。
 
  “新民运”要以“打倒鲁迅”开路。因鲁迅是中共伪造的神、是中共架在中国人脖子上的文化与精神的枷锁(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中共怼民主派的“素质论”的源头)。我们都是被专制迫害的阿Q、孔乙己、祥林嫂,向看似有造反精神、实为精英的走狗的鲁迅造反。
 
  上面讲的是哲学的共同性,下面讲实用性。我们知道:中共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除了利用了“剥削”理论的煽动性之外,就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支部建在连上”、军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游击战“十六字诀”及“统一战线”等等的作用。
 
  毛泽东能结合当时的斗争、及时总结出这些实用性的思想与理论,是毛泽东聪明吗?不是,而是毛泽东具备了能总结出这些实用主义的经验的哲学的、理论能力。反之,1949年后,毛泽东的“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文化大革命”,全都失败了。
 
  这就说明了哲学的重要性,也说明了一个人的哲学能力有他的专属领域。本文上面提到的“老民运三十九年一事无成”、“新民运中的‘容共’策略”以及“社会不公是‘造反’的良机”等,或许就能似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支部建在连上”、“统一战线”等一样呢?
 
  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支部建在连上”、军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及“统一战线”等,主要是让领导集团或将领们懂的道理,士兵们很难懂,也未必需要懂。
 
  同理,我顾晓军的“老民运三十九年一事无成”、“新民运中的‘容共’策略”以及“社会不公是‘造反’的良机”等,也是为纠正老民运的错误或曰为募集“新民运”的将领而产生的思想与理论。那么,为“新民运”的普通民众又准备了什么呢?
 
  这也从共产党人是怎么成功的、共产党人给普通民众准备了什么说起。共产党人的成功、或曰共产党人给他们的“劳苦大众”准备的,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中延伸出的“剥削”理论。因为,“剥削”讲的是——该是你的东西、被富人拿走了;所以,“剥削”理论最具煽动性。
 
  因此,我顾晓军向共产党人学习,也为反对专制的普通民众准备了、不亚于“剥削”二字的“不公”。专制社会的横征暴敛、是不公,两极分化、是不公,冤假错案、就更是不公。可以说,专制社会、遍地都是不公。想要得到公正?那就高举“公正第一”的大旗,反专制。
 
  预计:在专制体制下遭遇这样那样的不公的怨民,将会是“新民运”的、最坚决、最勇敢的先锋,他们就像杨佳、唐福珍、钱明奇、钱云会样,个个都是好汉。而“新民运”的定海神针,是最有良知的士族,一如那敢于叫停驱赶“低端人口”的五千知识分子。
 
  简而言之:“新民运”的新哲学主张,就是“公正第一、民权至上、自由永恒”,就是大胆质疑所有旧的存在,包括专制体制、也包括老民运、及诡异的“郭文贵爆料”,探索新的道路、包括“容共”、包括为 “造反”正名、也包括“打倒鲁迅”等。
 
  “新民运”要做清醒的一代——既不似老民运坐失“六四”学运那样的良机,也不盲动;既不玩“和平理性非暴力”那样的空高尚,更不搞“我没有敌人”那样的欺骗。“新民运”,将以理论探索为先导,实实在在地向专制、进军!
 
 
              顾晓军 2017-12-6 南京
 
 
 
 

2017年12月5日星期二

社会不公是“造反”的良机





社会不公是“造反”的良机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六百零三
 
 
  社会不公是“造反”的良机。这可从两个方面论证:一是纵向的、可概述人类社会变迁规律,二是横向的、可展开一段历史的横截面,以证明之。
 
  纵向的,人类社会(无论地域与种族),都是因某种思维的改变(无论是思想或政治或科技的),而获得巨大发展。而后,上层社会骄奢淫逸,社会两极分化;再而后,民怨四起,甚至沸腾。如是,上层打压中下层,冤假错案剧增。如是,有人揭竿而起,且迅速蔓延。再再而后,改朝换代、恢复平静。
 
  横向的,任何一段历史的横截面(只要是形成了“造反”的),都是由两大主因造成的:一是横征暴敛,二是冤假错案。横征暴敛是根,为各级官员作出了贪婪与不择手段的榜样。如是,贪婪与不择手段便盛行;再如是,冤假错案就司空见惯。
 
  翻开中国历史上最经典的水泊梁山中的一百零八好汉的个人档案,有哪一个不是直接或间接地、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冤假错案?而所有的冤假错案的源头,又有哪一起不是与横征暴敛相关?而横征暴敛,又有哪一项不是与骄奢淫逸、贪污腐败等等紧密联系?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领导”,或许也看到了这些问题的根子所在,所以才会有反腐败、“打老虎”、“八项规定”等等。然而,反腐败与“打老虎”等、只能获得一时的喝彩。因为,横征暴敛、两极分化、冤假错案等都没有解决;且有的问题、源于体制本身,没有办法解决。
 
  如,高税收就没有办法解决。因如此高的税收、都很难养活全国的公务员队伍,还怎么减税?而这一问题的根子,则是社会主义、“大政府”。再如,两极分化也没有办法解决。因社会主义就是等级制,各级官员干了一辈子、就是为了享受不同级别的待遇。
 
  平反冤假错案,“新领导”们也做不了。胡耀邦做过平反冤假错案,那是因彼时腐败问题并不突出,胡耀邦面对的是单一的战场。而今天,“新领导”们至少要面对两个战场;因此,“新领导”们不敢做、没魄力做,怕乱。即使不会乱也不敢做。
 
  如是,似水泊梁山中一百零八好汉的杨佳、唐福珍、钱明奇、钱云会及乌坎人等等就出现了。当然,目前杨佳、唐福珍、钱明奇、钱云会等还是少数;但,横征暴敛、两极分化、冤假错案等不解决、没法解决,这名单就会越拉越长。
 
  昨日,刘刚在《砸锅、顶郭、不粘锅社会各阶级分析》中道:“以刘刚@LiuGang8964为主、顾晓军@guxiaojun812为副的道义派,这一派之所以叫作道义派,是因为他们坚持维护公理……这里将顾晓军也列为主将,是因为顾晓军最早开始砸锅,而且是出于公正第一的理论进行砸锅……”
 
  而vdf‏则跟推说:“以刘刚为主、顾晓军为副的道义派,一个反共,一个容共,人也是你们,鬼也是你们,什么都给你们说完了,还搞什么”等等。其实,vdf‏没有弄明白:“容共”,是策略(见《平民主义民主的“容共”策略(二稿)》)。
 
  关键,是vdf‏等没有弄明白:中国民运,分老民运、新民运。老民运,含“民主墙”、“‘六四’学运”、“动员各国政府制裁中共”等等。新民运,包括杨佳、邓玉娇、唐福珍、钱明奇、钱云会及乌坎人等等及以顾晓军为代表的理论派(含网战等)。
 
  新民运与老民运做法不同,观点也不尽相同。但不相互排斥,如被郭文贵剽窃的“民运28年一事无成”,就是新民运对老民运的抱怨、恨铁不成钢,而非郭文贵的意思、非老民运什么也没有做。后者,跟中共的五毛是一个意思,实际上是诋毁与败坏老民运。
 
  那么,新民运凭啥抱怨老民运?凭老民运思想理论水平差,总出昏招。如“六四”原本反“官倒”,结果成就了“四君子”;民运本该争民主,结果又出了“我没有敌人”;民运当维护十三亿人的利益,结果再人造“维权明星”,替艾未未集资800万补税、帮陈光诚去美国。
 
  如此,本身就是不公,在制造新的不公。此外,民运这么搞,别说二十八年,二百八十年也未必能成。而新民运,有思想理论水平,讲道理。如本文篇首,明确告诉中共:你不敢平反冤假错案,没法取消等级制,也做不到大规模减税;因此,就解决不了冤假错案、两极分化、横征暴敛。
 
  如是,社会不公将长期存在。因此,杨佳、邓玉娇、唐福珍、钱明奇、钱云会及乌坎人等的“造反”是早晚的事,且早晚会镇压不过来;这样,就只能是得过且过、混日子。所以,中共当及时抛弃马列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而回归自然社会。
 
  新民运(理论派代表顾晓军)早在《公正第一》书中追溯“公正”的本源:没有公正,人类不会群居。没有对公正的把握能力,人类也不会形成社会。公正与情感,是人与人之间的粘合剂——情感,是表层的;而公正,则是本质的。
 
  “公正第一”的核心,是“公众认为正、方为正”。“公众认为正、方为正”,是符合“票选”民主的;且从公正的角度,给予了“票选”民主、理论上的支持。“公正第一”,还是认知的“公投”;而这又支撑了民主体制下的舆论监督,因这样的媒体是由受众的喜好而决定生存与发展的。
 
  顾晓军还认为:无论是人、是家、是集团、是国家,及各元素之间的相互交叉,都无不用公正来衡量彼此的关系。可以说,没有公正、就不可能有安定的人类社会。换言之:只要社会不公存在,就不断会有人“造反”。这也是社会不公给“造反”创造了良机。
 
  “公正第一”,不仅是过去时、现在时,更是未来时。“公正第一”理论,填补了“自由”与“民主”的空白,也正在被“顾粉团”之外的人士认可。如刘刚的“因为顾晓军最早开始砸锅,而且是出于公正第一的理论进行砸锅”,不就是“公正第一”进入了老民运的视野?
 
  “公正第一”还将会与“自由”与“民主”一样,成为世界主流价值观。因,每个人的内心,都讨厌不公。近日有关“红黄蓝”和“低端人口”的舆论风暴,就证明了这一点。即使有人喜欢不公,也是一时的、有条件的;张阳的自杀,就是证明。
 
  由于近几十年,人类的科技与物质发展空前,而社会各种层面的利益分配也确实存在问题,再加上信仰与价值观的发展滞后,所以、各种利益集团及集团内部的矛盾越演越烈;而这,也恰恰是“公正第一”出生与大展宏图的机遇。
 
  新民运将高举“公正第一”的旗帜,同老民运携手、与中共一起图谋转变体制、推动社会转型,并最大限度地消灭社会不公,从根本上消除因社会不公而存在的潜在的“造反”,真正做到让社会公正、民众安居乐业。
 
 
              顾晓军 2017-12-5 南京
 
 
 
 

感谢郭文贵剽窃“民运28年一事无成”




感谢郭文贵剽窃“民运28年一事无成”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六百零二
 
 
  刘刚发表《驳斥郭文贵歪论“中国民运28年一事无成”》,我是知道的。因,刘大师刚在《砸锅、顶郭、不粘锅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封我为“主将”。
 
  原文截录:“以刘刚@LiuGang8964为主、顾晓军@guxiaojun812为副的道义派,这一派之所以叫作道义派,是因为他们坚持维护公理、公道、公正、公义、公平,是占领道德制高点,坚持政治正确……这里将顾晓军也列为主将,是因为顾晓军最早开始砸锅,而且是出于公正第一的理论进行砸锅……”
 
  说实在,当我看到刘刚大师的《驳斥郭文贵歪论“中国民运28年一事无成”》的起句是“郭文贵发明了一个新理论:‘民运28年来一事无成’”时,我在偷着乐。但,乐乐就乐不起来了;因,我突然想起刘刚发《砸锅、顶郭、不粘锅社会各阶级分析》之时、“V的小号”的跟推。
 
  “……他现在要做的是毁掉民运,包括支持他和反对的所有所谓民运人士,曹长青,袁红冰,赖建平已经被郭毁掉了,通过拉拢毁掉,李洪宽和唐柏桥还有辛灏年属于无法拉拢又很难攻下来的……魏大佬想独善其身,但明显也列入到攻击目标了,都快了”。
 
  其实,魏京生已卷入了——我原以为:魏京生的《海外民运干了什么?》是冲着我来的。现在看来,魏京生是回答郭文贵的“中国民运28年一事无成”。那么,我怎么会以为魏京生是冲着我来的呢?因,郭文贵剽窃了我的“民运28年一事无成”。
 
  以下,先证明“郭文贵发明了一个新理论:‘民运28年来一事无成’”是剽窃了我顾晓军的。而后,说明:郭文贵的“民运28年来一事无成”不成立,而我说“民运二十八年一事无成”、甚至“中国民运三十九年一事无成”都能成立。
 
  “一事无成”,源于我2017-6-18《背后聊刘刚》中的“刘刚过去没有遇到过高手,所以从不愿在人之下,而不在人之下,他又一事无成。他那些对民运的贡献,几乎没有一件成功的,只是开了个头,就算是一件了”。
 
  第二次,是2017-8-13说高智晟的《顾晓军离诺奖又近了》“可‘头号敌人’说得通吗?如果一事无成的人成了‘头号敌人’,岂不是让被强拆、自焚、上访、截访……被刑讯逼供、头顶放炮……被三鹿奶、双汇肉、苏丹红、瘦肉精……的唐福珍与钱明奇们按兵不动?等待‘头号敌人’去推翻专制?”
 
  第三次,2017-9-21《平民主义民主是中国民运的方向》“王丹、王军涛与刚死的刘晓波等,就像王明、博古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嫉妒……一直在阻碍我及他人在民运中……好像你们……是正宗的,别人都不行。然,二十八年的失败记录与一事无成”。
 
  第四次,2017-10-2,《〈中国民运〉:引言》“我这本《中国民运》,并不靠刘刚的《顾晓军是先知先觉》长脸,而是靠《中国民运的思想与领袖问题》、《认知中国民运理论与理论家》等的切入,靠对“中共为何二十八年能打一天下、民运为何二十八年却一事无成”的揭示”。
 
  此后,我在《中国民运当认理不认人》、《收集与善待民意是民运制胜的法宝》、《中国民运的困境在哪里?》、《民运的战略战术当落到实处》、《由谁来领导中国民运?》及《中国民运三十九年一事无成(二稿)》等九篇文章、十三处论证了这句话。
 
  举证“郭文贵发明了一个新理论:‘民运28年来一事无成’”属剽窃毕。论证:曹长青都玩不了理论(参见我2017-9-13《认知民运理论与理论家》、2017-8-30《中国民运需要新的标志性人物》等文),郭文贵懂什么理论?
 
  而最主要的是,我的“民运为何二十八年却一事无成”或“中国民运三十九年一事无成”,是建立在“中共为何二十八年能打一天下”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与中共二十八年打一个天下比,民运二十八年或三十九年是一事无成。
 
  这就像刘晓波抄袭曼德拉、曼德拉抄袭黎塞留一样——黎塞留在弥留之际,神父问“要不要宽恕你的敌人”,他的回答是“除了公敌之外,我没有敌人”。曼德拉在抄袭时漏了“除了公敌之外”,而刘晓波更不知这一前提;如是,“我没有敌人”就成了一句屁话。
 
  同理,没有“中共二十八年打下一座江山”的前提,说“民运二十八年一事无成”、也是一句屁话。因为,没有“打下一座江山”作对比,也就不存在“一事无成”。做任何事,都算成。刘刚大师玩了两个女共谍、生了一双儿女,不就做成了吗?
 
  推特上,有“老中医”说中共大蛆郭文贵的挑衅,让民运重燃斗志!新崛起时代”。我以为,或许真是这样。所以,我顾晓军由衷地感谢郭文贵剽窃——我刚创立的“为何中共二十八年打下一座江山,民运二十八年却一事无成”。
 
 
              顾晓军 2017-12-5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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