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与拒绝美国救济粮，看吴晗怎么说？

朱自清与拒绝美国救济粮，看吴晗怎么说？

　

　　　　——勘史·五千零八十一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9页，有「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这大概是我们这代人最早知道的朱自清拒美国救济粮的事。

　　后来，就渐渐有了〈【党史故事】朱自清饿死不吃美国救济粮〉等之类了。

　　前两年，有文章说朱自清生前常吃藕粉、牛奶，而这些在那个时代算奢侈品；如是，断定朱自清不穷，非饿死。

　　今日，偶读到了智效民的〈朱自清的情史与病史 拒绝美国救济粮曾后悔过〉一文。为了证明朱自清也曾经为拒绝后悔过，智效民引用了朱自清的日记「我在《拒绝‘美援’和‘美援面粉’》上签了名，这意味着每月使家中损失六百万法币，对全家生活影响颇大；但下午认真思索的结果，坚信既然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就应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个人的责任。」

　　另，智文中有「1948年1月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胃不适，似痛非痛，持续约十二小时，最后痉挛，整夜呕水。”几天后，连藕粉、牛奶也吃不进去了」。虽然「几天后，连藕粉、牛奶也吃不进去了」，非出自朱自清之手，但多少也旁证了朱自清生前常吃藕粉、牛奶等。

　　再，智文既提到吴晗，又没太说清朱自清拒绝美国救济粮及与吴晗的关系，正好我知道吴晗有〈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一文，附于后。

　　看了吴晗的〈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则更可证明，其实不看吴晗的此文，也可看出毛泽东的「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之说，是言过其实的。

　　所幸，毛泽东是政治领袖，我们没法要求他不言过其实。而这，与我前几日的〈刘军宁算公知吗？〉一文不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是绝对不可以言过其实等等的。

　　许，有人要问，你为何对政治领袖放宽标尺？其实，这不存在对政治领袖放宽标尺，而是政治领袖为其政治服务；公共知识分子，则当为全社会或社会中的大部分人服务。服务的对象，不经相同而已。

　　也因此，要证明什么的话，引用公共知识分子的话与引用政治人物的话是有所不同的。这不同，又是分门别类的。我就不展开了，留给大家思考。

　　在此，我只证明一下不同。比如，要说明鲁迅没有参加过「五四运动」，我的话与孙伏园的话的证明的力度就大不一样了——我，可能为了《打倒鲁迅》而论证鲁迅没有参加过「五四运动」；而孙伏园，一是鲁迅的学生、同乡，二是政治观点同向、感情又好，因此孙伏园说「五月四日，我参加天安门大会以后，又参加了示威游行。游行完了，我便到南半截胡同找鲁迅先生去了，我并不知道后面还有『火烧赵家楼』的一幕……」，「鲁迅先生详细问我天安门大会场的情形，还详细问我游行时大街上的情形……一九一九年他并没有在大学兼任教课……」等，就可准确地证明鲁迅没有参加过「五四运动」。

　　其实，我前几日的〈刘军宁算公知吗？〉一文，很重要。虽，怎样行文、用什么样的情绪行文等等，都是各人自己的事，然，有的人将成为历史，而有的人的文将成为废纸……之原因，却皆概于其中。

　

　　　　　　　　　　　　　　顾晓军 2024-5-6

　

【附】吴晗：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

 

    “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9页）我对这件事特别感到亲切、悲愤。事隔十几年了，现在读到这几句话，当时情景还历历在目。所谓“救济粮”是这么一回事：1948年6月间，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像大江东下一样，时时刻刻在贬值，买一包纸烟要几万块钱。教授的薪水月月在涨，但法币贬值更快，物价涨得更快，原来生活比较优越的教授们，此时也和广大人民一样难以生活下去。特别是家口众多的人，生活更为困难。国民党政府也知道人民的怨恨，特别是高等学校知识分子，他们更是对这种情况忍受不下去。于是便耍了一个手法，发了一种配购证，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买到“美援的面粉”。也正当这个时候，美国政府积极扶助日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发出诬蔑和侮辱的叫嚣。一面是廉价收买，一面是扶植日本，侮辱中国人民。我们一些人商量了一下，要揭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抗议美国政府的侮辱，发表一个公开声明。

    声明是这样的：

    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与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购物证，特此声明。

           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声明写好了，要征集签名，也和往常一样，决定每人负责联系若干人，年纪大一点的教授多半是归我跑腿的。我拿着稿子去找朱自清先生。当时，他的胃病已很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吃一点就要吐，且面庞瘦削，说话声音低沉。他有许多孩子，日子过得比谁都困难。但他一看完稿子，便立刻毫不迟疑地签了名。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这他还是用颤动的手，一笔不苟地签上了他的名字。于此，也应该交代一笔，1946年从昆明回到清华园以后，他的态度有了显著的改变，不再沉默了。他反对内战，讨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看法也开始改变了，他曾在公开集会上朗诵解放区的诗歌，有时候还和学生们一起化装扭秧歌，弄得满头是汗。在反对美国反对国民党的一些宣言、通电、声明等等的斗争中，我总是找他。他一看见我，也就明白来意，“是签名的吧？”看了稿子，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就我记忆所及，大概十次中有八九次他是签名的。也有不签的时候，原因是文字的火气大了一些。这次，我也曾找了另外一些教授，都是平时比较熟的，或是住在附近的，大多数签了名，但也碰过钉子。有个教授只有三个孩子，但他的答复很乾脆：“不！我还要活！”朱自清的胃病是饿出来的，家里人口多，要他养活。在昆明的后期，有人算过帐，我们这类人的薪水折合战前的银元仅约十几元钱。

    朱自清对政治是关心的，但不大发表意见，可说是温文尔雅，没有火气。抗战时期，消息被国民党封锁了，对于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消极抗战，对共产党却积极摩擦，掀起几次反共高潮的真实情况，大后方的人们是不清楚的。他认为只要抵抗，生活过得苦一些也应该，很少发牢骚。昆明的许多政治活动，他虽然同情，但很少参加。到了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了闻一多，他感到极大愤慨。复员回到北平以后，又看到美帝国主义帮助国民党发动内战，大打特打，他的态度变了，在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除了很少几次的例外，他参加到我们的行列里来了。有几件事值得提出，一件是他对编纂《闻一多全集》的努力，我在全集的跋文中曾指出：

    佩弦先生是一多十几年来的老友和同事，为了这部书，他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搜集遗文，编缀校正。拟定了目录……一句话，没有佩弦先生的努力，这集子是不可能编辑的。

    在当时，编印一多全集这一举动，就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抗议和谴责。相反，和有些人相比，这些人曾经是一多的同班或者旧时同学，有二三十年的交谊，但在一多死后，却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件事，也没有写一篇纪念的文字。另一件是他对青年学生的爱护。举一个例子，有一回他系里的两个学生打架，一个是民主青年同盟的，一个是国民党三青团的。打架的原因当然是政治性的，两人都到老师面前告状。自清先生怕民青这位同学吃亏，背地里劝他让一点。我在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便写一封信提出意见，请他要考虑政治上谁对谁不对，大概措辞的口气尖锐了一些。第二天他就到我家里来了，非常认真严肃地说明他的用意，春秋责备贤者，他说了进步的学生几句，目的是为了保护他，免遭三青团的报复，同时，他也同意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事后我把这情况告诉了民青的同学，这个同学也很感动。他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反对，虽然没有大声疾呼，却也可以从我亲身接触的一件事看出来。这时候，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挽救濒于死亡的命运，加强了对高等学校的特务控制。为了抗议，我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明初的学校》，说的是明初，骂的是国民党反动派，送给学校刊物《清华学报》发表。学报的编辑有些是国民党员，他们当然不肯发表，认为这不算学术性文章。我和自清先生谈起，他也是学报的编辑委员，写信给主编，极力主张发表，终于发表了这篇文章。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感情的变化。

    由于他被胃病长期折磨，身体过度衰弱，但他也明白天快亮了，乌云就要过去了，好日子要来到了。他感到欣慰，在自己的书桌上玻璃板下，写了两句诗：“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是从唐人李商隐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套来翻案的。这两句诗十分贴切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

    7月23日，在清华大学工字厅举行“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的座谈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的政治活动。我亲自到他家请他，和他一起漫步从北院走到工字厅。他走一会儿，停一会儿，断断续续地对我说：“你们是对的，道路走对了。不过，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大习惯，要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这样就跟上你们了。”开会时他也发了言，主要一段话也还是这个意思，他说：“知识分子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帮凶帮闲，向上爬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这种人。一条是向下的。知识分子是可上可下的，所以是一个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要许多知识分子都丢开既得利益，是不容易的事。现在我们过群众生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上不愿意接受，理性是知道应该接受的，是习惯上变不过来。”

    自清先生在理性上知道要丢开既得利益，要过群众生活，他又进了一步了，这是大踏步前进的一步。他拒绝购买美援面粉，在签了名以后，这天的日记记了这件事：6月18日，此事每月须损失600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决心。

    不止如此，在逝世前一天，他还告诉他夫人：“有一件事得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自清先生是旧时代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人物，他曾经是自由主义者，他不大喜欢参加政治活动，特别是比较激烈、斗争性较强的政治活动。但是，他具有正义感，随着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奴役、压迫的加强，和向中国人民的武装挑衅、屠杀、镇压，他毕竟忍受不住了。他说话了，行动了，通过文化生活、朗诵诗歌和扭秧歌，表明了他的态度。

    另一方面，他坚决不走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当时有人要他参加国民党办的中间路线刊物《新路》，他坚决地拒绝了。但是他却带病参加了我们的座谈会。

    他明辨是非，爱憎分明，在衰病的晚年，终于有了明确的立场，抬起头来，挺起脊梁，宁肯饿死，坚决拒绝敌人的“救济”，这种品德，这种气节，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1499页）毛泽东同志赞扬了闻一多、朱自清的骨气，说“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这是我们未死者，特别是一多先生和自清先生生前战友的责任。这种表现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的颂歌，还有待于未来。这一篇文字，只能算是重读《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所引起的一些回忆罢了。

    （选自《世纪清华》庄丽君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