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晓军: 美国汉学家告诉你：为什么我们要批评莫言

美国汉学家告诉你：为什么我们要批评莫言

　　顾晓军按：搅进了莫言的是非，很多天写不出文章来了。今天介绍一篇美国汉学家林培瑞的文章，包括大约是译者的编者按，但、原文的有一段只能删除，好在与莫言没有关系；因，莫言也不愿意与那些有任何关系。

　　编者按：最近，毛星火起诉莫言一事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毛星火的论据主要来自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认为莫言小说“涉嫌污蔑英烈”“涉嫌美化日本侵略者”。2月4日，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在答复省信访局转来的信访件的回复中，称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是一步符合国家出版规定的虚构作品，一直得到广大读者和业内专家广泛认可，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原创文学中的一部公认的经典作品。

　　且不提毛星火的闹剧。但是，如何看待诺贝尔奖得主莫言的小说呢？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教授在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用英文接连发表两篇英文评论文章《这位作家配得诺贝尔文学奖吗》《为什么我们要批评莫言》，现在授权《波士顿书评》翻译城中文。

　　2012年10月，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美国汉学家林培瑞用英文写下质疑文章《这位作家配得诺贝尔奖吗》，这篇批评文章引起查尔斯·劳克林（Charles Laughlin）等人的异议，此文为林培瑞的回应文章。

　　（此处删除整自然段，望作者、译者、读者均见谅）

　　这种诱发的语言习惯在多大程度上增强了国家权力？作家在选词时遵守党的路线有多重要？这些选择对读者的思考有多大影响？

　　最近，我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关于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文章，反对莫言呈现20世纪中国历史的方式。我注意到，当他遇到像大跃进饥荒这样的灾难性事件时，他会透过诉诸我所谓的“愚蠢的闹剧”来转移注意力——将绵羊精子射入兔子或强迫某人吃被雕刻成“假驴鸡巴”的萝卜— 却没有提及导致 3000 万人或更多人丧生的饥饿。

　　查尔斯·劳克林（Charles Laughlin）在一份冗长的回复中对我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莫言的目标读者知道大跃进导致了灾难性的饥荒，任何对历史创伤的艺术处理方式都是变形或折射的。” 劳克林认为莫言是在讽刺，而不是在掩饰，这样说的话，狭义上我是可以接受的（尽管我个人对讽刺的品味还没有达到”驴屌“的程度）。在我看来，问题在于劳克林的短语“目标读者”。莫言曾说过，他的写作并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读者，因此这里的“目标读者”不应被理解为实际的读者，而是作者言辞所隐含的读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隐含读者”是文学研究中的既定术语，这样分析是很合理的。

　　但我担心的是真正的读者。 “愚蠢的闹剧”如何影响他们？我希望劳克林会同意我的观点，莫言的实际读者数量众多，大部分是年轻人，没有受过很好的中国历史教育。为了达到劳克林眼中莫言理想的“目标读者”的水平，年轻的中国人必须跨越共产党教育设置的一系列智力障碍：首先，不存在饥荒，因为这个故事只是一个故事。外国人发明的诽谤；第二，如果真有饥荒，那也是气候恶劣造成的“三年之难”；第三，即使饥荒确实是人为的，也不是毛泽东造成的，因为毛泽东是伟大的；第四，如果是毛泽东制造的，人们只是死于饥饿，而不是被殴打、活活烧死（称为“人体火炬”）或用铲子泼脑（称为“开花”），如杨继绳的书《墓碑》所记录的。

　　莫言对历史的轻率处理转移了人们对那些难以直视的事物的注意力，这会有多么危险呢？这种逃避可能会受到一些读者的欢迎，也许是大多数读者的欢迎。无论如何，这个政权肯定会欢迎它。难道莫言不知道政权欢迎它吗？他怎么会这样呢？劳克林写道：“Link（林培瑞）的意思肯定不是暗示莫言这样写是出于对共产党的忠诚而试图粉饰历史吧？” 但恐怕我的意思确实与此非常接近。我会用“扭曲”这个词而不是“粉饰”，不会说是“对党忠诚”，我会说“为了维护他在党的统治下的职业前景”。

　　我还担心，为维护政权的敏感度而寻找借口（莫言绝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作家）去说明中国人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这句话不容易翻译，所以请原谅我尴尬地翻译为“西方中心主义”。已故中国物理学家、人权倡议者方励之善于指出西方态度中的双重标准。当欧洲共产主义独裁政权垮台时，冷战就被宣告“结束”。但中国、北朝鲜和越南呢？如果相反的情况发生——如果独裁政权在亚洲垮台，但在欧洲持续存在——华盛顿和伦敦还会欢呼冷战的结束吗？如果索尔仁尼琴没有揭露古拉格集中营，而是拿它开玩笑怎么办？我们是否会因为他的目标读者了解古拉格并欣赏黑色幽默而将他视为“艺术”？或者，可悲的是，只有非白人才能以这种模式写作获得诺贝尔奖？

　　潘卡吉·米甚拉（Pankaj Mishra）在《卫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萨尔曼·拉什迪应该在谴责莫言审查制度之前暂停》的文章，承认莫言为中国统治者提供了令人遗憾的支持。但米斯拉文章的重点是，西方作家也曾是压迫远方人民的权力的婢女。因此，他要求像拉什迪（以及他也提到的我）这样的人“暂停一下”。我长期以来一直钦佩米甚拉，他在《卫报》的文章中提供了深刻的观察，例如“简·奥斯汀优雅的自我封闭的世界”依赖于加勒比海地区看不见的“地狱般的奴隶种植园”。但这为什么意味着我在批评北京或那些对北京眨眼睛的人之前应该“暂停”呢？

　　在关于人权的辩论中常会听到某种争论。它有几个版本，但它们都属于这种模式：

　　A： X 国有问题 P。

　　B：相反，Y 国也有问题 P。

　　在大多数此类交流中，人们忽略了 B 的逻辑缺陷，因为他或她的真正目的不是提供事实，而是提供建议。如果 A 是 Y 国公民，他或她应该对 X 国保持沉默。

　　但为什么？萨尔曼·拉什迪必须在伦敦彻底干净之前对北京保持沉默吗？我的猜测是，如果我们能摇晃米斯拉的肩膀，他会说（就像我一样）任何国家的任何公民都应该可以自由地批评任何压迫任何人的政府。

　　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独裁者经常采取这样的立场：外国人应该先批评自己。他们这种立场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西方自由主义者也经常采取同样立场，其原因远不那么明显，但很值得探讨。

　　莫言和刘晓波（2010 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以不同方式引起我们关注中国的问题——为保护国家权力而压制言论、对“罪犯”进行骚扰和监禁。这样的问题在民主社会也存在，但程度较轻而已。但发现这点之后，说“看，整个世界都是一样的，所以让我们冷静下来”不仅在理智上是软弱的，而且当那些生活在远离真正痛苦的人说出来时，在道德上也是站不住脚的。你认为，一个坐在单调监狱长凳上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如果听到一个坐在沙发上阅读《卫报》的美国自由主义者说：“我的朋友，你和我都生活在压迫性的政府之下；在批评你的政府之前，我必须暂停一下”会作如何感想？其实我们不需要猜测答案。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南非、缅甸等地的前政治犯已经明确表示，在监狱服刑期间，他们渴望从外界获得任何支持。

　　我发现一些西方自由主义者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尤其令人反感，因为其主要目的是安慰居高临下的人。美国自由主义者在表达对自己社会的批评时会感到高兴，它表现出“批判性思维”、“独立性”和宽广的胸怀，所有这些都是可以让人庆幸自己拥有。（事实上，真正的独立并不多见；一个人听到“批评”观点往往表现出极大的从众性，而我所说的舒适感的一个主要来源是相信自己顺从的表达不会受到同侪的攻击。）舒适是一件好事；我并不反对。但将坐在扶手椅上的人的精神舒适置于囚犯的精神和身体折磨之上，就令人厌恶了。

　　劳克林指出，我没有回答《纽约评论》文章标题所提出的问题：“这位作家值得获奖吗？” 很公平。标题是《评论》的编辑写的，直到这篇文章出来我才看到。现在让我来解答这个问题。

　　自然科学领域的卓越衡量标准足够客观，以至于“X 真的值得获得诺贝尔奖吗？”这个问题已经足够客观了。可以有一定的信心来回答（如果从来没有确定性的话）。然而，对于文学奖和和平奖来说，这个问题太受主观印象的影响，不可能有共识。亨利·基辛格荣获和平奖。如果真是这样，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我只能回答“我个人会选择莫言吗？”这个问题，我想进一步限制一下，加上“在世的中国作家中”这个词。（只有在世作家才有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