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5日星期二

感谢郭文贵剽窃“民运28年一事无成”




感谢郭文贵剽窃“民运28年一事无成”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六百零二
 
 
  刘刚发表《驳斥郭文贵歪论“中国民运28年一事无成”》,我是知道的。因,刘大师刚在《砸锅、顶郭、不粘锅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封我为“主将”。
 
  原文截录:“以刘刚@LiuGang8964为主、顾晓军@guxiaojun812为副的道义派,这一派之所以叫作道义派,是因为他们坚持维护公理、公道、公正、公义、公平,是占领道德制高点,坚持政治正确……这里将顾晓军也列为主将,是因为顾晓军最早开始砸锅,而且是出于公正第一的理论进行砸锅……”
 
  说实在,当我看到刘刚大师的《驳斥郭文贵歪论“中国民运28年一事无成”》的起句是“郭文贵发明了一个新理论:‘民运28年来一事无成’”时,我在偷着乐。但,乐乐就乐不起来了;因,我突然想起刘刚发《砸锅、顶郭、不粘锅社会各阶级分析》之时、“V的小号”的跟推。
 
  “……他现在要做的是毁掉民运,包括支持他和反对的所有所谓民运人士,曹长青,袁红冰,赖建平已经被郭毁掉了,通过拉拢毁掉,李洪宽和唐柏桥还有辛灏年属于无法拉拢又很难攻下来的……魏大佬想独善其身,但明显也列入到攻击目标了,都快了”。
 
  其实,魏京生已卷入了——我原以为:魏京生的《海外民运干了什么?》是冲着我来的。现在看来,魏京生是回答郭文贵的“中国民运28年一事无成”。那么,我怎么会以为魏京生是冲着我来的呢?因,郭文贵剽窃了我的“民运28年一事无成”。
 
  以下,先证明“郭文贵发明了一个新理论:‘民运28年来一事无成’”是剽窃了我顾晓军的。而后,说明:郭文贵的“民运28年来一事无成”不成立,而我说“民运二十八年一事无成”、甚至“中国民运三十九年一事无成”都能成立。
 
  “一事无成”,源于我2017-6-18《背后聊刘刚》中的“刘刚过去没有遇到过高手,所以从不愿在人之下,而不在人之下,他又一事无成。他那些对民运的贡献,几乎没有一件成功的,只是开了个头,就算是一件了”。
 
  第二次,是2017-8-13说高智晟的《顾晓军离诺奖又近了》“可‘头号敌人’说得通吗?如果一事无成的人成了‘头号敌人’,岂不是让被强拆、自焚、上访、截访……被刑讯逼供、头顶放炮……被三鹿奶、双汇肉、苏丹红、瘦肉精……的唐福珍与钱明奇们按兵不动?等待‘头号敌人’去推翻专制?”
 
  第三次,2017-9-21《平民主义民主是中国民运的方向》“王丹、王军涛与刚死的刘晓波等,就像王明、博古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嫉妒……一直在阻碍我及他人在民运中……好像你们……是正宗的,别人都不行。然,二十八年的失败记录与一事无成”。
 
  第四次,2017-10-2,《〈中国民运〉:引言》“我这本《中国民运》,并不靠刘刚的《顾晓军是先知先觉》长脸,而是靠《中国民运的思想与领袖问题》、《认知中国民运理论与理论家》等的切入,靠对“中共为何二十八年能打一天下、民运为何二十八年却一事无成”的揭示”。
 
  此后,我在《中国民运当认理不认人》、《收集与善待民意是民运制胜的法宝》、《中国民运的困境在哪里?》、《民运的战略战术当落到实处》、《由谁来领导中国民运?》及《中国民运三十九年一事无成(二稿)》等九篇文章、十三处论证了这句话。
 
  举证“郭文贵发明了一个新理论:‘民运28年来一事无成’”属剽窃毕。论证:曹长青都玩不了理论(参见我2017-9-13《认知民运理论与理论家》、2017-8-30《中国民运需要新的标志性人物》等文),郭文贵懂什么理论?
 
  而最主要的是,我的“民运为何二十八年却一事无成”或“中国民运三十九年一事无成”,是建立在“中共为何二十八年能打一天下”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与中共二十八年打一个天下比,民运二十八年或三十九年是一事无成。
 
  这就像刘晓波抄袭曼德拉、曼德拉抄袭黎塞留一样——黎塞留在弥留之际,神父问“要不要宽恕你的敌人”,他的回答是“除了公敌之外,我没有敌人”。曼德拉在抄袭时漏了“除了公敌之外”,而刘晓波更不知这一前提;如是,“我没有敌人”就成了一句屁话。
 
  同理,没有“中共二十八年打下一座江山”的前提,说“民运二十八年一事无成”、也是一句屁话。因为,没有“打下一座江山”作对比,也就不存在“一事无成”。做任何事,都算成。刘刚大师玩了两个女共谍、生了一双儿女,不就做成了吗?
 
  推特上,有“老中医”说中共大蛆郭文贵的挑衅,让民运重燃斗志!新崛起时代”。我以为,或许真是这样。所以,我顾晓军由衷地感谢郭文贵剽窃——我刚创立的“为何中共二十八年打下一座江山,民运二十八年却一事无成”。
 
 
              顾晓军 2017-12-5 南京
 
 
 
 

2017年12月4日星期一

平民主义民主的“容共”策略(二稿)




平民主义民主的“容共”策略(二稿)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六百零一
 
 
  《中国民运三十九年一事无成》之根本,应该是方法问题。因,民主自由是没有问题的;且,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共产党,如今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少数派。
 
  而方法之本,当是反不反共的问题。蒋介石反共,结果把自己反到台湾岛上去了(其实,蒋介石也是独裁;如果不是独裁,又何须蒋经国搞“87解严”)。魏京生反共,三十九年一事无成(魏京生恐怕也独裁,如果不是独裁、为何“海外民运联席会议”这些年来总不换届)。
 
  而“容共”的,则几乎都把共产党容没了。日本“容共”, 如今日本共产党还算政治势力吗?法国也“容共”,而结果是如今的法国人已在担心极右翼上台了。这是在国家层面上。而在世界层面,又何尝不是“容共”,又何尝不是把共产主义阵营容没了呢?
 
  所以,在最近写作《中国民运》一书、及总结《中国民运三十九年一事无成》的基础上,我顾晓军、“平民主义民主”的创造者,提出:中国的民主运动、当即时改正过去的反共的策略,在今后推动中国民主的进程中,当大张旗鼓推行“容共”。
 
  “容共”,不是“我没有敌人”,也不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更不是像八大花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样去做中共的陪衬,而是在理论上提出:当体制改变后,“容共”。
 
  现在的中国民运、尤其是海外民运,绝大多数人、对中共充满仇恨(注意:我没有批判任何一位怀有仇恨者,也没有说不该有这样那样的仇恨,而是阐述事实),中共当然会恐惧、当然害怕变颜色,也当然要渲染“人头落地”等。
 
  从道理上讲,也应该“容共”。只要没有现行的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等,就该“容共”。政治信仰上的错,当用思想批判的方法解决,而不能不容纳这样的人或团体。这既可化解敌对情绪,也是给中共作榜样,别动不动就“颠覆罪”、“煽颠罪”。
 
  当体制改变后“容共”,就是中共解体不解体、是中共自己的事。当体制改变后,中共可以中共的身份参加竞选。而按中共如今的实力,只怕是一届、两届、三届的总统都是中共的。不仅总统,那省、市、县、乡、村,只怕也都是中共的。而如此,也没什么。
 
  因体制改变后,就不会有魏京生们的被流放海外、就不会有刘晓波们的被颠覆而坐牢,也不会有唐福珍们的“自焚”、钱明奇们的“爆炸”、钱云会们的“普交死”,及石三生们的、各种各样的冤假错案与告无处可告、诉无处可诉以及不得不一年又一年地、无底地蹉跎岁月。
 
  其实,改变体制、又何尝不是中共的认知呢?在1949年之前的反蒋斗争中,中共就高呼“要民主”;而如今,“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不也大书特书着“民主”及“自由”、“公正”等吗?而“民主”的本质,不就是多党制吗?
 
  中共并不想专制,是不是?怪只怪八大花瓶不争气,是不是?中共并不想独裁,是不是?怪只怪魏京生们过于仇恨,是不是?那问题就解决了,“容共”——彼此不再仇恨,大家想办法、共同来商讨,如何改变体制。
 
  因此,“容共”是最大的策略。而这也只有平民主义民主者才能提得出来,因只有我们才有这样的胸怀——我们不是精英,谁当总统都行;我们只要民主体制,只要没有唐福珍、钱明奇、钱云会等,只要社会公正、没有冤假错案,也没有驱逐“低端人口”等。
 
  其实,“容共”又何尝不是容自己?因,我们“容共”、中共也未必就肯容我们,更何况我们不容共、甚至是仇共了。“容共”是种在当前中共异常强大的形势下的策略,也是一种姿态——因只有“容共”,才有可能与中共坐到同一张谈判桌前。
 
  当然,或许有人反对,说绝不与“刽子手”妥协、绝不与中共谈判,坚持要灭共剿共。自然,我也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反对你,可我想问:如今灭共剿共还现实吗?君不见,连川普都跟习近平玩“哥俩好”?也当然,你可以说、川普那是策略。可“容共”、不也是种策略吗?
 
  再说,“容共”不仅是种策略,也还是胸怀。我想说:如果能“容共”,还愁不能容纳不同主张的兄弟民主党吗?如同王权向党权转移一样,精英主义的民主也会向平民主义民主渐进。将来,不同主张的小党会很多。
 
  如果到了某种境地,中共不得不学蒋经国搞“解严”(即便如此,那时的中共依然还很强大是不是),而如果彼时的中国民主派,没有准备——今日不练就胸怀、不练就通达的手段,请问:到了那时候,又如何联合组阁、执政呢?
 
  就此而言:“容共”,是在中共异常强大的新形势下的战略转移,更是一次恰逢此时的理论创新。这既似中共在“四一二”之后、很难再搞“夺取中心城市”、必须走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一个道理,也是在提前做“解严”后的组织准备。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一试。没准一试就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柳暗花明又一村?没准多少年之后,人们会像中共讴歌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样,赞颂我今日从“平民主义民主”理念出发提出的“容共”策略、赞美我这在中国民运于山重水复疑无路之中的理论创新呢?
 
  “容共”,还没准、会像“我没有敌人”样、抄近道、去斩获诺贝尔和平奖(魏京生在《海外民运干了什么?》中说“西方政界在大企业游说的压力下,几乎断绝了对海外民运的财政和舆论支持”)。如是,也就只能怪魏京生面对新形势、缺乏应对的能力了。
 
  自然,“容共”不是“我没有敌人”般的唱高调,也不似“和平理性非暴力”样的空高尚,而是化解矛盾、是求大同而存小异——中国会有哪一个政党、敢说不希望老百姓过得好呢?而既然都希望老百姓过得好,那不就是道路与方法的不同吗?
 
  目的一致,只是道路与方法的不同,那就坐下来谈。如果中国民运的各界都肯坐下来谈、而还坐不下来,那就是中共的不是。民运的各界同仁们,是不是这样的道理?把皮球踢给中共,又何乐而不为?何况,除此还有别的办法吗?
 
 
              顾晓军 2017-12-4 南京
 
 
 
 

2017年12月3日星期日

平民主义民主的“容共”策略




平民主义民主的“容共”策略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六百零零
 
 
  《中国民运三十九年一事无成》之根本,应该是方法问题。因,民主自由是没有问题的;且,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共产党,如今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少数派。
 
  而方法之本,当是反不反共的问题。蒋介石反共,结果把自己反到台湾岛上去了(其实,蒋介石也是独裁;如果不是独裁,又何须蒋经国搞“87解严”)。魏京生反共,三十九年一事无成(魏京生恐怕也独裁,如果不是独裁、为何“海外民运联席会议”这些年来总不换届)。
 
  而“容共”的,则几乎都把共产党容没了。日本“容共”,日本共产党如今还算政治势力吗?法国也“容共”,而结果是如今的法国人已在担心极右翼上台了。这是在国家层面上。而在世界层面,又何尝不是“容共”,又何尝不是把共产主义阵营容没了呢?
 
  所以,在最近写作《中国民运》一书、及总结《中国民运三十九年一事无成》的基础上,我顾晓军、“平民主义民主”的创造者,提出:中国的民主运动、当即时改正过去的反共的策略,在今后推动中国民主的进程中,当大张旗鼓推行“容共”。
 
  “容共”,不是“我没有敌人”,也不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更不是像八大花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样去做中共的陪衬,而是在理论上提出:当体制改变后,“容共”。
 
  现在的中国民运、尤其是海外民运,绝大多数人、对中共充满仇恨(注意:我没有批判任何一位怀有仇恨者,也没有说不该有这样那样的仇恨,而是阐述事实),中共当然会恐惧、当然害怕变颜色,也当然要渲染“人头落地”等。
 
  从道理上讲,也应该“容共”。只要没有现行的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等,就该“容共”。政治信仰上的错,当用思想批判的方法解决,而不能不容纳这样的人或团体。这既可化解敌对情绪,也是给中共作榜样,别动不动就“颠覆罪”、“煽颠罪”。
 
  当体制改变后“容共”,就是中共解体不解体、是中共自己的事。当体制改变后,中共可以中共的身份参加竞选。而按中共如今的实力,只怕是一届、两届、三届的总统都是中共的。不仅总统,那省、市、县、乡、村,只怕也都是中共的。而如此,也没什么。
 
  因体制改变后,就不会有魏京生们的被流放海外、就不会有刘晓波们的被颠覆而坐牢,也不会有唐福珍们的“自焚”、钱明奇们的“爆炸”、钱云会们的“普交死”,及石三生们的、各种各样的冤假错案与告无处可告、诉无处可诉以及不得不一年又一年地、无底地蹉跎岁月。
 
  其实,改变体制、又何尝不是中共的认知?在1949年前的反蒋斗争中,中共就高呼“要民主”;而如今那“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不也大书特书着“民主”以及“自由”、“公正”等吗?而“民主”的本质,不就是多党制吗?
 
  中共并不想专制,是不是?怪只怪八大花瓶不争气,是不是?中共并不想独裁,是不是?怪只怪魏京生们过于仇恨,是不是?那问题就解决了,“容共”——彼此不再仇恨,大家想办法、共同来商讨,如何改变体制。
 
  因此,“容共”是最大的策略。而这也只有平民主义民主者才能提出,因只有我们才有这样的胸怀——我们不是精英,你们谁当总统都行;我们只要民主的体制,只要没有唐福珍、钱明奇、钱云会等等,只要社会公正、没有冤假错案和没有驱逐“低端人口”。
 
 
              顾晓军 2017-12-3 南京
 
 
 
 



2017年12月2日星期六

中国民运三十九年一事无成(二稿)







中国民运三十九年一事无成(二稿)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九十九
 
 
  长跑归来先开电脑,想看看大家对我出门前发的《长了一副共产党的脸(3)》反响如何,不料却见到“中国人权民运”推送的魏京生的《海外民运干了什么?》。
 
  “魏京生”大名鼎鼎,再加上“海外民运干了什么”有诱惑力,还加上已看到首句“最近有五毛大放厥词,说海外民运一事无成”,我多心了;因,最近我在写《中国民运》一书,而该书的看点之一、就是“为何中共二十八年打下一座江山,民运二十八年却一事无成”。
 
  打开文章、读完全篇,我想怼魏京生(无论你是不是在说我)。第一,受教了。你的“国际政界和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中国现代民主运动从一九七八年的民主墙运动开始;中国的海外民主运动,从一九八三年在美国建立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开始”之说法,我会运用于《中国民运》一书中。
 
  第二,你的“比如动员各国政府制裁中共,保护反共留学生的六四绿卡,以及在抗议现场和日内瓦人权大会上,和中共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等等。至今在法国里昂还有一条魏京生道,记录着海外民运斗争的影响,功不可没”,我却觉得很微不足道。
 
  “动员各国政府制裁中共”、“在抗议现场和日内瓦人权大会上,和中共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成功了吗?“保护反共留学生的六四绿卡”,则不过像摸掉敌人几个哨兵或一座炮楼。而“法国里昂还有一条魏京生道”,也只不过像中共命名“志丹县”、“左权县”。
 
  请问魏兄,有“平型关大捷”、“夜袭阳明堡”这样的战斗吗?有“百团大战”这样的战役吗?如果都没有,怎么会有“淮海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及“渡江战役”等。而如果没有“淮海战役”等,又怎么解救大陆的民众?
 
  小打小闹,也能算事吗?当然,到处都有小打小闹也可以;可,有吗?你要保密的,可以。可保密的,能是什么大事?再,我说“民运二十八年却一事无成”,是基于《背后再聊刘刚》、《蓝军,做成的那些事》及《“六四”28周年到来之际,追责刘刚》里的“成功”概念。
 
  于此,连刘刚都用“我没有成功,可也不曾失败呀”来搪塞,不知魏兄哪来的底气、敢站出来告诉世人《海外民运干了什么?》。可,你还不如刘刚——在你的《海外民运干了什么?》中,连“六四”与“茉莉花”那样的失败与惨烈、都没有。
 
  你说“几乎断绝了对海外民运的财政和舆论支持”。我说,你要钱做什么?大事做不成、小事又不做,要钱做甚?“六四”,是大陆学子做的;“茉莉花”,是大陆民众做的。请问魏兄,海外民运有没有做过件让历史大书特书的事?
 
  说到“财政和舆论支持”,我顾晓军有吗?“打倒鲁迅”,是打倒中共伪造的神、打破中共架在中国人脖子上的文化与精神的枷锁,海外有声援吗?“骂骂李敖”,是针对“不喜欢A政权的人,常常坠入一个错误:总以为B政权好”,难道都看不出这是中共的把戏?
 
  我顾晓军、长期处在无依托境地中作战,不也把鲁迅的文章一篇篇地从大陆教科书中赶出去了?不也把“敖迷”们一个个地给扳正了?“几乎断绝了”,不就是曾经有过舆论支持吗?可魏兄领导的海外民运做成了什么?
 
  而于“财政和舆论支持”中的财政,更是笑谈。有谁给我的银行卡里打过一分钱?没有。西方每年有那么多的奖,有哪一个奖光顾过顾晓军?也没有。不仅没有,连本当是我的《盖棺论定江泽民征文》奖,不也使手段、硬是要让我擦肩而过吗?
 
  即便如此,我顾晓军依旧坚持;不仅坚持,还“毁家抗战”——自己掏钱、独资举办“顾晓军奖”、“顾晓军民主奖”(都发现金,每年一万)。魏兄服不?你能从生活费中挤出钱来发“民主奖”吗?如此,你还好意思说“几乎断绝了对海外民运的财政和舆论支持”吗?
 
  于你说的“特务们的破坏活动”,国内不更多?压力不更大?“顾门弟子”坚持着、“顾粉团”坚持着,大陆的民众都在坚持着。而魏兄领导的海外民运,为何会“进入了低潮期”、为何会“大量的基本群众去过自己的小日子了”呢?你不应该检讨自己吗?
 
  看看今年“郭文贵爆料”吧。我顾晓军身在境内,只能“反炒”;我伴随着刘刚等,坚持着我的角色。魏兄你呢?海外民运是就“郭文贵爆料”开了两次会,可开出什么结果来了呢?对这类突发事件,不早就应该有所预期,有计划、有准备吗?
 
  魏兄,你不觉得自己能力不够、脑子不够用吗?那么,你是否能看看我的《中国民运需要自己的哲学》、《民运需面对的现代舆论战》、《民运需面对的心理战超限战与反钓鱼战》及“七大战法”、“四不理论”、“三个依靠”等等呢?
 
  于你说的“依靠自己人的少量捐款和业余时间”,请问、谁不是自己的业余时间?谁、又不需要养家糊口呢?我顾晓军,连“自己人的少量捐款”也没有呀。而至于“对中国民主的关注,和对受迫害的弱势群体的关注”,魏兄你领导的海外民运、做了多少?又有多少、能让人记住的呢?
 
  于北京在寒风凛冽中驱逐“低端人口”,是大陆五千士族、知识分子联名喊停,是大陆年轻人上街呐喊、引共鸣。这些,不是魏兄你的海外民运领导的吧?当然,海外不便直接领导大陆,那么,你魏兄领导的海外民运,是不是就不要再抢大陆士族、大陆民众的风头了呢?
 
  看看你一口一个“五毛”“煞笔”的《海外民运干了什么?》,几乎登上了所有海外媒体;而我反诘你的《中国民运三十九年一事无成》(一稿),有几家肯用?你魏兄既然领导不了大陆民运,能不能给我让点地盘、能不能给大陆士族们做做铺路石或垫脚石呢?
 
  于你说的“前几年国内的异议分子和维权活动”,你以为这是对的吗?我以为人造“维权明星”是错的。其一,中美法理不同:美国实行的是判例法,中国实行的是成文法。在美国,成功的维权案例有意义;在中国,人造的“维权明星”没用。
 
  其二,“维权明星”的收获,其实是特权、法治的倒退。如陈光诚去美国,别人能去吗?这里还涉及到我常说的“民权与人权,在不同体制下的主次的问题”。我能理解民主体制下人权的重要,可你们能理解在专制体制下民权的重要吗?陈光诚去美国,是他一个人的胜利,对大陆民众没有任何意义。
 
  不但没有意义,还以这样的所谓热点、耽误了大陆人争取民主、民权。与其叫专制让步、放陈光诚去美国,不如叫专制让步、在某一点上松绑大陆民众。这就是——“维权明星”进一步,于大陆民众没有任何好处;而如果专制能退让出一小步,则是所有的大陆民众、人人都能够进一步。
 
  其三,如同在中国民运的大盘子里、海外民运只是小头一样,在中国民主的大盘子里、维权也只是小头。魏兄你,领导海外民运炒作艾未未、陈光诚等的一场场的所谓维权的游戏,实际上、伤害到的是中国民主大主题。别的不说,单捐款,如果再有事、还能够捐得到吗?
 
  艾未未是“借”到了八百多万,可都交给了北京税务。这对中国民主有用吗?陈光诚是到美国去了,可他去台湾说“台独过时”。这对中国民主有用吗?而这些,就是你魏兄的杰作?你以为,这些就是你的功劳?错!你耽误了中国民主的进程。
 
  中国如果实现了民主,在体制上有所进步,岂不是没有了唐福珍、钱明奇、钱云会,也不会再有石三生等了?如此,还需要人造艾未未、陈光诚等等吗?而如果体制上永远不进步,人造再多的艾未未、陈光诚又有什么用呢?看来,魏兄你及海外民运,真的是拎不清孰是孰非、孰轻孰重。
 
  于你一口一个“五毛”、“煞笔”、“自干五”,请问你是说我吗?然而,如果我是自干五,中共还会拼性拼命地不断封杀与围剿我吗?(参见《第13次反围剿》)相反,华夏黎民党2014/2/18认定《魏京生是中共解放军总政间谍特务》。
 
  刘刚2016/2/29的《总参三部特务造谣放风,鼓动军事政变斩首习近平》中也有“总参特务在放风……魏京生”等。当然,我的《中国民运》一书中有《海外民运百分之百是特务又如何》,且我也不真信华夏黎民党和刘刚的。可,魏兄领导的中国民运、三十九年一事无成,又作如何解释呢?
 
  自然,三十九年的坚持不易。我也亲眼看到了刘刚、何頻、赵岩、傅希秋、章立凡、叶宁、陆东、熊焱及袁红冰、曹长青、陈破空等,包括凤姐的努力。但问题不还在魏兄你,能把他们拧成一股绳吗?
 
 
              顾晓军 2017-12-2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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