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主义民主的“容共”策略（二稿）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六百零一
《中国民运三十九年一事无成》之根本，应该是方法问题。因，民主自由是没有问题的；且，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共产党，如今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少数派。
而方法之本，当是反不反共的问题。蒋介石反共，结果把自己反到台湾岛上去了（其实，蒋介石也是独裁；如果不是独裁，又何须蒋经国搞“87解严”）。魏京生反共，三十九年一事无成（魏京生恐怕也独裁，如果不是独裁、为何“海外民运联席会议”这些年来总不换届）。
而“容共”的，则几乎都把共产党容没了。日本“容共”， 如今日本共产党还算政治势力吗？法国也“容共”，而结果是如今的法国人已在担心极右翼上台了。这是在国家层面上。而在世界层面，又何尝不是“容共”，又何尝不是把共产主义阵营容没了呢？
所以，在最近写作《中国民运》一书、及总结《中国民运三十九年一事无成》的基础上，我顾晓军、“平民主义民主”的创造者，提出：中国的民主运动、当即时改正过去的反共的策略，在今后推动中国民主的进程中，当大张旗鼓推行“容共”。
“容共”，不是“我没有敌人”，也不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更不是像八大花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样去做中共的陪衬，而是在理论上提出：当体制改变后，“容共”。
现在的中国民运、尤其是海外民运，绝大多数人、对中共充满仇恨（注意：我没有批判任何一位怀有仇恨者，也没有说不该有这样那样的仇恨，而是阐述事实），中共当然会恐惧、当然害怕变颜色，也当然要渲染“人头落地”等。
从道理上讲，也应该“容共”。只要没有现行的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等，就该“容共”。政治信仰上的错，当用思想批判的方法解决，而不能不容纳这样的人或团体。这既可化解敌对情绪，也是给中共作榜样，别动不动就“颠覆罪”、“煽颠罪”。
当体制改变后“容共”，就是中共解体不解体、是中共自己的事。当体制改变后，中共可以中共的身份参加竞选。而按中共如今的实力，只怕是一届、两届、三届的总统都是中共的。不仅总统，那省、市、县、乡、村，只怕也都是中共的。而如此，也没什么。
因体制改变后，就不会有魏京生们的被流放海外、就不会有刘晓波们的被颠覆而坐牢，也不会有唐福珍们的“自焚”、钱明奇们的“爆炸”、钱云会们的“普交死”，及石三生们的、各种各样的冤假错案与告无处可告、诉无处可诉以及不得不一年又一年地、无底地蹉跎岁月。
其实，改变体制、又何尝不是中共的认知呢？在1949年之前的反蒋斗争中，中共就高呼“要民主”；而如今，“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不也大书特书着“民主”及“自由”、“公正”等吗？而“民主”的本质，不就是多党制吗？
中共并不想专制，是不是？怪只怪八大花瓶不争气，是不是？中共并不想独裁，是不是？怪只怪魏京生们过于仇恨，是不是？那问题就解决了，“容共”——彼此不再仇恨，大家想办法、共同来商讨，如何改变体制。
因此，“容共”是最大的策略。而这也只有平民主义民主者才能提得出来，因只有我们才有这样的胸怀——我们不是精英，谁当总统都行；我们只要民主体制，只要没有唐福珍、钱明奇、钱云会等，只要社会公正、没有冤假错案，也没有驱逐“低端人口”等。
其实，“容共”又何尝不是容自己？因，我们“容共”、中共也未必就肯容我们，更何况我们不容共、甚至是仇共了。“容共”是种在当前中共异常强大的形势下的策略，也是一种姿态——因只有“容共”，才有可能与中共坐到同一张谈判桌前。
当然，或许有人反对，说绝不与“刽子手”妥协、绝不与中共谈判，坚持要灭共剿共。自然，我也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反对你，可我想问：如今灭共剿共还现实吗？君不见，连川普都跟习近平玩“哥俩好”？也当然，你可以说、川普那是策略。可“容共”、不也是种策略吗？
再说，“容共”不仅是种策略，也还是胸怀。我想说：如果能“容共”，还愁不能容纳不同主张的兄弟民主党吗？如同王权向党权转移一样，精英主义的民主也会向平民主义民主渐进。将来，不同主张的小党会很多。
如果到了某种境地，中共不得不学蒋经国搞“解严”（即便如此，那时的中共依然还很强大是不是），而如果彼时的中国民主派，没有准备——今日不练就胸怀、不练就通达的手段，请问：到了那时候，又如何联合组阁、执政呢？
就此而言：“容共”，是在中共异常强大的新形势下的战略转移，更是一次恰逢此时的理论创新。这既似中共在“四•一二”之后、很难再搞“夺取中心城市”、必须走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一个道理，也是在提前做“解严”后的组织准备。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一试。没准一试就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柳暗花明又一村？没准多少年之后，人们会像中共讴歌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样，赞颂我今日从“平民主义民主”理念出发提出的“容共”策略、赞美我这在中国民运于山重水复疑无路之中的理论创新呢？
“容共”，还没准、会像“我没有敌人”样、抄近道、去斩获诺贝尔和平奖（魏京生在《海外民运干了什么？》中说“西方政界在大企业游说的压力下，几乎断绝了对海外民运的财政和舆论支持”）。如是，也就只能怪魏京生面对新形势、缺乏应对的能力了。
自然，“容共”不是“我没有敌人”般的唱高调，也不似“和平理性非暴力”样的空高尚，而是化解矛盾、是求大同而存小异——中国会有哪一个政党、敢说不希望老百姓过得好呢？而既然都希望老百姓过得好，那不就是道路与方法的不同吗？
目的一致，只是道路与方法的不同，那就坐下来谈。如果中国民运的各界都肯坐下来谈、而还坐不下来，那就是中共的不是。民运的各界同仁们，是不是这样的道理？把皮球踢给中共，又何乐而不为？何况，除此还有别的办法吗？
顾晓军 2017-12-4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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