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31日星期日

踢爆莫言及《红高粱》与《红高粱家族》

哈哈,“踢爆莫言及《红高粱》与《红高粱家族》”被人做成了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NMrN1Q6I2c


踢爆莫言及《红高粱》与《红高粱家族》
 
    ——顾晓军主义:新民运三千六百三十一
 
 
  我与莫言是同一个时代的作家,且认识。这个认识,主要是指一起参与了《来自总参谋部的报告》一书的通稿等等。当然,仅凭曾一起工作过,要踢爆莫言是没有深度的。我所说的“踢爆”,是指认知。
 
  《红高粱》与《红高粱家族》相悖
 
  客观上讲,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有个过程的、是循序渐进的。百度“莫言”,“莫言”词条在嘚瑟“2017汪曾祺华语小说奖揭晓 莫言《天下太平》获奖”,可有多少人知道《天下太平》呢?就更不用说读过了吧?
 
  “莫言”词条,还误导“1986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引起文坛极大轰动”。其实,引起文坛轰动的,是中篇小说《红高粱》,而不是“家族”。有了《红高粱》,才有了《高粱酒》《高粱殡》《狗道》等。
 
  更要紧的,是有了中篇小说《红高粱》,才有了电影《红高粱》。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是后来的事,是中篇小说《红高粱》和电影《红高粱》成功以后的事。也可以这么说,如果中篇小说《红高粱》和电影《红高粱》没有成功,可能就没有《红高粱家族》。
 
  那么,中篇小说《红高粱》的成功、在哪里呢?显而易见的,是作者对那片红高粱地的氛围的渲染。应该说这一文学渲染、感动了电影导演,才有了电影《红高粱》,及在电影《红高粱》对红高粱地的氛围的渲染的再渲染、以及给观众的感受。
 
  除了氛围的渲染外,中篇小说《红高粱》的成功、在于写了氏族乡绅社会中的强者文化。1986年,是文革结束还不到十年。当时,大批青年文学精英,选择了与刘刚及苏晓康等相反的路线,反感、甚至是厌恶政治,尽可能地在作品中淡化政治,甚至是淡化历史背景等等。
 
  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就产生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的《太阳地》等,也是同样的政治背景)。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摆脱了抗战一定得共产党领导的这一窠臼,同时也摆脱了难以摆脱的国民党政府的影子。
 
  如是,莫言写出了一篇趁乡绅衰落之际、一个流氓无产者欺男霸女兼而抗战的、悖理(有悖于常识常情常理)的“感人”的故事。百度说“发生在山东的生命赞歌”、“‘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之间的爱情故事”,可无论怎样礼赞生命或爱情,莫言的“爷爷”都是欺男霸女、强占别人老婆。
 
  而之所以莫言的“爷爷”能欺男霸女、强占别人老婆,基于一个事实——当时民国政府的权力、一般只能抵达县级,乡村两级、多为氏族乡绅社会。而在莫言“规定”的乡绅衰落的背景下,一个流氓无产者欺男霸女、强占别人老婆,也就成了“理所当然”。
 
  问题是,如今人们言必《红高粱家族》,这就是指长篇小说(也几乎没有人再提中篇小说《红高粱》了)。那么,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与中篇小说《红高粱》的成功的背景是相悖的——长篇小说及后来的电视剧中出现了县长及其领导的武装。
 
  县长及其领导的武装的出现,就不再是“青年文学精英……反感、甚至是厌恶政治,尽可能地在作品中淡化政治,甚至是淡化历史背景等等”的背景了。如是,《红高粱家族》、是不是与中篇小说《红高粱》引起文坛轰动相悖了呢?
 
  诺贝尔文学奖究竟奖励莫言什么?
 
  诺贝尔文学奖究竟奖励莫言什么?记得,莫言获奖之初,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说奖励莫言的《蛙》。记得,被顾粉团的波心投影与石三生及我一顿痛批后,评委会不敢具体说了,就奖给莫言。可莫言能提的上筷子的,却只有中篇小说《红高粱》。
 
  诺贝尔文学奖,不会像我们那时“反感、甚至是厌恶政治,尽可能地在作品中淡化政治,甚至是淡化历史背景等等”吧?那么,诺贝尔文学奖就多少是要讲政治的、尤其是西方倡导的“政治正确”,是不是?如是,那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名副其实的政治不正确了。
 
  石三生说过的莫言是中共党员、中共副部级的中国作协副主席等等,我就没有必要再说了。我只说,没有中篇小说《红高粱》、就没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而没有中篇小说《红高粱》“引起文坛极大轰动”、就更不会有诺贝尔文学奖(以上已有证明)。
 
  那么,中篇小说《红高粱》是怎么走向成功、“引起文坛极大轰动”的呢?首先,是要能够发表,尤其是在较权威的刊物发表;其次,是被权威的《小说选刊》转载及被评论、被一批名家认可(获奖一般都在这些之后)。
 
  以上这些,一批名家认可是非常重要的,如“冯牧在北京华侨大厦主持莫言创作研讨会,汪曾祺、史铁生、李陀、雷达、曾镇南都高度评价了《透明的红萝卜》”(百度“莫言”词条)。那么,冯牧、汪曾祺等,不是中共党员吗、不是直接或间接的党文化的传承者吗?如是,莫言不就是党文化的接班人?
 
  其实,不仅仅是冯牧、汪曾祺、史铁生、李陀、雷达、曾镇南的高度评价;从获得首发的准生证开始,到被权威刊物转载及被评论等,中篇小说《红高粱》都是符合党文化的。如,无政府状态、及其状态下的造反、强人文化与欺男霸女、强占别人老婆等,又有哪样不是中共的党文化呢?
 
  如此的作品、或曰写如此的作品的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是不是那一届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看走眼了呢?如果,硬要说没有看走眼的话,那就要让人怀疑——是不是那一届的个别或全部的评委们收受了贿赂?建设党文化,是不惜代价的。
 
  更何况,中篇小说《红高粱》中、那段写日本兵迫使一中国人剥另一中国人的人皮,是反人类的。即便真有其事,小说也不能展开、不能详写剥人皮的过程。这些,或许评委们及莫言本人都没有意识到吧?而我在本文之前的文章中就指出过(为何不能,这里则不重复)。
 
  总之,莫言获201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是件莫名其妙的事。迄今,百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词条之中,也没有说莫言因何作品获奖及获奖的理由。因为,莫言的一系列的作品的手法,都是在模仿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莫言,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学艺术的手段。
 
 
              顾晓军 2017-12-31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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