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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爆莫言及《红高粱》与《红高粱家族》
——顾晓军主义：新民运•三千六百三十一
我与莫言是同一个时代的作家，且认识。这个认识，主要是指一起参与了《来自总参谋部的报告》一书的通稿等等。当然，仅凭曾一起工作过，要踢爆莫言是没有深度的。我所说的“踢爆”，是指认知。
《红高粱》与《红高粱家族》相悖
客观上讲，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有个过程的、是循序渐进的。百度“莫言”，“莫言”词条在嘚瑟“2017汪曾祺华语小说奖揭晓 莫言《天下太平》获奖”，可有多少人知道《天下太平》呢？就更不用说读过了吧？
“莫言”词条，还误导“1986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引起文坛极大轰动”。其实，引起文坛轰动的，是中篇小说《红高粱》，而不是“家族”。有了《红高粱》，才有了《高粱酒》《高粱殡》《狗道》等。
更要紧的，是有了中篇小说《红高粱》，才有了电影《红高粱》。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是后来的事，是中篇小说《红高粱》和电影《红高粱》成功以后的事。也可以这么说，如果中篇小说《红高粱》和电影《红高粱》没有成功，可能就没有《红高粱家族》。
那么，中篇小说《红高粱》的成功、在哪里呢？显而易见的，是作者对那片红高粱地的氛围的渲染。应该说这一文学渲染、感动了电影导演，才有了电影《红高粱》，及在电影《红高粱》对红高粱地的氛围的渲染的再渲染、以及给观众的感受。
除了氛围的渲染外，中篇小说《红高粱》的成功、在于写了氏族乡绅社会中的强者文化。1986年，是文革结束还不到十年。当时，大批青年文学精英，选择了与刘刚及苏晓康等相反的路线，反感、甚至是厌恶政治，尽可能地在作品中淡化政治，甚至是淡化历史背景等等。
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就产生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的《太阳地》等，也是同样的政治背景）。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摆脱了抗战一定得共产党领导的这一窠臼，同时也摆脱了难以摆脱的国民党政府的影子。
如是，莫言写出了一篇趁乡绅衰落之际、一个流氓无产者欺男霸女兼而抗战的、悖理（有悖于常识常情常理）的“感人”的故事。百度说“发生在山东的生命赞歌”、“‘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之间的爱情故事”，可无论怎样礼赞生命或爱情，莫言的“爷爷”都是欺男霸女、强占别人老婆。
而之所以莫言的“爷爷”能欺男霸女、强占别人老婆，基于一个事实——当时民国政府的权力、一般只能抵达县级，乡村两级、多为氏族乡绅社会。而在莫言“规定”的乡绅衰落的背景下，一个流氓无产者欺男霸女、强占别人老婆，也就成了“理所当然”。
问题是，如今人们言必《红高粱家族》，这就是指长篇小说（也几乎没有人再提中篇小说《红高粱》了）。那么，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与中篇小说《红高粱》的成功的背景是相悖的——长篇小说及后来的电视剧中出现了县长及其领导的武装。
县长及其领导的武装的出现，就不再是“青年文学精英……反感、甚至是厌恶政治，尽可能地在作品中淡化政治，甚至是淡化历史背景等等”的背景了。如是，《红高粱家族》、是不是与中篇小说《红高粱》引起文坛轰动相悖了呢？
诺贝尔文学奖究竟奖励莫言什么？
诺贝尔文学奖究竟奖励莫言什么？记得，莫言获奖之初，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说奖励莫言的《蛙》。记得，被顾粉团的波心投影与石三生及我一顿痛批后，评委会不敢具体说了，就奖给莫言。可莫言能提的上筷子的，却只有中篇小说《红高粱》。
诺贝尔文学奖，不会像我们那时“反感、甚至是厌恶政治，尽可能地在作品中淡化政治，甚至是淡化历史背景等等”吧？那么，诺贝尔文学奖就多少是要讲政治的、尤其是西方倡导的“政治正确”，是不是？如是，那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名副其实的政治不正确了。
石三生说过的莫言是中共党员、中共副部级的中国作协副主席等等，我就没有必要再说了。我只说，没有中篇小说《红高粱》、就没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而没有中篇小说《红高粱》“引起文坛极大轰动”、就更不会有诺贝尔文学奖（以上已有证明）。
那么，中篇小说《红高粱》是怎么走向成功、“引起文坛极大轰动”的呢？首先，是要能够发表，尤其是在较权威的刊物发表；其次，是被权威的《小说选刊》转载及被评论、被一批名家认可（获奖一般都在这些之后）。
以上这些，一批名家认可是非常重要的，如“冯牧在北京华侨大厦主持莫言创作研讨会，汪曾祺、史铁生、李陀、雷达、曾镇南都高度评价了《透明的红萝卜》”（百度“莫言”词条）。那么，冯牧、汪曾祺等，不是中共党员吗、不是直接或间接的党文化的传承者吗？如是，莫言不就是党文化的接班人？
其实，不仅仅是冯牧、汪曾祺、史铁生、李陀、雷达、曾镇南的高度评价；从获得首发的准生证开始，到被权威刊物转载及被评论等，中篇小说《红高粱》都是符合党文化的。如，无政府状态、及其状态下的造反、强人文化与欺男霸女、强占别人老婆等，又有哪样不是中共的党文化呢？
如此的作品、或曰写如此的作品的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是不是那一届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看走眼了呢？如果，硬要说没有看走眼的话，那就要让人怀疑——是不是那一届的个别或全部的评委们收受了贿赂？建设党文化，是不惜代价的。
更何况，中篇小说《红高粱》中、那段写日本兵迫使一中国人剥另一中国人的人皮，是反人类的。即便真有其事，小说也不能展开、不能详写剥人皮的过程。这些，或许评委们及莫言本人都没有意识到吧？而我在本文之前的文章中就指出过（为何不能，这里则不重复）。
总之，莫言获201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是件莫名其妙的事。迄今，百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词条之中，也没有说莫言因何作品获奖及获奖的理由。因为，莫言的一系列的作品的手法，都是在模仿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莫言，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学艺术的手段。
顾晓军 2017-12-31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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