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1日星期四

平民主义民主是中国民运的方向



平民主义民主是中国民运的方向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二十三
 
 
  说白了,中国民主运动就是——民主派,以自己的思想、理论及实践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及实践的一次大比拼、大较量、大搏杀。
 
  而中共,掌握着中国大陆的现政权,那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然就拥有了实践的大舞台。反之,中国民主运动的主导——中国民主派,则不具备实践的大舞台。如是,中国民主派或曰中国民运,也就只有比拼思想与理论了。
 
  那么,中国民主派在中国民运中的思想与理论、是什么呢?也就是,在中国民主运动中,中国民主派要告诉民众、什么呢?是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吗?既然“没有敌人”,还有必要搞民运吗?我顾晓军,真不知道推崇刘晓波的海内外的人物与团体、是不是都是些白痴?
 
  当然,既然是一场大比拼、大较量、大搏杀,我也可以先批判社会主义的思想与理论、先批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与理论,而后再回过头来谈——我们拿什么思想与理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比拼。省得又有人要说我“打横枪”等等。
 
  社会主义的思想与理论,无疑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初级目标是要消灭阶级剥削,终极目标是要建成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然,当资产阶级的阶级剥削消灭之后,“无产价级”政权的剥削就成为了现实。前苏联,是这样的;现中国,也还是这样的。
 
  其实,人类社会从来都是私有制。过去是私有制,现在是私有制(社会主义也是私有制),将来还是私有制。也就说,无论什么主义、公有制的社会不可能存在。因,公有制就是想吃啥吃啥、想拿啥拿啥……而国家,则可想搞核导就搞核导……如是,世界不成无序的了吗?
 
  社会主义的思想与理论站不住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与理论同样也站不住脚。大家清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经济思想与理论,是以“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的方法、沿着自由经济的道路、展开的一场中共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实践。
 
  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与理论的简要批判,到此为止。那么,我们重新回到中国民主派或曰中国民运的、自己的思想与理论在哪里的问题上来。无疑,“无敌论”贻误与祸害了中国民运。那么,“无敌论”的母体“和平理性非暴力”怎样呢?
 
  前时虎啸山庄给我发推:“‘和理非’之分歧争议,多為定义不确定。和理非,民主革命唯一路径。民主革命就是正法、执法。执法,包括武力,包括民眾的武力‘正当防卫’暴力,是非法。暴力革命,是流氓造反,打江山坐江山”。
 
  现在,我正式回复虎啸山庄:既然是“‘和理非’之分歧争议,多為定义不确定”,那么,就赶紧请一位高人、把“和理非”的定义确定下来。因,用定义都不能确定的“和理非”来指导中国民运,岂不是祸害民运?
 
  除了“无敌论”、“和理非”,就是胡平的“见好就收”了吧?可,“见好就收”的前提是“见好”。然,中国民运从“六四”(以“六四”为起始,显然不科学。然目前只能这么算)至今,何时“见好”了呢?没有“见好”过,那么,胡平的“见好就收”、就是种无用的理论。
 
  恕我孤陋寡闻。除“无敌论”、“和理非”、“见好就收”外,我还真不知在民运中、还用过何种理论?而既然自己拿不出理论(指王丹、王军涛等。不含没拉黑我的魏京生、胡平等,更不含与我在推特相互跟随的吾尔开希、刘刚等),为何不用我顾晓军的呢?
 
  我感觉:王丹、王军涛与刚死的刘晓波等,就像王明、博古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嫉妒、阻碍毛泽东一样,一直在阻碍我及他人在民运中的地位与市场。好像你们与美国联系上了,就是正宗的,别人都不行。然,二十八年的失败记录与一事无成,恰恰证明:你们才不行。
 
  我为民主派提供的、可运用于民运中的思想与理论,已形成了一个立体:有供民运高端人群思想革命的《大脑革命》,有供普通民众启蒙的《打倒鲁迅》,有聚集民运依靠对象的《公正第一》,有指明民运方向的《平民主义民主》(均已出版)。
 
  没出版的,就更多。过去的,有打破精神枷锁的“质疑学派”,有形成“抓特务”理论的《一个弥天大骗局》,有改变战术、灵活机动的“反炒”,有神出鬼没、又抓不住把柄的“游戏战”,有保护好大陆民运群众的“票友论”等。
 
  最近刚写的,则有撑大民主空间的《“消费热点”理论》,有厘清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不站队”理论》,有引导民运群众保护好自己的《“不被抓”理论》……更有高屋建瓴的《中国民运的思想与领袖问题》、《认知民运理论与理论家》等(这些,都将收入我的新书《中国民运》中)。
 
  而本文标题中所提到的《平民主义民主》,则用“趋势论”、阐述了一个道理:既然权力能从神权、王权向“精英主义”民主转移,那么,“精英主义”民主也必将向“平民主义民主”发展与过渡。未来世界的争斗,将是“精英主义”民主与“平民主义民主”的动态平衡。
 
  “平民主义民主”社会,讲“公正第一”。而“公众认为正、方为正”,则是一种良知的“公投”。“公投”在“平民主义民主”社会,将是常态。在这样的社会中,弱势群体有权进行“街头运动”。在书中,“街头运动”也被理论化(有《街头运动指南》等等)。
 
  总之,在《平民主义民主》一书中,没有虎啸山庄般的含混——既“和理非”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既然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怎么又“革命”?即便是“民主革命”,难道就不流血?而既然流血,又怎么可以称之为“和平理性非暴力”呢?
 
  《平民主义民主》不像“和理非”样连定义都确定不下来,也不似“见好就收”般脱离实际,更不同于“无敌论”、近乎于胡说八道。《平民主义民主》,讲“公正”、“民权”、“自由”。她的最大特色是“启蒙精英”,而不是启蒙民众。
 
  过去的人类社会,都是精英压制民众。即便是社会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精英说了算。因此,精英主导社会的本质没变。而“平民主义民主”,将由每一个人的良知进行“公投”。这样的社会,便不可能专门压制精英。
 
  “平民主义民主”,已在美国与台湾预演——不被社会精英们看好的川普的竞选成功,就是“平民主义民主”的胜利;而川普竞选成功之后,原本是精英的一方,却热衷起了“街头运动”。如此这般,还不是“平民主义民主”运动、还不是角色互换了的“动态平衡”吗?
 
  在台湾,“街头小英”能入主“总统府”,还不算“平民主义民主”的胜利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讲的是科举考试。而“平民主义民主”的中国民运,又何尝不是一种考试、一种社会大学里的考试呢?能否成为大陆的“街头小英”,就在于你自己。
 
  “平民主义民主”,打破了撒切尔夫人的“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的预言。“平民主义民主”,既是新生事物,更是中国民运的方向。
 
 
              顾晓军 2017-9-21 南京
 
 
 
 


2017年9月20日星期三

“打倒鲁迅”在中国民运中的意义



“打倒鲁迅”在中国民运中的意义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二十二
 
 
  前篇、《中国民运是需要自己的哲学的》,肯定没有问题。但,那也是对中国民运中的高端人群说的。我坚决反对“素质论”,然人与人的差别,是确实存在的。
 
  怎么对普通民众说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呢?共产党人,是这么做的——马克思发明了“剩余价值”(其实“剩余价值”是说不通的,因为劳资双方有契约,你不满意、可以不干,而干了、就别鸡蛋里面挑骨头)。共产党人,就用“剩余价值”延伸出了一番“剥削”的道理来。
 
  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无不看到那种煽动仇恨的口号。“中国革命”,也如是。毛泽东,就死死地抓住土地、农民,抓住农民运动讲习所。且,把认识模糊,不能死死地抓住土地与农民的领袖“同志”,都打成了或左或右的机会主义分子。
 
  毛泽东没错,确是对的。在当时、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农业社会的中国,只有“打土豪、分田地”,才能最大限度地撕裂社会、才能最大限度地煽动仇恨;从而才能利用撕裂的社会与煽动起来的仇恨,达到革命的目的。
 
  毛泽东不断地调整土地政策,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减租减息”,再到“土改”。毛泽东成功了——成千上万的农民,跟着毛泽东“长征”、“抗战”……冒着枪林弹雨,不怕流血、牺牲;在冰天雪地里苦战,再从大东北打到海南岛……最终,赶走了“反动派”。
 
  怎么对普通民众说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呢?民主派的海外媒体也一直在努力。如,说“地主是农村中的精英”等。我不反对这样的说法。但“地主是农村中的精英”,回避了个手段问题——即他们是怎么成为精英的。
 
  成为精英的手段有千百种。人性的善不能抹煞,人性的恶也不可回避。很多人,是不择手段成为“农村中的精英”的。我们只需看看郭文贵有钱后、随时随地奸淫女下属的做法,就不难想象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那些“农村中的精英”的德性。
 
  所以,“地主是农村中的精英”、虽在道理上能够成立,但在现实中、缺乏有说服力的事例的验证。如是,海外媒体又有文章,说刘文彩其实是个好人等等。说实在,这一类的文章、我从不看。因为,即使你说的是真的,能代表所有的地主都是好人吗?不能吧?
 
  而如果连我顾晓军这里都无法通过的话,那么,你又怎么去说服那些最普通的民众呢?毛泽东的成功,是他找到了一个最最容易突破的突破口——土地、农民。毛泽东,成功地以土地作诱饵,成功地煽动起农民卷入一场人类史上罕见的“阶级”大搏杀。结果,如愿以偿。
 
  稍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突破口的重大意义。无论是冷兵器还是热兵器时代(除了现代),攻克一座城池,打开突破口、就意味着减少流血与胜利;而始终打不开突破口,则意味着徒劳。因此将领是否优秀,就看如何选择突破口。
 
  同理,在价值观的搏杀中,突破口的选择、是同等的重要。因此,根据当今的中国已经几乎没有文盲,根据早几年中小学的课本中到处都是晦涩难懂的鲁迅文章等,我选择了“打倒鲁迅”、我选择了以鲁迅为突破口。
 
  选择“打倒鲁迅”,是回避重兵把守的“中共”、“社会主义”、“毛泽东”、“邓小平”等,而对准薄弱处。选择“打倒鲁迅”,是选择千疮百孔(单我《打倒鲁迅》一书,就有《鲁迅没有参加过“五四运动”》、《鲁迅是延安与日本之间的通道》等等)的软肋。
 
  而于鲁迅,中共虽不严防死守,但读过中小学课本中的鲁迅文章、被教师们集体无意识灌输过的人们,却视鲁迅胜过亲爹娘。在我的“打倒鲁迅”中,网上就飘着一万多篇批斗我的文章;以至于《人民日报》,也不得不在第二年之初公开批判我。
 
  “打倒鲁迅”是必要的。我就曾在刘晓波的文章中看到,鲁迅怎么说、鲁迅怎么做之类。刘晓波不是被树为中国民运的领袖吗?一个民运领袖,没有推翻前朝红人的勇气,且唯唯诺诺,说鲁迅怎么说、鲁迅怎么做,这算什么领袖?
 
  不仅是刘晓波。在我“打倒鲁迅”多年后、筹划出版《打倒鲁迅》一书时,曹长青与杨恒均同时、分别发表了《鲁迅是打不倒的巨人》与《鲁迅与胡适,缺一不可》。杨恒均身份特殊,这里可不提。而曹长青,一个时评家、怎么不懂最起码的“前浪死在沙滩上”的道理呢?
 
  多少帝王被打倒了?即便是孔子,不也被打倒过多次?鲁迅是什么“巨人”?比孔子还“巨人”吗?而民间,则更愚昧。单今年,我在推特上就遇到数起:一是,一台湾青年竟然奋起捍卫鲁迅;二是,一人与我争辩,激起澳洲新闻网说鲁迅——
 
  “鲁迅自己说,弃医从文的原因是觉得‘强健民族体魄’不如‘医治民众心灵’更为重要。但其弟周作人却曾著文提及:鲁迅从日本仙台医专退学,主要其实还是因为成绩不好。最高的伦理学83分,德语、物理、化学只有60分。而他‘最敬爱的’藤野先生教的解剖学只有59.3分,不及格。”
 
  “1915年,日本逼袁世凯政府签《二十一条》。这条约等同于卖国。袁世凯不愿一个人背锅,于是让政府公务员集体签名表示同意——不签名也可以,辞职走人便是。时任教育部公务员的鲁迅,毅然签下了大名。 所以后来鲁迅的论战对手陈源(陈西滢),对此嘲讽一针见血:‘鲁迅爱国?他爱的是日本国吧!’”
 
  “1923719日,周作人来到前院鲁迅房中,亲自交给鲁迅一封信,兄弟自此失和,终生不睦。羽太信子的说法是:鲁迅偷窥她洗澡。但如果仅凭羽太信子的指责,周作人就不分青红皂白断然与大哥绝交,未免也太低估了周作人的智商与情商”。
 
  鲁迅,就是这么个糊不上墙的烂泥巴(但,被毛泽东糊上了墙);鲁迅,就是这么个千疮百孔的突破口……在今天这样的、舆论封锁越演越烈的大陆,选择“打倒鲁迅”作突破口,大家一起来嗮嗮鲁迅的丑、说说鲁迅的假,不是更容易、也更有现实的意义吗?
 
  毛泽东造假鲁迅,中共造假鲁迅;鲁迅,就成了中共的软肋。只要打倒了鲁迅,让普通民众看清楚——有那么一些人,什么都能够造假,什么都可以骗人……如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成功,还会很远吗?
 
 
              顾晓军 2017-9-20 南京
 
 
 
 




2017年9月19日星期二

中国民运是需要自己的哲学的



中国民运是需要自己的哲学的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二十一
 
 
  真的已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一位狂徒,曾在我的推特上开口大骂;骂完之后,他竟然宣称:从今往后,这个世界不再需要哲学了。
 
  我一直在想:其一,这狂徒说的不再需要的哲学,大概是“化简为繁”的西方哲学。从这一点上,还真有点像我。然,他也无知,不知我已搞出了“化繁为简”的哲学。其二,他也真不知哲学为何物。其实,哲学的本质就是认识论与方法论。如果清楚,他还敢说今后世界不再需要认识论与方法论吗?
 
  如今,谁都不再会否认——世界的现代文明,是建立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的。也有不少人会说:工业革命,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背景。可,又有多少人能认识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是相辅相成的,前者又何尝不是后者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呢?
 
  我批评过西方哲学的认识论的繁琐,然而,谁能说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口水战争、不是挣脱维神论的原动力?我批评过西方哲学的方法论的扯淡,然而,谁又能说形而上与辩证法的笔墨官司、不是孕育现代逻辑的孵化器?事物,总有两面性。
 
  我批评过“人生而自由”的断章取义。说“人生而自由”,源于“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而“却无往不在枷锁中”,反映出的正是卢梭对“自由”的矛盾与无奈(因,此语的出处,恰是《社会契约论》)。然而,卢梭的矛盾与无奈,不恰也是一种哲思吗?
 
  民主、自由,其本身就是种哲学。而反民主与自由的马克思主义,又何尝不是哲学?“剩余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从“剩余价值”延伸出的“剥削”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论。有了这样的认识论,不才有了“革命”的方法论?而有了这样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不才有了前苏联的政权的建立?
 
  “中国革命”的成功,在于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地位的确立,在于他领导的卓越。而毛泽东的见地之卓越,则在于他的哲学思想。我所说的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不是指他的《矛盾论》与《实践论》,而是指他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提炼出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统一战线”等。
 
  换句话说,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体现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使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再换句话说,毛泽东在成为中共领导人前、甚至可以说在出席中共一大前,就已经拥有了孕育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类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的底蕴与储备。
 
  如此说来,哲学还不重要?今后不再需要哲学了吗?反之,毛泽东只拥有打江山的哲学思想的储备、而没有坐江山的哲学思想的储备,所以毛泽东不是“镇反”、“反右”,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都失败了。最终,不得不搞“文化大革命”。
 
  如果不是邓小平,毛泽东的一套、肯定维持不下去。而邓小平,则准备了一套维持下去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如“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才是硬道理”、“不争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等。
 
  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这套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中国革命”能维持到今天吗?为何江泽民与胡锦涛,不论在做法上、还是思想上都无法逾越邓小平?就因为“三个代表”、“和谐理论”或“科学发展观”,都是空壳、没有哲学高度。
 
  哲学,不仅是需要,且是非常的重要。说穿了——哲学,就是认识先行、方法跟上。中共,28年、打下一座江山;而中国民运,28年、却只有失败的记录。成败,是表面;本质,则是中国民运没有哲学思想上的准备。
 
  刘晓波,连毛式、邓式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都没有,只有鲁迅式的“拿来主义”,且都是二次“拿来”——“我没有敌人”,是“拿”曼德拉的;而曼德拉,是“拿”黎塞留的。“零八宪章”,是“拿”张祖桦的;而张祖桦,则是“拿”捷克斯洛伐的哈维尔的“七七宪章”。
 
  如此这般的抄袭,搞啥民主运动?当然,我也无意对刘晓波、王丹、吾尔开希、刘刚等求全责备。28年来的失败,在于“六四”的失败;而“六四”的失败,在于“六四”没有哲学思想的准备。无论算刘刚的还是算王丹的“民主沙龙”,没有哲学思想的准备。
 
  “六四”没有哲学思想的准备,不能怨刘晓波、王丹、吾尔开希、刘刚等,因他们都还太年轻。“六四”没有哲学思想的准备,责任在方励之、许良英等“老人”。中国是个特殊的大国,民主运动不可能简单抄袭西方,也不可能有现成的方式。
 
  大家知道:这些年,我蛰伏于网络上,先后搞出了《公正第一》、《大脑革命》、《平民主义民主》等专著。《公正第一》,是讲公正、反对不公。而衡量公正的标准,是“公众以为正、方为正”。“公众以为正、方为正”,讲的是公正的认知与衡量,是一种良知的“公投”,解释权、不能归少数精英。
 
  而《大脑革命》,就是本哲学专著、就是“顾晓军主义哲学”。《大脑革命》与“顾晓军主义哲学”,为中国民运准备了“化繁为简”的哲学思想(也可以简单理解为“实用主义”)。这个“实用主义”的认识论,就是“公正论”、“民权轮”、“自由论”;而方法论,则是“多元论”、“趋势轮”、“否定论”等。
 
  除了“化繁为简”之外,《大脑革命》还为中国民运的思想“启蒙”准备了非“点线面”的、真正的“立体思维”,准备了梳理“常识、常情、常理”、“公正、民权、自由”、“多元、趋势、否定”等等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多系统”。《大脑革命》,是这个时代的哲学“启蒙”。
 
  此外,《平民主义民主》,是解决中国民运的方向、与方向问题解决后的方法等。中国民运,既不可能如英国贵族们披坚执锐从王权那里争取民主,也不可能像二战后的美国、通过民权运动把民主推向新阶段。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所以我才写《中国民运》。
 
  总之,“中国民运是需要自己的哲学的”。人类社会的民主运动与社会主义过去的成功,都证明了——大规模的社会转型或转变,需要哲学的准备。
 
 
              顾晓军 2017-9-19 南京
 
 
 
 




网购顾晓军新书

网购顾晓军新书

网购顾晓军新书 http://guxiaojun538.blogspot.com/p/blog-page_12.html 网购顾晓军新书 顧曉軍小說【五】:玩殘歐.亨利            https://www.sanmin.com.tw/Produc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