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运是需要自己的哲学的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二十一
真的已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一位狂徒，曾在我的推特上开口大骂；骂完之后，他竟然宣称：从今往后，这个世界不再需要哲学了。
我一直在想：其一，这狂徒说的不再需要的哲学，大概是“化简为繁”的西方哲学。从这一点上，还真有点像我。然，他也无知，不知我已搞出了“化繁为简”的哲学。其二，他也真不知哲学为何物。其实，哲学的本质就是认识论与方法论。如果清楚，他还敢说今后世界不再需要认识论与方法论吗？
如今，谁都不再会否认——世界的现代文明，是建立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的。也有不少人会说：工业革命，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背景。可，又有多少人能认识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是相辅相成的，前者又何尝不是后者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呢？
我批评过西方哲学的认识论的繁琐，然而，谁能说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口水战争、不是挣脱维神论的原动力？我批评过西方哲学的方法论的扯淡，然而，谁又能说形而上与辩证法的笔墨官司、不是孕育现代逻辑的孵化器？事物，总有两面性。
我批评过“人生而自由”的断章取义。说“人生而自由”，源于“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而“却无往不在枷锁中”，反映出的正是卢梭对“自由”的矛盾与无奈（因，此语的出处，恰是《社会契约论》）。然而，卢梭的矛盾与无奈，不恰也是一种哲思吗？
民主、自由，其本身就是种哲学。而反民主与自由的马克思主义，又何尝不是哲学？“剩余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从“剩余价值”延伸出的“剥削”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论。有了这样的认识论，不才有了“革命”的方法论？而有了这样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不才有了前苏联的政权的建立？
“中国革命”的成功，在于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地位的确立，在于他领导的卓越。而毛泽东的见地之卓越，则在于他的哲学思想。我所说的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不是指他的《矛盾论》与《实践论》，而是指他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提炼出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统一战线”等。
换句话说，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体现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使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再换句话说，毛泽东在成为中共领导人前、甚至可以说在出席中共一大前，就已经拥有了孕育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类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的底蕴与储备。
如此说来，哲学还不重要？今后不再需要哲学了吗？反之，毛泽东只拥有打江山的哲学思想的储备、而没有坐江山的哲学思想的储备，所以毛泽东不是“镇反”、“反右”，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都失败了。最终，不得不搞“文化大革命”。
如果不是邓小平，毛泽东的一套、肯定维持不下去。而邓小平，则准备了一套维持下去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如“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才是硬道理”、“不争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等。
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这套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中国革命”能维持到今天吗？为何江泽民与胡锦涛，不论在做法上、还是思想上都无法逾越邓小平？就因为“三个代表”、“和谐理论”或“科学发展观”，都是空壳、没有哲学高度。
哲学，不仅是需要，且是非常的重要。说穿了——哲学，就是认识先行、方法跟上。中共，28年、打下一座江山；而中国民运，28年、却只有失败的记录。成败，是表面；本质，则是中国民运没有哲学思想上的准备。
刘晓波，连毛式、邓式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都没有，只有鲁迅式的“拿来主义”，且都是二次“拿来”——“我没有敌人”，是“拿”曼德拉的；而曼德拉，是“拿”黎塞留的。“零八宪章”，是“拿”张祖桦的；而张祖桦，则是“拿”捷克斯洛伐的哈维尔的“七七宪章”。
如此这般的抄袭，搞啥民主运动？当然，我也无意对刘晓波、王丹、吾尔开希、刘刚等求全责备。28年来的失败，在于“六四”的失败；而“六四”的失败，在于“六四”没有哲学思想的准备。无论算刘刚的还是算王丹的“民主沙龙”，没有哲学思想的准备。
“六四”没有哲学思想的准备，不能怨刘晓波、王丹、吾尔开希、刘刚等，因他们都还太年轻。“六四”没有哲学思想的准备，责任在方励之、许良英等“老人”。中国是个特殊的大国，民主运动不可能简单抄袭西方，也不可能有现成的方式。
大家知道：这些年，我蛰伏于网络上，先后搞出了《公正第一》、《大脑革命》、《平民主义民主》等专著。《公正第一》，是讲公正、反对不公。而衡量公正的标准，是“公众以为正、方为正”。“公众以为正、方为正”，讲的是公正的认知与衡量，是一种良知的“公投”，解释权、不能归少数精英。
而《大脑革命》，就是本哲学专著、就是“顾晓军主义哲学”。《大脑革命》与“顾晓军主义哲学”，为中国民运准备了“化繁为简”的哲学思想（也可以简单理解为“实用主义”）。这个“实用主义”的认识论，就是“公正论”、“民权轮”、“自由论”；而方法论，则是“多元论”、“趋势轮”、“否定论”等。
除了“化繁为简”之外，《大脑革命》还为中国民运的思想“启蒙”准备了非“点线面”的、真正的“立体思维”，准备了梳理“常识、常情、常理”、“公正、民权、自由”、“多元、趋势、否定”等等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多系统”。《大脑革命》，是这个时代的哲学“启蒙”。
此外，《平民主义民主》，是解决中国民运的方向、与方向问题解决后的方法等。中国民运，既不可能如英国贵族们披坚执锐从王权那里争取民主，也不可能像二战后的美国、通过民权运动把民主推向新阶段。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所以我才写《中国民运》。
总之，“中国民运是需要自己的哲学的”。人类社会的民主运动与社会主义过去的成功，都证明了——大规模的社会转型或转变，需要哲学的准备。
顾晓军 2017-9-19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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