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不公是中国民运实践的良机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二十四
昨日，特朗普在联大会议的演讲中，以神的名誉，批评了社会主义，谴责了朝鲜、古巴、委内瑞拉等国；在他的演讲结束后，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或许，信神的人们，不需要任何解释、就明白了特朗普演讲中的全部含义；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语言。然而，对于不信神的人们，我顾晓军以为，还需要论证、需要阐述、需要说清社会主义的弊端、需要讲社会主义究竟错在哪里。
那么，社会主义究竟错在哪里？社会主义错就错在——以大公的名誉（所谓消灭“剥削”， 不就是以大公的名誉吗？而要实现啥共产主义，不就是要实现天下大公吗），在不断地制造社会不公。以中国为例，这样的制造、这样的不公从未间断过。
在创建红军的初期，中共曾一度宣扬官兵平等；然，到了延安以后，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级别的小灶。更有甚者，则是“358团”才能结婚的、典型的双轨制。而这一类等级制，在1949年之后，则扩大成了政策性的“以农养工”，人为的、蓄意制造出的工农差别。
即便到了今天，这种不同的标准、这种人为的不公，仍然在继续、仍然在不断地制造与创造出来。即便是连我都叫好的“反腐”，也不能例外、也在制造不同的标准——反腐败中，有“十八大以后还不收手”一说吧？这，不就是在制造新的是非标准、在制造新的不公吗？
贪腐，对于中共党内的任何一个人而言，只要事实确实存在、只要贪腐罪行成立，那么，打击的标准、应是相同的。标准，也只能只有一个。为什么、要以“十八大”划界？为什么、要讲收手不收手？收手了，以往的贪腐、就可以既往不咎了吗？这还公平吗？
中共党内都如是，党外就更没有公正可言。中共建军初期，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可，一转眼就“打土豪”了。就算地主是农民革命的对象，那么，工商业者、小业主总不算“土豪”吧？可一进城，一个“改造”就收归国有、集体所有了。
从表面看，这些是言而无信。而实质，是社会主义以大公的名誉在不断制造社会不公。自由世界，讲自由、承认私有、承认私心，而以民主、法治约束，从而实现公正。社会主义，讲集体、讲奉公、不承认私有，却没有实际约束。
党纪，不是国法。反不反腐败，也以不同的领导人的认知而决定；力度，更以不同的领导人的决心而决定。遇上自己也想腐败的领导人，那么，党纪与国法就都形同一张废纸；而贪婪，则每时每刻都在制造社会不公。
当然，反过来说——中共，自早期就在制造等级；社会主义，每时每刻都在制造不公；改革开放，又公然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由把不公、公开化且放到了桌面上……那么，中国民主派实践中国民主运动的良机，就到来了。
二十八年前，后来酿成“六四”的学生运动，就是以反“官倒”开始的。只可惜，由于刘晓波的回国与加入学生运动，反“官倒”等等的诉求，后来竟变成了“绝食”、变成了“和理非”；而最终，变成了“六四”、变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我一直以为：“六四”的失败，是放弃了已抓住的主要矛盾的失败。因为，改革开放、是给每一个中国人一个机会；而“官倒”，则是少数人掠夺大家的机会。反“官倒”，能调动多数人的参与热情；而“和理非”，迄今都没有准确定义，又如何影响广大民众？
我以为：没抓住社会主要矛盾与本质的理论、不是民众一听就懂的理论及胡说八道的理论等等，都是破坏中国民主运动的理论，也是破坏任何民主运动的理论。
所以，我顾晓军提出“公正第一”。“公正第一”，就是把公正放在首位。这，符合任何社会、适合任何矛盾。这，是“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发现之后、的重大发现。这，也符合人类之所以群居、形成社会的本源。
没有公正，人类不会群居。没有对公正的把握能力，人类也不会形成社会。公正，是人与人之间的粘合剂；公正，又是人与人之间分割的 “斑马线”与“红绿灯”。无论是人、是家、是集团、是国家，相互间无不用公正来衡量、用公正划界限。
而“顾晓军主义”的公正，讲的还是“公众以为正、方为正”。这就把良知、道德、法律，统一在“公投”的旗帜下。这，就是真正体现民主与自由，也是真正的民主与自由。“公众以为正、方为正”，还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与调动每一个人的参与感与存在感。
公正，是常识、常情、常理。公正，是良知，是每一人心中都有的标尺。只要认可“公正第一”、认可“公众以为正、方为正”，无论文化水平高或低，每一个人会用公正判断世间的万事万物与是是非非。而每一个人对“公正”的认知的集合，就是“公众以为正、方为正”。
如是，于唐福珍、于钱明奇、于钱云会，以及石三生们，讲公正难吗？如是，于各种被强拆、被截访、被黑监狱等等，用“公正第一”的思想与理论而争取公正、难吗？如是，大家共同来谴责各种社会不公与实践中国民运、难吗？
可，刘晓波、王丹、王军涛们，为什么要扯、扯不清楚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呢？尤其是刘晓波，为什么要说、说不通的“我没有敌人”呢？我在想：除非他们，不是真想搞民运；除非他们，有意要把民运引向歧途。
不然，怎么解释——人家中共，二十八年、打下了一座江山。刘晓波、王丹、王军涛们，二十八年、却只留下个“六四”的失败的记录、与不知究竟想说啥的“我没有敌人”。
中国的大陆，全社会到处是不公、充满了不公。而这些不公，也恰恰是我们中国民主运动实践的良机；而针对种种的不公，我们需要的，是拿起并宣传“公正第一”的、思想与理论的武器。
顾晓军 2017-9-22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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