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6日星期二

中国民运中的“理论战”



中国民运中的“理论战”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二十八
 
 
  中国民运中的“理论战”多多,如“九评”等,应该皆是。说“应该皆是”,是我想当然;而我“想当然”,则是我迄今没有打开、看过“九评”等。
 
  说实在,我在网络上复出、纯属偶然。即使复出了,也不过想写写小说。大约那时,我的邮箱就收到过“九评”之类;而我,不想看、不想惹麻烦。后来因“打倒鲁迅”介入了时评,则更不想看“九评”之类了;因为,我已于冥冥中知道:自己将早晚也会介入、搞理论。
 
  或许有人不解,既知道自己早晚也会介入搞些理论,为何不学习、借鉴呢?而这,则是我的天性了——我不想走别人走过的路。我不看,即使日后写出相似的,那也是无意中撞车;而若看过,那就是抄袭。即便别人不说,我自己心里也不会舒服。
 
  除“九评”之类外,中国民运中的理论,当数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了吧?“我没有敌人”,则当属刘刚批评过的“一句话理论”。因为,我没有看到过刘晓波正面阐述“我没有敌人”;当然,刘晓波也没有机会阐述“我没有敌人”。
 
  不过即使有机会刘晓波也不可能说通。因“我没有敌人”的原版作者黎塞留在弥留之际回答神父的“要不要宽恕你的敌人”时,说的是“除了公敌之外,我没有敌人”。而刘晓波抄袭于曼德拉、不知黎塞留、省略了“除了公敌之外”,自然没法圆“我没有敌人”。
 
  除“九评”之类外,再除了“我没有敌人”,则可数胡平的“见好就收”了。而“见好就收”,当在“好”了之后、才有存在的意义;而中国民运迄今未“好”,因此“见好就收”是不是“一句话理论”、都已不重要。
 
  徐水良的“新人本主义”和“意识科学理论”,我虽没有去深入了解,但从徐水良的行文看,是有能力解决“一句话理论”的问题的。但“新人本主义”和“意识科学理论”,不说它俩于中国民运没啥用,也至少可说是隔靴搔痒。
 
  当然,我还注意到曹长青的《破除四个迷思 炸毁中共堡垒》、杜导斌的《“素质论”的迷雾》等等之类。这一类的文章,虽然都可以称之为论文(严格点说,曹长青的只能算时评),都参与了中国民运中的“理论战”,但不是给中国民运提供理论。
 
  因此,我顾晓军、在中国民运之“理论战”中的地位与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注意:我这里没有算“九评”等。没有算的原因,除“九评”等也不是给中国民运提供理论外,还因为我不清楚它们成文、成书的时间。所以,我自己就不作比较了,留待后人去比较与评说)。
 
  我最早介入民运中的“理论战”,是“打倒鲁迅”后。“打倒鲁迅”后,我陷入种迷茫与彷徨,沉思了很久;最终打出了“顾晓军主义”旗号,开始批马克思,写出了《原始共产主义的谎言》、《科学共产主义的梦呓》等(所以我劝大家用“打倒鲁迅”解放思想)。
 
  这批文章的作用,是明显的。我记得:当时在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等上都有论战,有体制内的学者参与(但,不全都站在我的对立面)。争论的焦点,还包括我的《国学的难以为继》、《辩证法教你怎么扯蛋》等一批。
 
  后来,因为“狂挺邓玉娇”,我离开了“理论战”,写时评类的文章多些,且加入了“维权”。再后来,又“揭露韩寒”,高举起“质疑学派”的旗帜,以至后来“抓特务”、挖出了杨恒均等,以及组建“中国网络民评官百人团”等等。
 
  再拿起理论的武器、加入“理论战”,是“批邓理论”,是写出了《邓式改革是誓与人民为敌》等一批文章。于此,当时也引爆了网络,还引得海外华人纷纷关注(有报道:新唐人《中国网路论坛公开批判邓小平思想》、希望之声《中国网路论坛公开批判邓小平引发热议》)。
 
  当然,这只是我参与“理论战”,而不是给中国民运提供思想与理论(赵岩与曹长青及其他朋友们该懂了吧?第一,曹没有引起过轰动效应。第二,即使“批邓理论”有轰动效应,也只是拿起了理论的武器,而不是给中国民运提供思想与理论)。
 
  即便是我那《“三个代表”,是扯淡、是坑蒙拐骗!》的理论水准很高,那也只属于批判,而不是一种理论,不是给中国民运提供了理论;因此,就只能算参与了中国民运中的“理论战”。“九评”及《马克思的成魔之路》的作者及曹长青、何清涟们,皆如是。
 
  我真正给中国民运提供思想与理论,是被极端封杀、残酷围剿之后,也是遭遇“顾粉团8.30政治大冤案”之后,走投无路,只好玩“归隐笔记”;在“归隐”期间,终于喊出了“公正第一”。从此,我开始提供理论了。
 
  当然,如果仅是“公正第一”这四个字,就成了刘刚批评的“一句话理论”。然,我之所以能为民运提供思想与理论、不是偶然的——之前,我已发表了“公正第一”的基础性理论文章《现在时的公正与良知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之后,我又懂得不能玩“一句话理论”(这远在刘刚批评并提出“一句话理论”的说法之前),又有能力不断论证、完善且自洽(当然,这也与石三生及波心投影等顾粉团的各位战将相关,是他们及所有我的读者们给我压力、不断“威逼”我完善理论。也包括手中这本书)。
 
  有了《公正第一》、这本给中国民运提供理论的专著后,我有底了,心也贪了,觉得该让“顾晓军主义”名副其实了,是给中国民运提供完整的思想与理论的时候了,就以《大脑革命》为书名、写“顾晓军主义哲学”。
 
  表达“顾晓军主义哲学”的《大脑革命》的哲学专著完成后,《平民主义民主》也就水到渠成了。其实,我在冥冥之中的摸索,顾粉团是见证者,广大读者也都是见证者(包括手中正写着的这本《中国民运》。我没有完整的提纲,只有个轮廓)。
 
  我能为自己辩解的,是——毛泽东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支部建在连上”、游击战“十六字诀”等,也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城市暴动”、“夺取中心城市”等等,则是“拿来主义”、是别人的经验、是教条。
 
  我还要给赵岩指出的是:“曹长青才是海外民运真正第一理论、政论家……他无需太多的备课,演讲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气贯长虹……”(赵岩推文),是指曹长青熟悉别人的、西方民主理论,而不是曹长青自己的、创立的理论。
 
  也因此,曹长青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家。理论家,不是熟悉别人的就可以了,而是要拿出纯属于自己的、提供给别人。而思想家,又高于理论家一层。因此,何清涟妄称思想家、就属于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因,何清涟还没达到曹长青的水准。
 
  当然,曹长青、包括赵岩、也包括推特上所有热心于中国民运的推友,都参与了这场中国民运的“理论战”。因为,中国民运中的“理论战”,实际上就是一场舆论战。一场舆论战,包括“理论战”,包括“时评战”,也包括我昨日写的“游戏战”,甚至包括“郭文贵爆料”。
 
  然而,我昨日有幸读到《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严家祺在文中畅想“高度智能化和高度机器人时代”,道“社会也随之按‘人生目标’分化為三大阶级——创造阶级、享乐阶级和管理阶级”。如若被他言中,那么,今天的所有征战、会不会又成了“春秋无义战”呢?未可知。
 
  或许,命中注定,我终究不过如那诸子百家中的一个。然而,无论怎么变,社会的需要和人们的思想与理论,只会越变越民主,而不会越变越专制。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顾晓军 2017-9-26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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