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运中的“理论战”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二十八
中国民运中的“理论战”多多，如“九评”等，应该皆是。说“应该皆是”，是我想当然；而我“想当然”，则是我迄今没有打开、看过“九评”等。
说实在，我在网络上复出、纯属偶然。即使复出了，也不过想写写小说。大约那时，我的邮箱就收到过“九评”之类；而我，不想看、不想惹麻烦。后来因“打倒鲁迅”介入了时评，则更不想看“九评”之类了；因为，我已于冥冥中知道：自己将早晚也会介入、搞理论。
或许有人不解，既知道自己早晚也会介入搞些理论，为何不学习、借鉴呢？而这，则是我的天性了——我不想走别人走过的路。我不看，即使日后写出相似的，那也是无意中撞车；而若看过，那就是抄袭。即便别人不说，我自己心里也不会舒服。
除“九评”之类外，中国民运中的理论，当数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了吧？“我没有敌人”，则当属刘刚批评过的“一句话理论”。因为，我没有看到过刘晓波正面阐述“我没有敌人”；当然，刘晓波也没有机会阐述“我没有敌人”。
不过即使有机会刘晓波也不可能说通。因“我没有敌人”的原版作者黎塞留在弥留之际回答神父的“要不要宽恕你的敌人”时，说的是“除了公敌之外，我没有敌人”。而刘晓波抄袭于曼德拉、不知黎塞留、省略了“除了公敌之外”，自然没法圆“我没有敌人”。
除“九评”之类外，再除了“我没有敌人”，则可数胡平的“见好就收”了。而“见好就收”，当在“好”了之后、才有存在的意义；而中国民运迄今未“好”，因此“见好就收”是不是“一句话理论”、都已不重要。
徐水良的“新人本主义”和“意识科学理论”，我虽没有去深入了解，但从徐水良的行文看，是有能力解决“一句话理论”的问题的。但“新人本主义”和“意识科学理论”，不说它俩于中国民运没啥用，也至少可说是隔靴搔痒。
当然，我还注意到曹长青的《破除四个迷思 炸毁中共堡垒》、杜导斌的《“素质论”的迷雾》等等之类。这一类的文章，虽然都可以称之为论文（严格点说，曹长青的只能算时评），都参与了中国民运中的“理论战”，但不是给中国民运提供理论。
因此，我顾晓军、在中国民运之“理论战”中的地位与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注意：我这里没有算“九评”等。没有算的原因，除“九评”等也不是给中国民运提供理论外，还因为我不清楚它们成文、成书的时间。所以，我自己就不作比较了，留待后人去比较与评说）。
我最早介入民运中的“理论战”，是“打倒鲁迅”后。“打倒鲁迅”后，我陷入种迷茫与彷徨，沉思了很久；最终打出了“顾晓军主义”旗号，开始批马克思，写出了《原始共产主义的谎言》、《科学共产主义的梦呓》等（所以我劝大家用“打倒鲁迅”解放思想）。
这批文章的作用，是明显的。我记得：当时在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等上都有论战，有体制内的学者参与（但，不全都站在我的对立面）。争论的焦点，还包括我的《国学的难以为继》、《辩证法教你怎么扯蛋》等一批。
后来，因为“狂挺邓玉娇”，我离开了“理论战”，写时评类的文章多些，且加入了“维权”。再后来，又“揭露韩寒”，高举起“质疑学派”的旗帜，以至后来“抓特务”、挖出了杨恒均等，以及组建“中国网络民评官百人团”等等。
再拿起理论的武器、加入“理论战”，是“批邓理论”，是写出了《邓式改革是誓与人民为敌》等一批文章。于此，当时也引爆了网络，还引得海外华人纷纷关注（有报道：新唐人《中国网路论坛公开批判邓小平思想》、希望之声《中国网路论坛公开批判邓小平引发热议》）。
当然，这只是我参与“理论战”，而不是给中国民运提供思想与理论（赵岩与曹长青及其他朋友们该懂了吧？第一，曹没有引起过轰动效应。第二，即使“批邓理论”有轰动效应，也只是拿起了理论的武器，而不是给中国民运提供思想与理论）。
即便是我那《“三个代表”，是扯淡、是坑蒙拐骗！》的理论水准很高，那也只属于批判，而不是一种理论，不是给中国民运提供了理论；因此，就只能算参与了中国民运中的“理论战”。“九评”及《马克思的成魔之路》的作者及曹长青、何清涟们，皆如是。
我真正给中国民运提供思想与理论，是被极端封杀、残酷围剿之后，也是遭遇“顾粉团8.30政治大冤案”之后，走投无路，只好玩“归隐笔记”；在“归隐”期间，终于喊出了“公正第一”。从此，我开始提供理论了。
当然，如果仅是“公正第一”这四个字，就成了刘刚批评的“一句话理论”。然，我之所以能为民运提供思想与理论、不是偶然的——之前，我已发表了“公正第一”的基础性理论文章《现在时的公正与良知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之后，我又懂得不能玩“一句话理论”（这远在刘刚批评并提出“一句话理论”的说法之前），又有能力不断论证、完善且自洽（当然，这也与石三生及波心投影等顾粉团的各位战将相关，是他们及所有我的读者们给我压力、不断“威逼”我完善理论。也包括手中这本书）。
有了《公正第一》、这本给中国民运提供理论的专著后，我有底了，心也贪了，觉得该让“顾晓军主义”名副其实了，是给中国民运提供完整的思想与理论的时候了，就以《大脑革命》为书名、写“顾晓军主义哲学”。
表达“顾晓军主义哲学”的《大脑革命》的哲学专著完成后，《平民主义民主》也就水到渠成了。其实，我在冥冥之中的摸索，顾粉团是见证者，广大读者也都是见证者（包括手中正写着的这本《中国民运》。我没有完整的提纲，只有个轮廓）。
我能为自己辩解的，是——毛泽东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支部建在连上”、游击战“十六字诀”等，也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城市暴动”、“夺取中心城市”等等，则是“拿来主义”、是别人的经验、是教条。
我还要给赵岩指出的是：“曹长青才是海外民运真正第一理论、政论家……他无需太多的备课，演讲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气贯长虹……”（赵岩推文），是指曹长青熟悉别人的、西方民主理论，而不是曹长青自己的、创立的理论。
也因此，曹长青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家。理论家，不是熟悉别人的就可以了，而是要拿出纯属于自己的、提供给别人。而思想家，又高于理论家一层。因此，何清涟妄称思想家、就属于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因，何清涟还没达到曹长青的水准。
当然，曹长青、包括赵岩、也包括推特上所有热心于中国民运的推友，都参与了这场中国民运的“理论战”。因为，中国民运中的“理论战”，实际上就是一场舆论战。一场舆论战，包括“理论战”，包括“时评战”，也包括我昨日写的“游戏战”，甚至包括“郭文贵爆料”。
然而，我昨日有幸读到《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严家祺在文中畅想“高度智能化和高度机器人时代”，道“社会也随之按‘人生目标’分化為三大阶级——创造阶级、享乐阶级和管理阶级”。如若被他言中，那么，今天的所有征战、会不会又成了“春秋无义战”呢？未可知。
或许，命中注定，我终究不过如那诸子百家中的一个。然而，无论怎么变，社会的需要和人们的思想与理论，只会越变越民主，而不会越变越专制。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顾晓军 2017-9-26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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