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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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的包容性与中共的排他性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四十九

　　在我的“中共的社会主义的集权与专制的革命，就相当于历史上的封建社会的集权与专制的、改朝换代”等之后，有推友跟了推。

　　以上，是我昨日之文《中国民运之前景及与中共革命的区别》中的一节的一部分。推友Bibing所跟之推文是“这就是弱肉强食的社会明显特征：组成团体政党的力量，夺取政权！这就是中国同胞相互杀戮的根本原因”。

　　虽我原文还有“而改朝换代，你自己不打、不打下一座江山来，谁会送一座江山给你？因此，毛泽东们就必须要建党，要起义……要在抗战中积蓄力量等等，还要削山头、一切听中央的”，然，我觉推友对“民运的包容性与中共的排他性”拎得还是不够清楚。

　　因此，我决定写本文，分析与比较——民运的包容性与专制的排他性。中共的专制是与生俱来的（社会主义讲的就是——个人的自由必须服从组织的需要）。所以，中共的排他性也是与生俱来的——是由“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等确定的。

　　这种排他，从中国的“共产党”这个名称开始，从这个名称必须由共产国际认可开始。在中国，早期叫“共产党”的组织、有三个。其中一个，还比毛泽东及王明的这个、先去与参加共产国际大会，但共产国际认可了王明的这个。

　　仅以上就说明——王明于中共还是有过功劳的。然，在毛泽东得势后，对王明是毫不留情的。自然，王明得势时，对毛泽东也是毫不留情的。一九三三年，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中央迁到当时的苏区，就对毛实施了排挤，甚至长征都差点不带病中的毛泽东走。

　　中共不仅排他，而且排他的斗争是十分残酷的。在中共历史上，除了以上，还有对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排他，对瞿秋白的排他，对张国焘的排他等等。中共建国后，则有对高饶的排他。文革中惨死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及林彪等，不也都是地道的排他？

　　如果说上层的排他，源于争权夺利，那么，对中下层、应该宽容一些了吧？没有这回事。简单举例：同是参加中共的革命，同是“抛头颅，洒热血”，在中共建立政权以后，地下党、当年提心吊胆地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地下党，就要比跟着主力走、尤其是跟着中央走的人，遭到降级的使用。

　　中共党内如是，就不用说对盟友，对非中共的推翻满清、或抗战中的功勋等等了。最为典型的，就是同盟会员、推翻满清政权，建立蜀军政府、被任命为副都督、镇抚府总长、还曾出任过孙中山的靖国招讨军司令、川西护法军总司令等职的夏之时，就在1950年的镇反中被枪决；而时年，他只有63岁。

　　夏之时早已解甲归田，办过锦江公学、热心教育事业，尚且如此，那么，与中共对垒过的国民党抗战名将、就可想而知了。而对社会精英如此，那么，对平民百姓、就更可想而知了。所以，才会有几千万地饿死人，还在出口粮食等、换取外汇。

　　排他性，是民主的劲敌。中共不肯走向民主，除了利益之因外，诸如排他性这类思想与一个政党的性格中的本质、也是决定因素之一。所以，认清这些非常必要。认清这些，不仅在认清中共，也为民运中民主派团体自律、以免忘了民主的天性而走向如中共一般、作警醒。

　　结党，原本就是具有排他性的。然而，民主派团体，是先有民主、后有团体；因此，弘扬民主的天性，是民主派团体结党的目的。也因此，民主派团体除了要抛弃一般意义上的“结党营私”外，还要牢记结党之目的，切不可像中共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幌子。

　　当然，这只是告诫。从一般意义上说：民主运动是天然地具有包容性的。民主运动，结党、可以，不结党、也可以；听命于某人或某个组织指挥、可以，不听命、也可以。民主运动成功后，不会像中共样忘却你曾经的功劳。当然，不忘却、也不会像中共样论功行赏。民运，就是为自己、为良心做事。

　　民主社会，就是一个自然的、人类群居的社会。先前的功劳，带进民主社会时、就只能是荣誉。不能因为你为中国的民主运动有过贡献，就给你个总统或部长当当。想当总统，就只有去重新争取，就只有去参加竞选。

　　当然，争取中国民主之运动中的组织，可帮助你去竞选总统。这样的组织，不会被解散，也没有人可以解散。然而，在竞选总统之中，最主要的因素、已不再是组织，而是你的竞选纲领——将要给民众交出的答卷，未来几年你将如何造福于民。

　　在民主社会，组织将失去决定性的、垄断性的作用。因此，组织、在民主社会，不像集权与专制社会这样、是私领地——只有他一家可以玩，别人不能玩、一玩就是颠覆罪。在民主社会，啥样的组织都可以存在——练功的、粉丝性质的等，都可以；即便是中共，也可以。

　　当然，所有的组织都不能搞恐怖活动，不能试图推翻已形成的民主社会。但仅此就十分地自由了——你可以随便说，可以造舆论、可以为你什么时候想当总统作准备。也正因为如此，中共才人造了涉嫌代笔的韩寒，搞“选韩寒当总统”，为其今后代理作准备。

　　即便如此，民主运动也不必完全排斥这样的做法。因为，这样的做法尽管是假的，可其也是在为集权与专制的崩溃作准备；而为集权与专制的崩溃作准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准备、也会加速集权与专制的崩溃。

　　这些，就是民运的包容性；与集权与专制的排他性、与中共的排他性，都形成了极鲜明的对比。民主运动的包容性，就是这么弘大。注意：这是民主运动的包容性，而不是宽容。宽容，是一种给予；而民运的包容性，是与生俱来的。

　　民主运动的包容性，是由民主的天性决定的。民运的包容性，连中共都能包容，还有什么是不能包容的呢？当然，对中共的包容是在民运成功后、在民主社会里。而不能像杨恒均那样，在强拆与截访中胡说宽容——弱者是没有资格宽容强者的。

　　这就是“民运的包容性与中共的排他性”。而既然是民主的天性决定了民主运动的包容性，那么，海外民运还有什么理由勾心斗角呢？当然，你们有你们的宿仇，那就让我顾晓军、在思想与理论上领导你们，我有能包容你们任何错误（只要愿意改）的海量。

　　　　　　　　　　　　　　顾晓军 2017-10-21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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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20日星期五

中国民运之前景及与中共革命的区别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四十八

　　昨日，顾粉团的新朋友“行者无疆”，给我提问：“先生，何以见得‘如今恰恰是在专制的尾巴上’？”

　　“如今恰恰是在专制的尾巴上”，源于我的《中国民运领袖的眼光与性格问题》，原文为“这些不都既是眼光、又是性格，还是眼光与性格交织得难解难分的、中国民运领袖该具备的素质？但愿，在未来的民主社会、不需要这些。但，如今恰恰是在专制的尾巴上，没有这些、能行吗”。

　　“行者无疆”的问题的提出，应该是他阅读过我的《盘点中国民主运动》，读到过我的“在现代化的今天，在中共管控如此严酷的情景下，革命、是相当难的”这一类的阐述。因为“革命是相当难的”与“如今恰恰是在专制的尾巴上”，形成了某种矛盾的关系。

　　如是，我必要、也必须回答“行者无疆”的问题。回答“何以见得‘如今恰恰是在专制的尾巴上’”，需分两个层面，及客观层面与主观层面。从客观层面来说，中国的封建社会（专制社会）与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皆已两千多年了，其总有个终结的时候的。

　　事实上，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的集权与专制，已不再是原本的、中式的封建社会意义上的中央集权与专制，而是一种变种、是一种外来文化（马克思是撒旦教徒）的中央集权与专制。于此，可观察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权。

　　而到了出现变种，其实就是原本的“纯种”的、中式的封建的中央集权与专制已难以为继。这是其一。其二，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与专制能否可为继呢？不可，苏东剧变已作出证明。反之，民主浪潮汹涌，中东革命亦已证明。

　　或许，有人会反诘，说中国为什么反而会越来越强大之类。其实，中国是个特列——中国是在社会主义的集权与专制上、嫁接了资本主义，是自由经济、给大陆这片贫瘠的土地注入了活力。不信，可回顾“改革开放”的关键点，如“包产到户”、“砸大锅饭”等等，都是地道的资本主义。

　　明白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嫁接了资本主义之后，那么，剩下的就好理解了——嫁接的结果，一种是社会主义之根与资本主义之枝相克、最终死掉。另一种，则是养护得好，开出奇花、结出奇果。然而，这样的奇花、奇果，还是社会主义吗？我想，不用说了吧。

　　总之，社会主义嫁接资本主义后，只能是资本主义的成分越来越多、而不能越来越少；因，一紧就会死掉。不信，可以把“包产到户”或“砸大锅饭”反过来试一试。而资本主义的成分越来越多，最终、还是社会主义吗？且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从来就是种“规定”的组合。

　　因此，我说“如今恰恰是在专制的尾巴上”，是客观的。而从主观层面来讲呢？我说“如今恰恰是在专制的尾巴上”时，是宏观地、看民运前景；而说“革命是相当难的”时，则是具体的、看问题。这，就像毛泽东所说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何况在谈前景时，我能制造畏难情绪吗？

　　更关键的，则是集权与专制的崩溃、往往只需要触碰到某一个关键的点。而这，也已被苏东剧变与中东革命证明了。再有一点，就是——中国民主运动与中共革命的区别（其实，这也是任何民主运动与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最本质的区别）：

　　中共的社会主义的集权与专制的革命，就相当于历史上的封建社会的集权与专制的、改朝换代。而改朝换代，你自己不打、不打下一座江山来，谁会送一座江山给你？因此，毛泽东们就必须要建党，要起义、要上井冈山、要长征、要在抗战中积蓄力量等等，还要削山头、一切听中央的。

　　而民主运动，就不同了——民主运动的本质，是回归自然社会、是回归人类群居的本质。所以追求民主，是大家的事、也是大家都能搞，不需要统一。我在《盘点中国民主运动》之中，就列举了革命派、转型派、务实派等三派六种，谁统一谁？不需要统一。

　　只需要个象征性的领袖，如刘晓波死前的刘晓波。问题是，刘晓波死前的刘晓波、胡说什么“我没有敌人”，领歪了中国民主运动的路。再，就是刘晓波没有思想与理论能力，不能像我这样独立思考、理论总结、循循善诱地讲道理，只会模仿、抄袭，实在是耽误了民运。

　　民主运动，在集权与专制崩溃前不需要统一；而在集权与专制崩溃后，就更不需要统一了——谁想当总统、觉得自己有能力当，竞选就是了。组党，可以竞选；不组党，也可以竞选。像我，中国民主后、就真的可以“隐没于都市尘埃之中”了。

　　这就是中国民主运动之前景，就是“中国民运之前景及与中共革命的区别”，也是给顾粉团的新朋友“行者无疆”的回复。欢迎各路朋友们提问，且包括中共。

　　　　　　　　　　　　　　顾晓军 2017-10-20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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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8日星期三

中国民运领袖的眼光与性格问题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四十七

　　前几日，在QQ上，刘丽辉与我谈到“正在读学术‘方法论’的文章”，又说“很受启发。也很适用于您”。她说的、大约就是赵园的《人文笔记：思想•材料•文体——治学杂谈》。

　　她还说“例如‘才、学、识三者中，识显然具有优先性’，‘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识不宏远者，其器必且浮浅’，‘成功机会一半以上就在选题’，等”。我回“对，想到《中国民运》后，我先搜索了下，没有此书，就一定要完成”。

　　后来，又跟我谈“民运人士，国内的，也认识几个，据说都是六四骨干……现在还在北大周边活动，未婚，穷困潦倒，广结义士，因为国内六四老人不多了，所以海外的只跟他联系……前两年还说要‘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这两年明显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都以英雄、领袖自居”等。

　　说了“涵养不足”后，她说“但我本人，对这些都兴趣不大”。我也没兴趣，便当即回“呵呵，再牛也牛不过刘刚”。现在想来（结合《中国民运当从小事实事做起》，又名“郭文贵爆料惨败的经验教训”），其实其中涉及到“中国民运领袖的眼光与性格问题”。

　　眼光与性格的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其既是眼光问题，又是性格问题；不仅分别是眼光与性格的问题，还是相互交织的问题。一般而言，眼光好的，性格就很难很好；而反之，性格好的，眼光也未必很好。眼光与性格的问题，相互交织着、矛盾着；两者之间，很难两全。

　　阻碍眼光的，往往是起始点。起始点，又与出身相关。我是绝对反对“血统论”的，但起始点又确确实实存在着。举个例子：我们都年轻过，都被文革、被苦难过。我们苦难时，在想什么？该是“与工农打成一片”吧？而当今史上的三个人物：习近平、王岐山、薄熙来，却都与书有关。

　　习近平不可能不想“与工农打成一片”，否则，他也当不了生产队长。可，他下乡时却想到带一箱书。王岐山，则因借书而与习近平有交集。而薄熙来，更是因偷书而被抓。偷书虽名声不好，也总比我在困境中忘记了书要好些吧？

　　前时，刘丽辉还在微信上跟我谈“我最近在读余英时……他写人、人物的文章特别多……尤其是第五卷《现代学人与艺术》”。记得她还跟我谈过理论，大意（或许是转述）：理论是工具。你可以不搞理论，但不可不掌握用理论研究问题的方法。

　　中国民运领袖级的人物、理论能力皆较差，这是不争的事实。连刘晓波、刘刚这样拿到过学位的人，都缺乏理论功底。刘晓波，无法解释“我没有敌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刘刚除了本我们读不懂的《解析经济学》外，就没有其他文章具有理论的色彩了。

　　理论、理论能力，皆是学者研究问题的工具。而书，岂不就是年轻人叩开社会之门的工具？十几岁时，我没有想到带书、借书抑或去偷书，是我不及习近平、王岐山、薄熙来的地方。没想到借助于书，即使再“与工农打成一片”，不也注定了要在基层摸爬滚打？其他的不去说。

　　书、理论，是工具，岂不也是眼光？这样的东西，郭文贵则肯定是没有的。郭文贵有的，是性格。而郭文贵不可一世的性格，与薄熙来比就又差得太远了。薄一波的起落，打造了薄熙来性格中的多重性。而这多重性，不就是韧性？

　　也许有人会说，郭文贵是从一介平民打拼出来的，什么磨难没有经历过？然，与薄一波的儿子、能在监狱里认刁民做大哥，这其中的心理落差与内心历程、对人的磨炼，郭文贵是远远不能企及的。即便这样的薄熙来，后来竟也默许谷开来毒死海伍德，若没有磨难，谁知薄熙来会怎样呢？

　　有权有势便张狂，谁不会？会思考，会约束自己，才是难能可贵的。郭文贵只不过有钱，就能六七次地反复强奸马蕊，如果郭文贵像薄熙来那样、被任命为西南王呢？郭文贵，他会怎样？总说侵华日军烧杀淫掠，如果中国人打到日本去，又会怎样？

　　很多推友喜欢郭文贵，就是因为喜欢郭文贵的张狂。然而，张狂、算本事吗？我清楚地记得：我“打倒鲁迅”时，比现在的郭文贵、张狂得多了。可，经得住长期、内外合伙的封杀吗？（有人批评我对李大师的态度。可在我危难时，除了他们，谁支持过我。）

　　海外有篇文章的标题，大意说习近平无能或无法作为。习近平没有张狂的一面吗？我看未见得。习近平的父亲与薄熙来的父亲的地位差不多，习近平的经历与薄熙来也差不多，习近平没血性吗？也不见得。这就是约束，或藏得深。

　　说到藏得深，我想起习近平初立为“王储”时、出国访问，还给外国首脑送过本《江泽民文选》。而如今、此刻，海外媒体上到处都是“习近平胡锦涛热情互动江泽民晒在一边脸拉老长”。而这些，刘刚会吗？刘晓波倒是会，却做过了头、做成在央视上作“六四”的伪证。

　　这些不都既是眼光、又是性格，还是眼光与性格交织得难解难分的、中国民运领袖该具备的素质？但愿，在未来的民主社会、不需要这些。但，如今恰恰是在专制的尾巴上，没有这些、能行吗？请问各位民运的大咖们。

　　　　　　　　　　　　　　顾晓军 2017-10-18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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