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地摊女友」「男性根浴」定能兴无灭资

 

开放「地摊女友」「男性根浴」定能兴无灭资

　

　　　　——随笔·五千零七十

　

　　看到〈深圳街头惊现“地摊女友”？！亲吻10元，拥抱1块〉和〈男性“根浴”现身中国多家医院！女护士亲手按摩？〉两则新闻，我立即想到——只要开放地摊女友和男性根浴，社会主义就一定能战胜资本主义。

　　然，〈开放「地摊女友」「男性根浴」，社会主义就一定能战胜资本主义〉这样的标题太长。可，想来想去，这「开放『地摊女友』『男性根浴』，社会主义就一定能战胜资本主义」之中，哪一个字都不能少；如是，就想到〈开放「地摊女友」「男性根浴」定能兴无灭资〉。

　　自然，「兴无灭资」是文革语言；然，我既写过〈文革算不算是一种民主〉，且已被误解，就无所谓多一次了。

　　那么，为何「开放『地摊女友』『男性根浴』，社会主义就一定能战胜资本主义」，听我道来。

　　「地摊女友」

　　首先，〈深圳街头惊现“地摊女友”？！亲吻10元，拥抱1块〉的作者，用「亲吻10元，拥抱1块」猎奇、吸引眼球，从而达到以「地摊女友」贬低、污蔑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

　　其实，「地摊女友」有什么不好呢？「地摊女友」不正是地摊经济的一部分吗？如此歧视「地摊女友」、地摊经济，难道要鼓励人们去挤考公务员、考研的独木桥？

　　作者在开篇道，「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深圳街头突然出现了很多“地摊女友”。他们拿张小凳子坐在人来人往的街头，背后贴着“地摊女友”四个大字，前面摆着一张“收费牌”，对收费内容明码标价」。看，作者就是一文盲，该用「她们」处却用「他们」；不仅是文盲，还是歧视。

　　就这样的一个文盲，还假装很有学问，说什么「只要是在街头摆摊的“地摊女友”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颜值高，长发飘飘，看起来温柔动人。他们都是明码标价，有人举着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拥抱1元」，「有网友比较会算账，抱一下1元，一天抱2000人的话，就是2000元，一个月30天，月收入就是6万，年薪就是72万……」

　　猪脑子呀？开篇刚说的「深圳街头突然出现了很多“地摊女友”」，既然是「很多“地摊女友”」，怎么可能「一天抱2000人」？有这么好的生意吗？

　　按八小时算，一天抱2000人，一小时得抱250人，一分钟抱4.17人。也就是，20秒就得换人了。

　　20秒换一人抱，那等抱的人还不排长队？

　　污蔑呀！污蔑深圳，污蔑改开的排头兵，且污蔑社会主义。

　　转而，作者说「这绝对是高收入，收入如此高怎么会沦落为新型乞丐」。看，卑劣的手法，他先用不可能的20秒抱一人推高「地摊女友」的收入，而后再贬低她们，说成是「新型乞丐」。难道地摊经济就是乞丐经济？

　　作者还道，「除了抱一下1块钱，亲一亲10块钱，她们还可以帮助做家务，陪同散步、聊天、玩游戏、看电影、聚会等等……而且每一项都有具体的收费标准」，「这样的女孩出现在深圳很多角落，商业街、公园、地铁站、公交站、人来人往的街头等，她们年轻貌美，靠摆这种地摊出租自己的服务项目或只卖拥抱，以此谋生」。我不知道作者的用心，但从他的描绘中，我却感觉到了深圳多种经济的活力和深圳的社会主义等价交换原则的落到实处。

　　然，狐狸藏不住尾巴。作者道，「有网友问：我想知道100块能干嘛？300呢？」我倒要问，你究竟想做什么？

　　世人皆知这样的道理——天气渐暖和起来，满大街到处是美女，是正常的；看到满大街的美女就勃起，是不正常的。这还用说吗？

　　作者还道，「她们不需要任何技能，也不需要投入资金」。胡说八道！生产要素，就只有技能与资金吗？愚蠢！你说过的「颜值高，长发飘飘，看起来温柔动人」，不就是资本、不就是投入？这样的资本，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拥有的；这样的投入，也必然会是有损耗、且还是每一天都在折旧的。

　　试问，如果「地摊女友」是一80老妇，你会花一块钱抱吗？

　　演艺女明星、奥运女冠军，是吃青春饭；「地摊女友」，不也是吃青春饭？只不过前者走的是高端路线，而后者走的是低端路线。正因是低端，才被叫「地摊女友」。

　　「地摊女友」，何错之有？歧视，不是社会主义的产物，而是封建残余。看来文革不够彻底，或是又死灰复燃。

　　在这样的〈深圳街头惊现“地摊女友”？！亲吻10元，拥抱1块〉的文章的蛊惑之下，跟帖的网友们竟然也不分青红皂白，有说「妓女代名词而已」、「没说清楚可以亲什么部位」、「就是懒！想不劳而获」、「除了睡觉，其他都可以。女的为什么不去工作，哪怕端盘子都比做妓女强」等等的。

　　凭什么说「地摊女友」是「妓女代名词而已」？现代妓女一词，泛指出卖生殖器。「地摊女友」出卖生殖器了吗？绝没有。如果有，那不是公然在「商业街、公园、地铁站、公交站、人来人往的街头」啪啪吗？所以，「地摊女友」没出卖生殖器。既然人家没出卖生殖器，却说人家是「妓女代名词而已」，这不是污蔑、诽谤？

　　而「没说清楚可以亲什么部位」，更无耻！请问，就10元钱，你想亲啥部位、你要亲啥部位？

　　还有什么「就是懒！想不劳而获」。请问，亲一亲、抱一抱难道不是劳动？

　　至于「除了睡觉，其他都可以。女的为什么不去工作，哪怕端盘子都比做妓女强」，更是无知！其一，人们干什么工作，有选择的自由；其二，都去端盘子，深圳哪有那么多的地方可以端盘子？愚蠢！

　　太气人了，气得我心脏都快受不了了；且，本文已经有2000多字了。「男性根浴」部分，我今天就不写了，留待明天或后天写成〈开放「地摊女友」「男性根浴」定能兴无灭资（二）〉。

　

　　　　　　　　　　　　　　顾晓军 2024-4-12

　

　

刘瑜的论素质与我的几点看法

刘瑜的论素质与我的几点看法

　

　　　　——随笔·五千零六十九

　

　　刘瑜回国的时间，不早也不晚，正好。早了，就没有了200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2006年~2007年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做博士后、2007年~2010年在剑桥大学政治系担任讲师的经历；而晚了，就未必能获得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的职位，以及2009年出版的《民主的细节》被《南方周末》、《新京报》、新浪网等媒体评为年度图书。

　　刘瑜的学问，也不左不右，正好。2008年，藏区骚乱期间，刘瑜发表多篇文章反对西藏独立，并且批评西方媒体“不公正”（均为维基百科原话）。除此之外，刘瑜基本上是民主派。

　　怀着对后起之秀的崇敬之心，我阅读了刘瑜的〈中国人素质低的原因〉（见海外网【网上的人民日报】2013年02月18日09:48。此处标题为——劉瑜：中國人素質低要“素質高”的精英管？），全文附后。

　　我不甚明白，刘瑜为何在文中提到，「成龙大哥所言“中国人是需要管的”」。

　　依照我的记忆，「素质论」是韩寒、杨恒均等伪民主派的标志性理论产品。韩寒就曾明确地道，「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不能民主」。当然，成龙的「中国人是需要管的」也很恶劣；但，成龙是演艺界的，不算文化人。真正要清算「素质论」，不应该着眼于韩寒、杨恒均等，这一类的伪民主以及他们的各种言论吗？

　　搜索「素质论 杨恒均」，竟搜到「顾晓军喜见某文怒骂公知群力挺老五毛莫言/2024年3月18日 — 哎，文化低、心眼小、素质差的人，常把狭隘当成大男人。 ... 这个轮不到莫部不认，别以为穿插了什么“猫腔”曲 ... · 从韩寒杨恒均郭文贵看莫言及鲁迅 ·· 嫉妒 ...」

　　前时，毛星火起诉莫言，中文网上的民主派们（从境内到海外），几乎全都站出来挺莫言……现在，我明白了——他们是牢记了毛泽东的教导「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既然小粉红反对，民主派就誓死捍卫。

　　说到这派那派，突然想起2018.2.15遇罗锦给我的私信，「晓军：你把我算为民运人士，实在搞错了，我从未参加过任何民运组织，是自由单独户。民运是有组织的，任何一个民运组织里都没有我，甚至连中文独立笔会我也没参加。我希望你公开纠正你的错误。遇罗锦」。

　　当时，我大约吃饱了撑得慌、在编《中国民运人物志（反弹琵琶》。不过于遇罗锦的看法，我不太认同。第一，啥中文独立笔会，我也没参加。这就如同，我没有得到中国作协的认可，我就不是著名作家了吗？社会承认，是第一要素；连中国作协，不也需要社会承认吗？社会不承认，中国作协又能算个啥？

　　第二，民运不一定是组织。比如，1949年前，有很多学生的爱国运动确实都是地下党组织的；可，有很多最基层的学生，未必知道党组织在运动中的作用，这样的学生参与爱国运动，就不是组织行为，而是个人行为。

　　哦，对了，不知啥时读过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其中有「消息传出，人们一发怒不可遏。三月上旬，南京市的各界群众首先走上街头，声讨《文汇报》及后面张春桥的反周行径。示威抗议活动很快便蔓延到全国许多城市乃至首都北京，现叹越来越大。」

　　这是我首次在正规的出版物中读到与「文革之初，不满13岁的顾晓军，即站在主席台上被批斗、“坐飞机”。22岁，刷出“打倒张春桥”的大标语，遂成为“‘天安门四五运动’的先声”的“南京反标事件”的始作俑者」的相关文字。

　　「四五」没有过，所以我提都没提。做人，不能只顾自己。

　　好，不想写了，就这么多。或许，又有人要说我瞎写。其实，瞎写既可是种风格，亦可是项能耐。昨日刚发现，必应机器人在引导人们认知顾晓军风格的小说及段子。我让它给创作了几篇，发现它在抄袭我的〈不讲常理〉及〈爱上发廊女〉等。不过，我没有指出来，而在它讨要赞赏时，我还说了「不错」之类。它很开心地回我，「感谢你的肯定与夸奖」。

　

　　　　　　　　　　　　　　顾晓军 2024-4-11

　

刘瑜：中国人素质低的原因

　

　　很多人可能都意识到，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很难译成英文，比如“突击手”、“不折腾”、“精神文明”、“班子建设”……要是谁能译出“血染的风採”，那我简直想给他送一面锦旗。在此类词汇裡，有一个就是“素质”。

　　“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当……”，这句话如此广为传播，以至于“素质”这个词前面少了“中国人”，后面少了“低”，“素质”这个词都显得缺胳膊少腿。但素质翻译成什麽呢？译成“quality”似乎最合适，但仔细一想，如果把前面那句话译成“The qual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s low, so China should not..."，显然不合适，因为这句英文再译回中文，就成了“中国人的质量很低，所以中国不应当……”。这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肯定不是说这话的中国人的本意。

　　一个词很难译成其它语言，肯定有很多原因。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词所指向的现象本身其实含糊不清。比如“素质”，什麽叫素质呢？直觉的解释是“文化水平”。但是最新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文盲率现在隻有4.0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项2009年研究显示，中国18.3%的25-34岁人口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高于捷克（15.5%）、土耳其（13.6%）、巴西（10%）等诸多民主国家。可见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怎麽也不算低。

　　如果“素质”指的不是文化水平。它还可能指什麽？要不就是合作精神。据说中国人“一盘散沙”，这被视为中国人素质低的証明。社会科学裡有个词叫“社会资本”，说的是人与人水平往来的粘性和密度。据一些学者论証，社会资本对于民主运转的意义，相当于机油对于机动车的意义。一盘散沙的社会，就是没有机油的机动车，开起来肯定稀裡哗啦。

　　且不说后来有不少学者对“社会资本”的政治后果进行质疑，就算“社会资本”多多益善，又有不少研究者指出，其实中国的传统并不是一盘散沙。传统乡土社会有著细密的社会交往网络和自治传统。村裡需要修个路通个渠，各家各户常常商量著集资解决﹔张三和李四闹个矛盾，族长或者乡绅往往根据村规给摆平……我在纽约的唐人街，看到已经离开故土上百年的中国社区，每到佳节还聚到一起舞个狮子敲敲锣鼓。所以很难说中国人基因裡缺少凝聚力。

　　反倒是“全能国家”一登场，宗族、社团、庙会这些个“封建糟粕”被强拆，人们日趋原子化，政治成了唯一的粘合剂。至今强大的政治体制还抑制著社会资本的积累。“散沙们”想结合起来组织个农会，太敏感。工会，政府不是已经组织了吗？非政府组织？可以，但先得通过48道手续……所以中国社会散沙化不是强权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如果我一边把你的腿铐住，一边说，看，你现在跑不起来吧，这証明了你没有跑步的能力，哦不，跑步的“素质”。这连“自我实现的预期”都算不上，这就是“自我証实的命令”。

　　素质要不就是指规则意识？中国人不爱排队，乱闯红灯……这些现象说明中国人素质差，所以中国民众需要“素质高”的精英群体给管束起来。成龙大哥所言“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大约是这个意思。这些坏习惯我倒是深有感触，尤其是不爱排队这一项，有时我简直希望每个商场柜台前都能配备一名交警。

　　但我也去过港台，也见过人口同样密集的港台市民自觉排队。既然他们也是中国人，说明规则意识这种“素质”也不是一遇到中国人就发生排异反应。更重要的是，就算中国民众的规则意识不足，实在看不出这如何就能推导出集权体制的优越性。集权体制的隐含前提是，“素质低”的民众需要“素质高”的官员去教化管束，但是放眼官员的素质，不免叫人胆战心惊。今天打开一张报纸，我们看到在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几百万锒铛入狱﹔明天打开一张报纸，又看到另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几千万而锒铛入狱﹔今天点击一个网站，看到政府强拆逼得某人上访﹔明天再点击一个网站，看到政府拆迁又逼得另一个人自焚。当然此类官员也许不具有代表性，但此类故事层出不穷却是事实。这倒提醒了我们如何理解民众缺乏规则意识：如果“上面”经常在工程招标中玩内部交易、在土地纠纷中不尊重法律、公款吃喝屡禁不止……又怎麽能指望“下面”毕恭毕敬尊重规则？一个随地大小便的人，如何教化别人不要随地吐痰?

　　所以就算中国人的“素质”有问题，它更多地是源于制度，虽然也恶化制度。我当然不相信制度的变革可以一夜之间改变文化，但是制度的变革至少可以打开一个公共生活的空间，而公民素养的培养首先需要一个公共空间，就象学会跑步需要首先解开脚镣。那些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该……”的人，也许可以考虑把这话改成“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更应该……”

　

 

读朱学勤文章，网友们说及我的猜想

 

读朱学勤文章，网友们说及我的猜想

　

　　　　——随笔·五千零六十八

　

　　写了篇〈从社会学角度读朱学勤的【这一千年的革命】〉，并介绍与转发了朱学勤的这篇文章。网友们读后，虽跟帖不多，却很有见地（当然，不一定都对）；我特此转发于下，与广大读者共享之。

　　赵大夫话室：老朱的这篇文章是指桑论槐、说东道西，已经不易了。

　　水蛇：【革命确实起源于压迫，却往往是在弹簧刚开始放松而不是压得最紧的那一刹那发生】，这话还真不是朱学勤首创的。是谁？一时想不起来。记得是谈英国一次皇室造反。

　　水蛇；想起来了！这话是托克维尔说过的。

　　水蛇：不是谈英国皇室，是谈法国大革命。

　　顾晓军：如果水蛇以上所述属实，我就能理解朱学勤被指论文涉嫌抄袭之风波了。我的理解是：朱学勤阅读甚广，且愿意传播，却又懒得标注（当然，这不能解释为，他就没有借前人之言，装点自己的文章、显示自己的文采之嫌）。

　　顾晓军：我也是个愿意传播、且懒得标注之人，然，我通常的做法是，懒得标注就干脆引用，就明着告诉大家是谁谁谁说的。如此，又通常会涉及到文人们内心隐藏着的一点小心事，一般的人都愿意捧大卵子，如鲁迅如何说、毛泽东如何说，而不愿意给同仁们抬轿子，如本文，谁谁咋说了、谁谁谁又咋说了，等等。

　　顾晓军：综合我以上谈到的两点，朱学勤的论文就或许涉嫌抄袭了；其实，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属于文人们的掠人之美的小心事。这样的小心事，前人就太多了；比如，诗词中的「化」，就算是一种掠人之美，如毛泽东的诗词中就很多。还比如，「酱」是鲁迅的发明的，柏杨将「酱」化之为「酱缸」；为此，李敖一直都愤愤不平，认为是抄袭。或许，朱学勤也高看自己了——因为，毛泽东掠人之美，很少有人敢说；而柏杨掠人之美，首先李敖就不答应。我没有仔细研究朱学勤被指论文涉嫌抄袭之风波，以上，只是我的一点猜想，姑且抛砖引玉。

　　俞先生：曾经有两位学者写过一本书，比较英美的革命和法俄的革命，认为英美的革命是政治革命，而法俄的革命是社会革命。社会革命不仅是制度变革，也是社会和文化变革。例如，法俄革命时革命者都要求文艺为革命服务，而英美革命时没有这个特点等。中国1949年的革命也已经显露社会革命的特点，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1949年的革命补上了社会革命的特色。/那是一个大部头的著作。好多年以前，大概20年前，我读那本书。那时，我在写我的第一本书，参考过里面的内容，还引用过其中的一些评论。

　　俞先生：当年刘少奇跟毛泽东的分歧就在于，刘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毛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刘主张的革命就是一种政治革命，就是改政体，而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则暂时不动；所以，毛泽东主张的是社会革命，而刘少奇主张的可以说是政治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毛的社会革命。/其实，跟国民党建立的民国的政体比较，1949年的革命并没有实质改变政体，还是党国体制，但是，在社会文化方面做出了激烈的反应。在社会方面，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的体制，包括人民公社，公私合营等。最后是城乡经济全部国有化。文化上就是批判封资修，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俞先生：当年毛泽东总结他的一生，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第一，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赶到台湾去了；第二，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所想的就是社会革命。这是他跟刘少奇的根本分歧。

　　Liucarl：什么是社会学，你懂么？文革一代人，主要的问题是，不学无术。然后还自以为是，觉着自己是思想家。其实是垃圾。

　　fangbin 回复 liucarl：比得过你把他人拉黑垃圾吗？你与朱学勤相比，只有你是垃圾。

　　平行空间：戈尔巴乔夫不是不想做领袖，只是志大才疏昏了头脑被赶下台。

　　本坛第一毒舌：只有彻底抛弃中国文化实现全盘西化，中国才有救。

　　平行空间：革命，就是镰刀对砍，韭菜大片割掉。/本来也是一场公平的赌博，押上性命，收获荣华富贵或者早早割掉。/私有制阶级社会，如果不能名正言顺收获荣华富贵，去赌命搞革命的是傻瓜。

　　山高水远：革命在除“命”，“破”就行了。改革在“改”，要“立”，要建设。

　　墙外好热闹：满清是不想与汉人共享权力。汉人大臣不满。

　　雷电风雨：胡写。满清的失败不是因为改革力度不够，而是改革步子太大太快。

　　龙珠雷达：不是改得太快，而是太晚。不是没给赵家人机会渐进改革啊，非要逼到刀子架在脖子上才改革吗？

　　雷电风雨：太晚是由于一直凝聚不了共识，阻力是中国儒家文化，直到日俄战争才有了结论。

　　寻找戈多：少数民族统治，皇权政治，在那个历史背景下根本没有。

　　顾晓军：后面有明显胡说八道的吧？但，我不能不引，不能让他觉得我蔑视他。

　

　　　　　　　　　　　　　　顾晓军 2024-4-9

　

　

从社会学角度读朱学勤的〈这一千年的革命〉

 

从社会学角度读朱学勤的〈这一千年的革命〉

　

　　　　——社会学·五千零六十七

　

　　早就知道朱学勤了，只是没去读他的著作。后来闹出朱学勤被指论文涉嫌抄袭，也没太关注。

　　今，读到朱学勤的〈这一千年的革命〉，以为标题不够准确；文章主要在梳理人类社会史中的变革，我想叫「梳理人类社会史中的变革」是否更好。

　　再，文章提到「革命确实起源于压迫，却往往是在弹簧刚开始放松而不是压得最紧的那一刹那发生」、「革命之过程……通常走到一半的时候，总会听到许愿……」、「热月现象」、「中国人的政治文化与法兰西有相似之处」、「凡是在造反中上台的英雄，没有一个不渴望着行登基大礼」、「以后的历史就是在英美模式与法俄模式的暗中较劲中度过了」等等，令我颇有感触。

　　就总体而言，朱学勤在此篇之中，确实梳理得非常不错，既有宏观的驾驭，又有微观的细致入微，且还大气磅礴。

　　唯，朱学勤的「凡是在造反中上台的英雄，没有一个不渴望着行登基大礼」之推理，我实在不敢苟同。

　　朱学勤是学者，是教授历史的，理当通过梳理史实而推出观点；然，「凡是在造反中上台的英雄，没有一个不渴望着行登基大礼」，则是他通过「彼人也，予人也，予可取而代之」推导出的结论。这就不合适了。因，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有它当时的语境、背景；也就是说，思想都是局限在历史之中的。

　　在天授皇权的年代里，「彼人也，予人也，予可取而代之」是种进步；而在没有民主思想的岁月里，造反上台的英雄行登基大礼，亦是一种必然。

　　所以，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朱学勤文中的「凡是在造反中上台的英雄，没有一个不渴望着行登基大礼」，是有局限性的错误推论。

　　别的不说，就蒋经国而言，就没有渴望着行登基大礼之类。或许，有人会说，蒋经国属承袭，已不属于革命了。我以为，中国近现代革命自「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始，国共不过是分道扬镳；而台湾的一支，更当是继承了孙中山的衣钵。15岁就参加革命，后留苏；回国后加入了其父的一支，自然是依旧在革命，或曰造反。

　　最终，蒋经国将台湾推向了民主，是因为世界已有了民主思想。如若蒋经国处在秦末，不也只能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政治家，不可能都同时又是思想家。

　　即便蒋经国这例牵强，那么，戈尔巴乔夫呢？谁也别说他之前不是革命家，共产党人可是不会答应的。当然，前苏联走向民主后又如何，则是另一回事。这也恰好可以说明——好的经书，并不等于任何和尚都能念好。

　　朱学勤的〈这一千年的革命〉（2022-05-22）及其文中的「革命之过程……通常走到一半的时候，总会听到许愿……」，我在〈均富与竞争的矛盾〉（2008-9-13。详见《九月随想》，2018年6月出版）的一开篇，曾有表述，「纵观古今中外——/任何一次革命，都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与发展的动力。/而形成一次次革命的真正原因，是当时社会日益突出的分配不公。/领导一次次革命的政治家们的办法，无非两种：/一种，是许愿：答应让大家过得更好。/另一种是：给出均富的愿景……」

　　显然，我的说法，既比朱学勤的早，也更好。

　　此外，于朱学勤的「中国人的政治文化与法兰西有相似之处」及「以后的历史就是在英美模式与法俄模式的暗中较劲中度过了」，前者似曾相识（或许，此就出于朱学勤，他在其他文中表达过，被他人转述了），后者则是我也有过同样的思考。

　　另，于朱学勤的「革命确实起源于压迫，却往往是在弹簧刚开始放松而不是压得最紧的那一刹那发生」，我则不认同，尤后半句，然，眼下无力反驳。

　　本篇、从社会学角度读朱学勤的〈这一千年的革命〉，或略显吹毛求疵，然，本文真的旨在推荐这篇好文章，尤其行文之磅礴气势。

　　文附于后，愿读者朋友们皆能有所收获。

　

　　　　　　　　　　　　　　顾晓军 2024-4-6

　

朱学勤：这一千年的革命

　

　　最近一千年里，要找出人类最惊惧而中国最熟悉的一个共同词汇，也许只有“革命”。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能使历史沸腾，革命是摧枯拉朽的风暴，凡是革命的正面作用，和其魅力长存的精神遗产，人们已经谈得很多，也都对。但是人们往往遗忘了革命遗留的代价，并且由于遗忘而轻信了许多神话。

　　革命确实起源于压迫，却往往是在弹簧刚开始放松而不是压得最紧的那一刹那发生。革命中推翻的君主，通常是在父君孽债深重而自己又倾向于开明的时候，大地突然晃动起来。说革命是势利鬼欺软怕硬，也许不太合适，但父债子还确实是革命初起时常见的景象。

　　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最近一千年最为著名的那场革命——１７８９年的法兰西革命。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承认，路易十六远比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开明。此外，将近一百年前的俄国革命，还有中国的辛亥革命，多少也有这一成分。

　　大多数革命的参与者包括那些在革命中突然开屏的文学孔雀，是在弹簧松动的时候，忽然向前一跃。而在此之前，那些真正掉入地底之人，那些亲眼见蛇发恶魔之人，不是不归，就是从此哑然无言。

　　革命之过程，与人们所说的也有距离。通常走到一半的时候，总会听到许愿说，现在的强制，有诸多不得已，只要跟着我再走过另一半，“面包会有的，自由也会有的”。而就在这一过渡阶段，革命中途转向，成为一片燃烧的迷津。这是因为乌托邦主义者“即使怀着最美好的愿望在世上建立天国，也只能造出一个人间地狱来——一个只有人才会为其同类准备的地狱。”（卡尔—波普）

　　革命的终点，因为以暴易暴，往往会出现军事强人，或称僭主。法国的拿破仑、中国的袁世凯，都是如此。

　　只有在经历反复拉锯、革命本身也精疲力尽之后，人们才稍稍有机会喘一口长气。法国革命后期的热月现象，其实是革命史的通例：群众终于厌弃广场生涯，重新回到厨房去精心雕琢她气锅里的火鸡。而 “热月”，就是人们从广场溜回厨房的暗道。

　　只要回想一下在本世纪７０年代“继续革命”的中国，城市里的居民是如何折向私人生活，男人在秘密讨论半导体收音机的“电路”，交头接耳；女人在悄悄交换编织毛衣的“线路”，乐不可支；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居然被置换为另一种“线路”分歧，你就会知道我们也经历过 “热月”，而正是这样的“热月”悄悄融化了×革的社会基础。

　　在最近一千年里，以法语和汉语呼喊的革命最为频繁。

　　法国是革命的地震多发地带，时不时山呼海啸。从１７９３年罗伯斯比尔说“没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恶的，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断头台疯狂起落；到１９６８年学生在街头狂欢，“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一想到革命，我就想做爱”，避孕套成为后现代造反的另一种断头台，迎风招展。

　　我曾经给这个热爱革命的文学帝国偷偷算过一笔：１７８９年以来，平均每一代人不是搞一场宪法危机，就是亲历一场起义。

　　中国人的政治文化与法兰西有相似之处，这一点本世纪初陈寅恪就曾哀叹：“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美人则与吾国人相去最远，境势历史使然也。”

　　中国人最早的革命概念，起源于三千年前的周公制礼。他面临着一道Ｘ和Ｙ纠缠在一起的难题：既要解释商能克夏，又能解释商何以又被周人所克，还要吓唬商殷后人必须认命，不再作乱。他终于想出了“天命”与“革命”这一双面符：“敬天命”与“克天命”。

　　在《大诰》《康诰》《少诰》这样的皇家训令中，周公说：“惟命不于常”，“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此后，商殷腐化，“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再以后，才有了“成汤革命，顺乎天，应乎人”。皇恩大词飞流直下，一口气贯注了三千年。

　　到最近两千年即将开始的时候，奴隶们也学会了这些疙里疙瘩的皇家用语。陈胜有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吴广则玩起了鱼腹丹书、夜篝狐鸣的新式把戏。乘乱而起者，刘邦胜项羽，从此开启中国历史流氓得天下之先河。此后如有”天下“，那不过是马蹄下夺来掷去之私物，敬天命与革天命，如川剧变脸，说变就变。

　　最近一千年最好的直白是林彪，以湖广腔一语道破天机：”政权者，乃镇压之权“，此为敬天命；”革革过命的人的命“，此为克天命。这就给”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留下了最好注脚。

　　他们反抗的并不是当时政治结构的不公正，而只是反抗这种结构关系中的某一方，”彼人也，予人也，予可取而代之“。由此也就理解，凡是在造反中上台的英雄，没有一个不渴望着行登基大礼。近如鲁迅笔下的阿Ｑ，要到”秀才娘子的绣花床上去滚一滚“；远如拿破仑，打得旧大陆一顶顶皇冠落地，但在教皇捧出１８１２年法兰西帝国皇冠的最后一刹那，也会急吼吼劈手夺过自己戴上。

　　中国人印象中的革命，是要与刀光剑影联系在一起，似乎没有暴力冲突，就不是革命。其实还有一种革命，也可以在不经意中发生。这种革命，可以说是从一个人的一次从容赴死开始。

　　苏格拉底以死成全了城邦政治，但也正是苏格拉底之死，从更深一个层次揭示了古代直接民主制的内在危机。如果没有苏格拉底那样的死法，就没有柏拉图对古代民主制的强烈敌视；又由于柏拉图走得太远，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才开辟了另一条政治学的路径。这一对师生的分歧，以萌芽形式包含了两种社会发展的路径，以至后来两千年政治史几乎是这一对师生分歧的漫长注脚。

　　一条是先验理性，从天上俯瞰人间，倾盆大雨兜头浇注，结果是“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另一条是经验理性，不声不响地贴着地面步行，得寸进尺，螺旋爬坡，走了好长一段，才发现“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罗马以前，整个古代世界都有一个视觉盲区，不知道“私人”的存在。即使希腊人的公民资格，也只是从城邦分享什么，而不是在城邦之外拥有什么。后来罗马人由于面对商品经济中私人交往的过于活跃，不得已，第一次将整个法律体系区别为“公法”与“私法”。这却开启古代世界最有价值的一场革命，当时谁也没有在意；

　　基督教又提出了一个古代世界闻所未闻的问题，即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的革命性含义，大概只有到近代人们想到社会与国家也有类似关系，才逐渐有所意识。但当时提出时，只以为是教俗相争，并没有惊天动地；

　　到了１６４９年英国革命，两次内战确实乏善可陈，最有意思的章节是在１６８８年，赶走了一个国王，却迎回了这个国王的女儿、女婿，洛克也随之跟进。此后才有内阁制、分权制，还有托利帮与辉格党在议会里互詈，一个是“爱尔兰歹徒”，一个是“苏格兰强盗”，但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开创了权力不流血更迭的惯例；

　　至１７７５年北美开始独立革命，中国人爱说八年抗战赶走英国人统治多么不容易，后面的１７８７年费城会议制定宪法，反而是粗枝大叶，三言两语打发。而美国人自己却认为，如此处理美国历史，是不理解者强作解人，“腰斩了北美革命”。１７７５年至１７８５年动枪动炮是革命，但是１７８７年宪法制定以及伴随宪法在全民投票中发生的政治辩论，则更是革命，而且是更重要的革命。

　　以后的历史就是在英美模式与法俄模式的暗中较劲中度过了。自从基督降生以来，到今日，两千年天旋地转。事后看这两千年的方方面面，移步换景，光怪陆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都不会有一个整齐的年代划分，遂人心愿。除非碰巧从上述两种模式竞赛的角度看去，１７８９至１９８９，两百年自成段落，头尾干净，少一年没有，多一年不行！

　　托克维尔那时说，英国与法国的竞赛，“这两大民族好似在阴暗处摸索，在微光下相觑，仿佛是无意中的巧合”。二百年后，世界历史突然把这一暗部推向前台，灯亮处，长墙轰然倾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这才找到一个万籁齐响的地方。这就恰好证明恩格斯一百年前的天才预言：“世界史是最伟大的诗人”，最后的文学家原来是在这里！

　　剩下的篇幅，应该按照中国人的良好习惯，谈谈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了。

　　年青时我也曾迷恋过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后来才知道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写得更好。克雷孟梭所言不虚：“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三十岁以后继续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头脑有病。”

　　里德后来困陷红都，历经折磨而不得归，有一部得奥斯卡金奖的电影《红帮》（Ｒｅｄｓ），重点就是描写里德后期那段经历。有幸能看到《红帮》的人已经不多了，但只要耐心读一遍《旧制度与大革命》，也已经足够。

　　今天，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既不能天真告别，也不能随意鼓噪。但凡是还能螺旋爬坡的地方，当然是慎言革命，尽韦伯所言之责任伦理，而不是意图伦理。不过，革命一旦在改良的后面加快了步伐，改良一定要走得更快。在革命与改良之间，还有一个没有翻译过来的新词：revolution+reform= refolution。

　　如何将refolution译成汉语？严复已逝，但也可以用老词将就，暂称它为“快速改革”或“慢速革命”。革命之所以不能避免，除了革命者的急性子，还有另一方的慢性子，这两者往往是天生一对，而且总是同时出现，革命成了双方的共同作品。

　　满清从１８９８年镇压戊戌变法以后，就面临着革命与改良赛跑的十年。清末新政已经在执行戊戌变法的遗嘱，但它还是不够快，没有及时将revolution提速为refolution，终于被revolution从后面扑倒。

　　说到底，革命是淤塞之后的溃决。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得很直白：改革也是革命；不改革，死路一条。一千年的历史，证明了这是一个朴素的真理。

　　　　2022-05-22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