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4 “新民运”的新哲学主张

3604 “新民运”的新哲学主张

　

　　　　——顾晓军主义：新民运•三千六百零四

　

　

　　“新民运”是有自己的哲学主张的。这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因我们是清醒的一代，不会似老民运坐失“六四”学运那轰轰烈烈的良机、而成就了“我没有敌人”。

　

　　有位狂徒曾在我的推特上宣称：“从今往后，这个世界不再需要哲学”。他知道何为哲学吗？哲学，就是认识论与方法论。如果他知道“哲学，就是认识论与方法论”，还敢宣称“从今往后，这个世界不再需要哲学”？

　

　　或许，这狂徒说的不再需要的哲学，是西方那拗口、费解、为做学问而做学问的哲学。然，即便如此，工业革命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关系，也不仅仅是前者是后者的背景，而是相辅相成的。谁又能说、不是后者给前者提供了认识论与方法论？

　

　　更何况，我已解决了“拗口、费解、为做学问而做学问的哲学”的问题，把那样的西方哲学、认定为“化简为繁”的哲学，并创建了“化繁为简”的“顾晓军主义哲学”（见《大脑革命》一书，已出版。另将出版《顾晓军主义哲学（英文版）》）。

　

　　除了“化繁为简”、让读者易懂外，“新民运”的哲学（即“顾晓军主义哲学”）主张“公正第一、民权至上、自由永恒”。还主张大胆质疑，如“老民运三十九年一事无成”、“新民运中的‘容共’策略”；并主张“社会不公是‘造反’的良机”，及用“打倒鲁迅”启迪民众等。

　

　　“公正第一”反对社会不公，是确定“新民运”基本盘的武器。“公正第一”的核心是“公众认为正、方为正”。这是“票选”、“公投”与民主舆论监督的理论基础，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准则（详见《社会不公是“造反”的良机》）。

　

　　“民权至上”讲的就是民主。尤其是从专制体制向民主社会过渡的过程中，讲“民权”比讲“人权”更能够聚集起基本盘——那些被横征暴敛、被两极分化、被冤假错案的普通民众。而强调“人权”，则往往是人造“维权明星”；待“维权明星”一走了之，民众依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自由永恒”，从《就思想而言，每个人都该是个鲜活的自己》开始，讲学术、言论、人身及每一个生命的自由，包括自由经济等等。当然，也讲自由与社会约束之间的关系；但，更强调这个世界、自由是永恒的，否则人生就缺少意义。这也是自由的境界。

　

　　“新民运”的哲学主张，即“新民运”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我们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不因循守旧，而鼓励质疑，向专制开炮，拂去灌输的厚尘，寻找事物的真相、探索道理的原本。我们已形成了“质疑学派”。也正因为敢于质疑，我们才有创新。

　

　　“新民运”要以“打倒鲁迅”开路。因鲁迅是中共伪造的神、是中共架在中国人脖子上的文化与精神的枷锁（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中共怼民主派的“素质论”的源头）。我们都是被专制迫害的阿Q、孔乙己、祥林嫂，向看似有造反精神、实为精英的走狗的鲁迅造反。

　

　　上面讲的是哲学的共同性，下面讲实用性。我们知道：中共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除了利用了“剥削”理论的煽动性之外，就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支部建在连上”、军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游击战“十六字诀”及“统一战线”等等的作用。

　

　　毛泽东能结合当时的斗争、及时总结出这些实用性的思想与理论，是毛泽东聪明吗？不是，而是毛泽东具备了能总结出这些实用主义的经验的哲学的、理论能力。反之，1949年后，毛泽东的“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文化大革命”，全都失败了。

　

　　这就说明了哲学的重要性，也说明了一个人的哲学能力有他的专属领域。本文上面提到的“老民运三十九年一事无成”、“新民运中的‘容共’策略”以及“社会不公是‘造反’的良机”等，或许就能似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支部建在连上”、“统一战线”等一样呢？

　

　　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支部建在连上”、军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及“统一战线”等，主要是让领导集团或将领们懂的道理，士兵们很难懂，也未必需要懂。

　

　　同理，我顾晓军的“老民运三十九年一事无成”、“新民运中的‘容共’策略”以及“社会不公是‘造反’的良机”等，也是为纠正老民运的错误或曰为募集“新民运”的将领而产生的思想与理论。那么，为“新民运”的普通民众又准备了什么呢？

　

　　这也从共产党人是怎么成功的、共产党人给普通民众准备了什么说起。共产党人的成功、或曰共产党人给他们的“劳苦大众”准备的，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中延伸出的“剥削”理论。因为，“剥削”讲的是——该是你的东西、被富人拿走了；所以，“剥削”理论最具煽动性。

　

　　因此，我顾晓军向共产党人学习，也为反对专制的普通民众准备了、不亚于“剥削”二字的“不公”。专制社会的横征暴敛、是不公，两极分化、是不公，冤假错案、就更是不公。可以说，专制社会、遍地都是不公。想要得到公正？那就高举“公正第一”的大旗，反专制。

　

　　预计：在专制体制下遭遇这样那样的不公的怨民，将会是“新民运”的、最坚决、最勇敢的先锋，他们就像杨佳、唐福珍、钱明奇、钱云会样，个个都是好汉。而“新民运”的定海神针，是最有良知的士族，一如那敢于叫停驱赶“低端人口”的五千知识分子。

　

　　简而言之：“新民运”的新哲学主张，就是“公正第一、民权至上、自由永恒”，就是大胆质疑所有旧的存在，包括专制体制、也包括老民运、及诡异的“郭文贵爆料”，探索新的道路、包括“容共”、包括为 “造反”正名、也包括“打倒鲁迅”等。

　

　　“新民运”要做清醒的一代——既不似老民运坐失“六四”学运那样的良机，也不盲动；既不玩“和平理性非暴力”那样的空高尚，更不搞“我没有敌人”那样的欺骗。“新民运”，将以理论探索为先导，实实在在地向专制、进军！

　

　

　　　　　　　　　　　　　　顾晓军 2017-12-6 南京

　

　

驳“民运二十九年一事无成”

驳“民运二十九年一事无成”

　

　　　　——顾晓军主义：新民运•三千八百七十三

　

　

　　在“六四”前夕，“民运二十九年一事无成”甚嚣尘上，广为流传。而“一事无成”之说的起源，则与我相关。如是，我就不得不站出来说上几句。

　

　　“海外民运二十八年一事无成”，起源于我与刘刚的网络论战（见〈刘刚顾晓军大战三百回合〉、〈“六四”28周年到来之际，追责刘刚〉、〈背后聊刘刚〉、〈蓝军，做成的那些事〉、〈顾晓军离诺奖又近了〉、〈平民主义民主是中国民运的方向〉、〈《中国新民运》引言〉等）。而后，被郭文贵剽窃（见〈感谢郭文贵剽窃“民运28年一事无成”〉）、放大（见魏京生〈海外民运干了什么？〉）。

　

　　第一，“民运二十九年一事无成”与“海外民运二十八年一事无成”是有区别的。“民运二十九年一事无成”，否定了国内的“零八宪章”、否定了胎死腹中的“茉莉花”、否定了“中国新民运”理论建设等等。尤其是“中国新民运”理论建设，理当是理论一旦形成、文章一经发表，就成立了；而如今，《中國新民運》（ISBN 9789863586371）已在台湾出版，并被中央日报报道。如此，不显然“民运二十九年一事无成”不能成立、也没法成立吗？

　

　　第二，即使是“海外民运二十八年一事无成”，魏京生也因此而发表了〈海外民运干了什么？〉，文章中纠正道：“国际政界和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中国现代民主运动从一九七八年的民主墙运动开始；中国的海外民主运动，从一九八三年在美国建立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开始”。

　

　　其实，国际政界和学术界，并不十分了解中国。至少我亲力亲为的“南京反标事件”，就被称作“‘天安门四五运动’的先声”。而没有“天安门四五运动”，又哪来魏京生的“民主墙”呢？

　

　　第三，我的“海外民运二十八年一事无成”的因果关系，是“为何中共二十八年打下一座江山，民运二十八年却一事无成”（见《中國新民運》）。也就是说：我的本意是——与中共二十八年打下一座江山的成就相比，海外民运二十八年的所作所为、就显得太微不足道了。而不是说，海外民运二十八年、啥事没干。

　

　　因此，我以为：“民运二十九年一事无成”，是否定零八宪章”、否定“茉莉花”、否定“中国新民运”理论建设等等的。这样的否定，只能打击海内外民运人士的信心，而不能促成反思的效果。如是，就必须怼回去。

　

　　中国民运，从“南京反标事件”开始，已不再是个人的行为了。而“天安门四五运动”，更是波澜壮阔、蔚为壮观。到了“民主墙”，已是思想与认识上都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而“六四”学运，即使在人类社会的反抗史中、亦是可以大书特书一笔的。再包括“零八宪章”、“茉莉花”、“中国新民运”理论建设等等，虽确实不能与中共打下一座江山的成就相比，但，哪一件、哪一桩不是历史留下的足迹？又有哪一件、哪一桩能够被抹得掉呢？

　

　　中共异常强大，且异常狡猾，这是不争的事实。面对这样严峻的事实，我们不能因为需要反思、需要自省，而没有前提地把话说过头，更不能在无意之中做自毁信心、自短其志一类的事。

　

　　李洪宽说过，“我们需要：1 理论家，把事情说清楚”。“把事情说清楚”，其实当是——把道理讲清楚。讲道理的理论家，确实没有时政评论家容易被读者追捧。但，中国民运，又确实需要能够讲得清道理的理论家——在人们认识模糊的时候能站出来，为大家理清思路。

　

　　很可笑的是——何清涟没有思想，却偷偷摸摸自称“思想家”；胡平几乎没有理论，却几乎被“公认”为“理论家”。不知胡平、能否就“民运二十九年一事无成”说几句？

　

　

　　　　　　　　　　　　　　顾晓军 2018-5-28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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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3 社会不公是“造反”的良机

3603 社会不公是“造反”的良机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六百零三

　

　

　　社会不公是“造反”的良机。这可从两个方面论证：一是纵向的、可概述人类社会变迁规律，二是横向的、可展开一段历史的横截面，以证明之。

　

　　纵向的，人类社会（无论地域与种族），都是因某种思维的改变（无论是思想或政治或科技的），而获得巨大发展。而后，上层社会骄奢淫逸，社会两极分化；再而后，民怨四起，甚至沸腾。如是，上层打压中下层，冤假错案剧增。如是，有人揭竿而起，且迅速蔓延。再再而后，改朝换代、恢复平静。

　

　　横向的，任何一段历史的横截面（只要是形成了“造反”的），都是由两大主因造成的：一是横征暴敛，二是冤假错案。横征暴敛是根，为各级官员作出了贪婪与不择手段的榜样。如是，贪婪与不择手段便盛行；再如是，冤假错案就司空见惯。

　

　　翻开中国历史上最经典的水泊梁山中的一百零八好汉的个人档案，有哪一个不是直接或间接地、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冤假错案？而所有的冤假错案的源头，又有哪一起不是与横征暴敛相关？而横征暴敛，又有哪一项不是与骄奢淫逸、贪污腐败等等紧密联系？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领导”，或许也看到了这些问题的根子所在，所以才会有反腐败、“打老虎”、“八项规定”等等。然而，反腐败与“打老虎”等、只能获得一时的喝彩。因为，横征暴敛、两极分化、冤假错案等都没有解决；且有的问题、源于体制本身，没有办法解决。

　

　　如，高税收就没有办法解决。因如此高的税收、都很难养活全国的公务员队伍，还怎么减税？而这一问题的根子，则是社会主义、“大政府”。再如，两极分化也没有办法解决。因社会主义就是等级制，各级官员干了一辈子、就是为了享受不同级别的待遇。

　

　　平反冤假错案，“新领导”们也做不了。胡耀邦做过平反冤假错案，那是因彼时腐败问题并不突出，胡耀邦面对的是单一的战场。而今天，“新领导”们至少要面对两个战场；因此，“新领导”们不敢做、没魄力做，怕乱。即使不会乱也不敢做。

　

　　如是，似水泊梁山中一百零八好汉的杨佳、唐福珍、钱明奇、钱云会及乌坎人等等就出现了。当然，目前杨佳、唐福珍、钱明奇、钱云会等还是少数；但，横征暴敛、两极分化、冤假错案等不解决、没法解决，这名单就会越拉越长。

　

　　昨日，刘刚在《砸锅、顶郭、不粘锅社会各阶级分析》中道：“以刘刚@LiuGang8964为主、顾晓军@guxiaojun812为副的道义派，这一派之所以叫作道义派，是因为他们坚持维护公理……这里将顾晓军也列为主将，是因为顾晓军最早开始砸锅，而且是出于公正第一的理论进行砸锅……”

　

　　而vdf‏则跟推说：“以刘刚为主、顾晓军为副的道义派，一个反共，一个容共，人也是你们，鬼也是你们，什么都给你们说完了，还搞什么”等等。其实，vdf‏没有弄明白：“容共”，是策略（见《平民主义民主的“容共”策略（二稿）》）。

　

　　关键，是vdf‏等没有弄明白：中国民运，分老民运、新民运。老民运，含“民主墙”、“‘六四’学运”、“动员各国政府制裁中共”等等。新民运，包括杨佳、邓玉娇、唐福珍、钱明奇、钱云会及乌坎人等等及以顾晓军为代表的理论派（含网战等）。

　

　　新民运与老民运做法不同，观点也不尽相同。但不相互排斥，如被郭文贵剽窃的“民运28年一事无成”，就是新民运对老民运的抱怨、恨铁不成钢，而非郭文贵的意思、非老民运什么也没有做。后者，跟中共的五毛是一个意思，实际上是诋毁与败坏老民运。

　

　　那么，新民运凭啥抱怨老民运？凭老民运思想理论水平差，总出昏招。如“六四”原本反“官倒”，结果成就了“四君子”；民运本该争民主，结果又出了“我没有敌人”；民运当维护十三亿人的利益，结果再人造“维权明星”，替艾未未集资800万补税、帮陈光诚去美国。

　

　　如此，本身就是不公，在制造新的不公。此外，民运这么搞，别说二十八年，二百八十年也未必能成。而新民运，有思想理论水平，讲道理。如本文篇首，明确告诉中共：你不敢平反冤假错案，没法取消等级制，也做不到大规模减税；因此，就解决不了冤假错案、两极分化、横征暴敛。

　

　　如是，社会不公将长期存在。因此，杨佳、邓玉娇、唐福珍、钱明奇、钱云会及乌坎人等的“造反”是早晚的事，且早晚会镇压不过来；这样，就只能是得过且过、混日子。所以，中共当及时抛弃马列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而回归自然社会。

　

　　新民运（理论派代表顾晓军）早在《公正第一》书中追溯“公正”的本源：没有公正，人类不会群居。没有对公正的把握能力，人类也不会形成社会。公正与情感，是人与人之间的粘合剂——情感，是表层的；而公正，则是本质的。

　

　　“公正第一”的核心，是“公众认为正、方为正”。“公众认为正、方为正”，是符合“票选”民主的；且从公正的角度，给予了“票选”民主、理论上的支持。“公正第一”，还是认知的“公投”；而这又支撑了民主体制下的舆论监督，因这样的媒体是由受众的喜好而决定生存与发展的。

　

　　顾晓军还认为：无论是人、是家、是集团、是国家，及各元素之间的相互交叉，都无不用公正来衡量彼此的关系。可以说，没有公正、就不可能有安定的人类社会。换言之：只要社会不公存在，就不断会有人“造反”。这也是社会不公给“造反”创造了良机。

　

　　“公正第一”，不仅是过去时、现在时，更是未来时。“公正第一”理论，填补了“自由”与“民主”的空白，也正在被“顾粉团”之外的人士认可。如刘刚的“因为顾晓军最早开始砸锅，而且是出于公正第一的理论进行砸锅”，不就是“公正第一”进入了老民运的视野？

　

　　“公正第一”还将会与“自由”与“民主”一样，成为世界主流价值观。因，每个人的内心，都讨厌不公。近日有关“红黄蓝”和“低端人口”的舆论风暴，就证明了这一点。即使有人喜欢不公，也是一时的、有条件的；张阳的自杀，就是证明。

　

　　由于近几十年，人类的科技与物质发展空前，而社会各种层面的利益分配也确实存在问题，再加上信仰与价值观的发展滞后，所以、各种利益集团及集团内部的矛盾越演越烈；而这，也恰恰是“公正第一”出生与大展宏图的机遇。

　

　　新民运将高举“公正第一”的旗帜，同老民运携手、与中共一起图谋转变体制、推动社会转型，并最大限度地消灭社会不公，从根本上消除因社会不公而存在的潜在的“造反”，真正做到让社会公正、民众安居乐业。

　

　

　　　　　　　　　　　　　　顾晓军 2017-12-5 南京

　

　

3602 感谢郭文贵剽窃“民运28年一事无成”

3602 感谢郭文贵剽窃“民运28年一事无成”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六百零二

　

　

　　刘刚发表《驳斥郭文贵歪论“中国民运28年一事无成”》，我是知道的。因，刘大师刚在《砸锅、顶郭、不粘锅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封我为“主将”。

　

　　原文截录：“以刘刚@LiuGang8964为主、顾晓军@guxiaojun812为副的道义派，这一派之所以叫作道义派，是因为他们坚持维护公理、公道、公正、公义、公平，是占领道德制高点，坚持政治正确……这里将顾晓军也列为主将，是因为顾晓军最早开始砸锅，而且是出于公正第一的理论进行砸锅……”

　

　　说实在，当我看到刘刚大师的《驳斥郭文贵歪论“中国民运28年一事无成”》的起句是“郭文贵发明了一个新理论：‘民运28年来一事无成’”时，我在偷着乐。但，乐乐就乐不起来了；因，我突然想起刘刚发《砸锅、顶郭、不粘锅社会各阶级分析》之时、“V的小号”的跟推。

　

　　“……他现在要做的是毁掉民运，包括支持他和反对的所有所谓民运人士，曹长青，袁红冰，赖建平已经被郭毁掉了，通过拉拢毁掉，李洪宽和唐柏桥还有辛灏年属于无法拉拢又很难攻下来的……魏大佬想独善其身，但明显也列入到攻击目标了，都快了”。

　

　　其实，魏京生已卷入了——我原以为：魏京生的《海外民运干了什么？》是冲着我来的。现在看来，魏京生是回答郭文贵的“中国民运28年一事无成”。那么，我怎么会以为魏京生是冲着我来的呢？因，郭文贵剽窃了我的“民运28年一事无成”。

　

　　以下，先证明“郭文贵发明了一个新理论：‘民运28年来一事无成’”是剽窃了我顾晓军的。而后，说明：郭文贵的“民运28年来一事无成”不成立，而我说“民运二十八年一事无成”、甚至“中国民运三十九年一事无成”都能成立。

　

　　“一事无成”，源于我2017-6-18的《背后聊刘刚》中的“刘刚过去没有遇到过高手，所以从不愿在人之下，而不在人之下，他又一事无成。他那些对民运的贡献，几乎没有一件成功的，只是开了个头，就算是一件了”。

　

　　第二次，是2017-8-13我说高智晟的《顾晓军离诺奖又近了》“可‘头号敌人’说得通吗？如果一事无成的人成了‘头号敌人’，岂不是让被强拆、自焚、上访、截访……被刑讯逼供、头顶放炮……被三鹿奶、双汇肉、苏丹红、瘦肉精……的唐福珍与钱明奇们按兵不动？等待‘头号敌人’去推翻专制？”

　

　　第三次，2017-9-21《平民主义民主是中国民运的方向》“王丹、王军涛与刚死的刘晓波等，就像王明、博古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嫉妒……一直在阻碍我及他人在民运中……好像你们……是正宗的，别人都不行。然，二十八年的失败记录与一事无成”。

　

　　第四次，2017-10-2，《〈中国民运〉：引言》“我这本《中国民运》，并不靠刘刚的《顾晓军是先知先觉》长脸，而是靠《中国民运的思想与领袖问题》、《认知中国民运理论与理论家》等的切入，靠对“中共为何二十八年能打一天下、民运为何二十八年却一事无成”的揭示”。

　

　　此后，我在《中国民运当认理不认人》、《收集与善待民意是民运制胜的法宝》、《中国民运的困境在哪里？》、《民运的战略战术当落到实处》、《由谁来领导中国民运？》及《中国民运三十九年一事无成（二稿）》等九篇文章、十三处论证了这句话。

　

　　举证“郭文贵发明了一个新理论：‘民运28年来一事无成’”属剽窃毕。论证：曹长青都玩不了理论（参见我2017-9-13《认知民运理论与理论家》、2017-8-30《中国民运需要新的标志性人物》等文），郭文贵懂什么理论？

　

　　而最主要的是，我的“民运为何二十八年却一事无成”或“中国民运三十九年一事无成”，是建立在“中共为何二十八年能打一天下”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与中共二十八年打一个天下比，民运二十八年或三十九年是一事无成。

　

　　这就像刘晓波抄袭曼德拉、曼德拉抄袭黎塞留一样——黎塞留在弥留之际，神父问“要不要宽恕你的敌人”，他的回答是“除了公敌之外，我没有敌人”。曼德拉在抄袭时漏了“除了公敌之外”，而刘晓波更不知这一前提；如是，“我没有敌人”就成了一句屁话。

　

　　同理，没有“中共二十八年打下一座江山”的前提，说“民运二十八年一事无成”、也是一句屁话。因为，没有“打下一座江山”作对比，也就不存在“一事无成”。做任何事，都算成。刘刚大师玩了两个女共谍、生了一双儿女，不就做成了吗？

　

　　推特上，有“老中医”说“中共大蛆郭文贵的挑衅，让民运重燃斗志！新崛起时代”。我以为，或许真是这样。所以，我顾晓军由衷地感谢郭文贵剽窃——我刚创立的“为何中共二十八年打下一座江山，民运二十八年却一事无成”。

　

　

　　　　　　　　　　　　　　顾晓军 2017-12-5 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