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0日星期三

“打倒鲁迅”在中国民运中的意义



“打倒鲁迅”在中国民运中的意义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二十二
 
 
  前篇、《中国民运是需要自己的哲学的》,肯定没有问题。但,那也是对中国民运中的高端人群说的。我坚决反对“素质论”,然人与人的差别,是确实存在的。
 
  怎么对普通民众说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呢?共产党人,是这么做的——马克思发明了“剩余价值”(其实“剩余价值”是说不通的,因为劳资双方有契约,你不满意、可以不干,而干了、就别鸡蛋里面挑骨头)。共产党人,就用“剩余价值”延伸出了一番“剥削”的道理来。
 
  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无不看到那种煽动仇恨的口号。“中国革命”,也如是。毛泽东,就死死地抓住土地、农民,抓住农民运动讲习所。且,把认识模糊,不能死死地抓住土地与农民的领袖“同志”,都打成了或左或右的机会主义分子。
 
  毛泽东没错,确是对的。在当时、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农业社会的中国,只有“打土豪、分田地”,才能最大限度地撕裂社会、才能最大限度地煽动仇恨;从而才能利用撕裂的社会与煽动起来的仇恨,达到革命的目的。
 
  毛泽东不断地调整土地政策,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减租减息”,再到“土改”。毛泽东成功了——成千上万的农民,跟着毛泽东“长征”、“抗战”……冒着枪林弹雨,不怕流血、牺牲;在冰天雪地里苦战,再从大东北打到海南岛……最终,赶走了“反动派”。
 
  怎么对普通民众说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呢?民主派的海外媒体也一直在努力。如,说“地主是农村中的精英”等。我不反对这样的说法。但“地主是农村中的精英”,回避了个手段问题——即他们是怎么成为精英的。
 
  成为精英的手段有千百种。人性的善不能抹煞,人性的恶也不可回避。很多人,是不择手段成为“农村中的精英”的。我们只需看看郭文贵有钱后、随时随地奸淫女下属的做法,就不难想象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那些“农村中的精英”的德性。
 
  所以,“地主是农村中的精英”、虽在道理上能够成立,但在现实中、缺乏有说服力的事例的验证。如是,海外媒体又有文章,说刘文彩其实是个好人等等。说实在,这一类的文章、我从不看。因为,即使你说的是真的,能代表所有的地主都是好人吗?不能吧?
 
  而如果连我顾晓军这里都无法通过的话,那么,你又怎么去说服那些最普通的民众呢?毛泽东的成功,是他找到了一个最最容易突破的突破口——土地、农民。毛泽东,成功地以土地作诱饵,成功地煽动起农民卷入一场人类史上罕见的“阶级”大搏杀。结果,如愿以偿。
 
  稍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突破口的重大意义。无论是冷兵器还是热兵器时代(除了现代),攻克一座城池,打开突破口、就意味着减少流血与胜利;而始终打不开突破口,则意味着徒劳。因此将领是否优秀,就看如何选择突破口。
 
  同理,在价值观的搏杀中,突破口的选择、是同等的重要。因此,根据当今的中国已经几乎没有文盲,根据早几年中小学的课本中到处都是晦涩难懂的鲁迅文章等,我选择了“打倒鲁迅”、我选择了以鲁迅为突破口。
 
  选择“打倒鲁迅”,是回避重兵把守的“中共”、“社会主义”、“毛泽东”、“邓小平”等,而对准薄弱处。选择“打倒鲁迅”,是选择千疮百孔(单我《打倒鲁迅》一书,就有《鲁迅没有参加过“五四运动”》、《鲁迅是延安与日本之间的通道》等等)的软肋。
 
  而于鲁迅,中共虽不严防死守,但读过中小学课本中的鲁迅文章、被教师们集体无意识灌输过的人们,却视鲁迅胜过亲爹娘。在我的“打倒鲁迅”中,网上就飘着一万多篇批斗我的文章;以至于《人民日报》,也不得不在第二年之初公开批判我。
 
  “打倒鲁迅”是必要的。我就曾在刘晓波的文章中看到,鲁迅怎么说、鲁迅怎么做之类。刘晓波不是被树为中国民运的领袖吗?一个民运领袖,没有推翻前朝红人的勇气,且唯唯诺诺,说鲁迅怎么说、鲁迅怎么做,这算什么领袖?
 
  不仅是刘晓波。在我“打倒鲁迅”多年后、筹划出版《打倒鲁迅》一书时,曹长青与杨恒均同时、分别发表了《鲁迅是打不倒的巨人》与《鲁迅与胡适,缺一不可》。杨恒均身份特殊,这里可不提。而曹长青,一个时评家、怎么不懂最起码的“前浪死在沙滩上”的道理呢?
 
  多少帝王被打倒了?即便是孔子,不也被打倒过多次?鲁迅是什么“巨人”?比孔子还“巨人”吗?而民间,则更愚昧。单今年,我在推特上就遇到数起:一是,一台湾青年竟然奋起捍卫鲁迅;二是,一人与我争辩,激起澳洲新闻网说鲁迅——
 
  “鲁迅自己说,弃医从文的原因是觉得‘强健民族体魄’不如‘医治民众心灵’更为重要。但其弟周作人却曾著文提及:鲁迅从日本仙台医专退学,主要其实还是因为成绩不好。最高的伦理学83分,德语、物理、化学只有60分。而他‘最敬爱的’藤野先生教的解剖学只有59.3分,不及格。”
 
  “1915年,日本逼袁世凯政府签《二十一条》。这条约等同于卖国。袁世凯不愿一个人背锅,于是让政府公务员集体签名表示同意——不签名也可以,辞职走人便是。时任教育部公务员的鲁迅,毅然签下了大名。 所以后来鲁迅的论战对手陈源(陈西滢),对此嘲讽一针见血:‘鲁迅爱国?他爱的是日本国吧!’”
 
  “1923719日,周作人来到前院鲁迅房中,亲自交给鲁迅一封信,兄弟自此失和,终生不睦。羽太信子的说法是:鲁迅偷窥她洗澡。但如果仅凭羽太信子的指责,周作人就不分青红皂白断然与大哥绝交,未免也太低估了周作人的智商与情商”。
 
  鲁迅,就是这么个糊不上墙的烂泥巴(但,被毛泽东糊上了墙);鲁迅,就是这么个千疮百孔的突破口……在今天这样的、舆论封锁越演越烈的大陆,选择“打倒鲁迅”作突破口,大家一起来嗮嗮鲁迅的丑、说说鲁迅的假,不是更容易、也更有现实的意义吗?
 
  毛泽东造假鲁迅,中共造假鲁迅;鲁迅,就成了中共的软肋。只要打倒了鲁迅,让普通民众看清楚——有那么一些人,什么都能够造假,什么都可以骗人……如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成功,还会很远吗?
 
 
              顾晓军 2017-9-20 南京
 
 
 
 




2017年9月19日星期二

中国民运是需要自己的哲学的



中国民运是需要自己的哲学的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二十一
 
 
  真的已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一位狂徒,曾在我的推特上开口大骂;骂完之后,他竟然宣称:从今往后,这个世界不再需要哲学了。
 
  我一直在想:其一,这狂徒说的不再需要的哲学,大概是“化简为繁”的西方哲学。从这一点上,还真有点像我。然,他也无知,不知我已搞出了“化繁为简”的哲学。其二,他也真不知哲学为何物。其实,哲学的本质就是认识论与方法论。如果清楚,他还敢说今后世界不再需要认识论与方法论吗?
 
  如今,谁都不再会否认——世界的现代文明,是建立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的。也有不少人会说:工业革命,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背景。可,又有多少人能认识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是相辅相成的,前者又何尝不是后者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呢?
 
  我批评过西方哲学的认识论的繁琐,然而,谁能说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口水战争、不是挣脱维神论的原动力?我批评过西方哲学的方法论的扯淡,然而,谁又能说形而上与辩证法的笔墨官司、不是孕育现代逻辑的孵化器?事物,总有两面性。
 
  我批评过“人生而自由”的断章取义。说“人生而自由”,源于“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而“却无往不在枷锁中”,反映出的正是卢梭对“自由”的矛盾与无奈(因,此语的出处,恰是《社会契约论》)。然而,卢梭的矛盾与无奈,不恰也是一种哲思吗?
 
  民主、自由,其本身就是种哲学。而反民主与自由的马克思主义,又何尝不是哲学?“剩余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从“剩余价值”延伸出的“剥削”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论。有了这样的认识论,不才有了“革命”的方法论?而有了这样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不才有了前苏联的政权的建立?
 
  “中国革命”的成功,在于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地位的确立,在于他领导的卓越。而毛泽东的见地之卓越,则在于他的哲学思想。我所说的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不是指他的《矛盾论》与《实践论》,而是指他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提炼出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统一战线”等。
 
  换句话说,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体现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使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再换句话说,毛泽东在成为中共领导人前、甚至可以说在出席中共一大前,就已经拥有了孕育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类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的底蕴与储备。
 
  如此说来,哲学还不重要?今后不再需要哲学了吗?反之,毛泽东只拥有打江山的哲学思想的储备、而没有坐江山的哲学思想的储备,所以毛泽东不是“镇反”、“反右”,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都失败了。最终,不得不搞“文化大革命”。
 
  如果不是邓小平,毛泽东的一套、肯定维持不下去。而邓小平,则准备了一套维持下去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如“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才是硬道理”、“不争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等。
 
  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这套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中国革命”能维持到今天吗?为何江泽民与胡锦涛,不论在做法上、还是思想上都无法逾越邓小平?就因为“三个代表”、“和谐理论”或“科学发展观”,都是空壳、没有哲学高度。
 
  哲学,不仅是需要,且是非常的重要。说穿了——哲学,就是认识先行、方法跟上。中共,28年、打下一座江山;而中国民运,28年、却只有失败的记录。成败,是表面;本质,则是中国民运没有哲学思想上的准备。
 
  刘晓波,连毛式、邓式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都没有,只有鲁迅式的“拿来主义”,且都是二次“拿来”——“我没有敌人”,是“拿”曼德拉的;而曼德拉,是“拿”黎塞留的。“零八宪章”,是“拿”张祖桦的;而张祖桦,则是“拿”捷克斯洛伐的哈维尔的“七七宪章”。
 
  如此这般的抄袭,搞啥民主运动?当然,我也无意对刘晓波、王丹、吾尔开希、刘刚等求全责备。28年来的失败,在于“六四”的失败;而“六四”的失败,在于“六四”没有哲学思想的准备。无论算刘刚的还是算王丹的“民主沙龙”,没有哲学思想的准备。
 
  “六四”没有哲学思想的准备,不能怨刘晓波、王丹、吾尔开希、刘刚等,因他们都还太年轻。“六四”没有哲学思想的准备,责任在方励之、许良英等“老人”。中国是个特殊的大国,民主运动不可能简单抄袭西方,也不可能有现成的方式。
 
  大家知道:这些年,我蛰伏于网络上,先后搞出了《公正第一》、《大脑革命》、《平民主义民主》等专著。《公正第一》,是讲公正、反对不公。而衡量公正的标准,是“公众以为正、方为正”。“公众以为正、方为正”,讲的是公正的认知与衡量,是一种良知的“公投”,解释权、不能归少数精英。
 
  而《大脑革命》,就是本哲学专著、就是“顾晓军主义哲学”。《大脑革命》与“顾晓军主义哲学”,为中国民运准备了“化繁为简”的哲学思想(也可以简单理解为“实用主义”)。这个“实用主义”的认识论,就是“公正论”、“民权轮”、“自由论”;而方法论,则是“多元论”、“趋势轮”、“否定论”等。
 
  除了“化繁为简”之外,《大脑革命》还为中国民运的思想“启蒙”准备了非“点线面”的、真正的“立体思维”,准备了梳理“常识、常情、常理”、“公正、民权、自由”、“多元、趋势、否定”等等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多系统”。《大脑革命》,是这个时代的哲学“启蒙”。
 
  此外,《平民主义民主》,是解决中国民运的方向、与方向问题解决后的方法等。中国民运,既不可能如英国贵族们披坚执锐从王权那里争取民主,也不可能像二战后的美国、通过民权运动把民主推向新阶段。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所以我才写《中国民运》。
 
  总之,“中国民运是需要自己的哲学的”。人类社会的民主运动与社会主义过去的成功,都证明了——大规模的社会转型或转变,需要哲学的准备。
 
 
              顾晓军 2017-9-19 南京
 
 
 
 




2017年9月17日星期日

士族,中国民运的依靠



士族,中国民运的依靠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二十
 
 
  又要批评百科了。百科说,“士族:又称门第、衣冠、世族、势族、世家、巨室、门阀等”。还在“发展衍变”中说,“萌芽(东汉)”。
 
  东汉,是公元25年至220年。而我清楚记得:管仲(约公元前723-公元前645年)有“四民分业论”。如此可见:百科的“士族”,所说当是“士大夫”。而士族,则当属“士”与“士大夫”之统称,且以“士”为主也。
 
  “士”,也当主要指士子、士民、学士,即旧时的读书人。这一类人,以读书、博功名为业。博得功名后,再混好了、做了大官,或进入了上流社会,便称为士大夫(中国古代对士人和官吏之统称,其也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
 
  我说这些,是因见罗玉凤在聊周小平,且多多少少有些同情之心,说都是草根出身,及不容易、被精英挤兑等等(大意。此条推文已找不到,似已被她自己删除了)。我以为:其实,网络上长久以来以“草根”与“精英”的划分,是非常不妥的。
 
  我翻看了一下我推特上相互跟随的大咖:吾尔开希、刘刚、何頻、赵岩、章立凡、冯正虎、石三生、傅希秋,谁算精英?刘刚若是还在华尔街,当算精英;可,早已不在了。何頻算吗?应该可算,但明镜在接受网络小额捐助,总觉与真正的精英形象有差别。
 
  赵岩,能算精英吗?好像不能算,他整天与维权者混在一起。维权者,都到了维权的地步,与精英的形象、也好像有点不搭吧?冯正虎、傅希秋,都是维权阵营的老将,应该也不能算精英吧?吾尔开希、石三生,也都不能算精英吧?数来数去,也只有章立凡可以算精英。
 
  而如果用中国传统的“士”来衡量呢?吾尔开希、刘刚、何頻、赵岩、章立凡、冯正虎、石三生、傅希秋,个个都称得上士。是不是?只不过,算不得“士大夫”而已。而若中国民主了呢?则大多可为“士大夫”了。
 
  其实,中国的古代、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如,蔺相如士子出身,后为相,士大夫也。但,闻名于世的,却是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与负荆请罪,士之风也。荆轲刺秦王,虽未果,却真士风也,一样留名于世,且未必就比蔺相如差。
 
  如果以“士”、“士族”分,以读书、博功名分,就比以“草根”与“精英”分、简单多了。吾尔开希、刘刚、何頻、赵岩、冯正虎、石三生、傅希秋,可称为士;章立凡,也是士。甚至,周小平亦可称为士,不过是志向不同、服务的对象不同。
 
  其实,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又何尝不是士出身呢?毛泽东出席中共一大前,是教书先生,不就是“士”?周恩来、陈毅等留洋、勤工俭学,不就是读书、博功名?不过是成功了,毛泽东成了“王”,而周恩来、陈毅等成了“士大夫”。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东扯西拉这些,其实想说的是——毛泽东们的中国革命,实际上依靠的是农民。然而,时代不同了,逐步实现现代化后,中国农民的群体、也会像西方一样萎缩。而中国民主运动,能依靠的对象、只能是士族,以读书、博功名的学子,尤其是那些书读得多、且没混好的。
 
  我曾阐述,中国民运当依靠那些遭遇不公的人们。但,这并不太好划分——很多人遭遇不公后不说或隐忍了,没人知道。而依靠士族、以读书博功名的学子们,则一目了然。自然像周小平那样不能依靠的,也很清楚。
 
  还有人写过文章,说中国民运当依靠青年、学生等,甚至具体到80后。这,其实还不如我过去的“依靠遭遇不公的人们”。因,有灌输,且青年与学生等中也有削尖脑袋往体制里钻的。依靠80后,就更不当,如今怕要改成90后了。
 
  而中国民主运动及其发展与壮大,依靠士族、以读书博功名的学子们,则既对应着高等教育越来越普及的这样个时代特征,也对应着“毕业就面临失业”的大陆的社会特征(当然,如果中共能把“毕业就面临失业”的问题解决好,那我再重找)。
 
  其实,“反对派”与“主流社会”的博弈,就是要让这个社会更好,让大多数的人生活的更好、且自由与心情舒畅等。
 
 
              顾晓军 2017-9-17 南京
 
 
 
 

2017年9月16日星期六

重大难题:中国民运



重大难题:中国民运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一十九
 
 
  原本要说:一段光辉的历程、一次艰辛的跋涉,又要开始了(其实,这段历程、这次跋涉……已经开始了,早在“郭文贵爆料”之始、就已开始了)。
 
  原本要说:当我写出了《“哥武”转型与世界和平》、《“不被抓”理论》、《中国民运的思想与领袖问题》等一批文章后,风北吹曾在顾粉团里对我说“先生这阵子的文章,是又一个高峰”等,而我则“假装”谦逊地说“还好吧 ”等。
 
  其实,我也不算是“假装”。我这人,一直是目的性不强,计划性也不强。大约是在写作《大脑革命》之后,阿素就曾撰文提到过这问题。不过,我善于思考,也算善于调整。思考之后、调整之后,目标就明确了,计划也会随之渐渐地清晰起来。
 
  原本要说:今晨一觉醒来,突然清楚了。其实,在风北吹说破之前,我自己又何尝没有意识到?我想写本《顾晓军主义》。因《大腦革命》、《公正第一》、《平民主義民主》,虽都是“顾晓军主义”,但又都没从正面阐述,只能算是“顾晓军主义”的侧面或支柱。
 
  想到要真正地写《顾晓军主义》了,我还是很高兴的。相比,计划中的《顾晓军主义经济学思想》、就逊色了,以“九月随想”为支柱的《做时代思想的领跑者》、也意义不大了。而《文学艺术散论》要不要出,都成了问题;连《谋略与质疑学派》,也不那么激动人心了。
 
  原本要说:冲着《顾晓军主义》这本书,我又写下了《“不站队”理论》、《认知民运理论与理论家》、《“消费热点”理论》等文章。这本书,我还打算收入《蓝军,做成的那些事》(当然,只能以“附”的形式收入)。
 
  一觉醒来,突然意识到《顾晓军主义》这本书、该叫“中国民运”。 《大腦革命》、《公正第一》、《平民主義民主》等书,写的都是中国问题,但都关照到人类社会;而《中国民运》,则必须立足于中国、只阐述与中国民运相关的问题。
 
  而把《顾晓军主义》这本书名、改成《中国民运》的话,收入《蓝军,做成的那些事》、就不需要以“附”的形式。不仅如此,连我的先前的《刘刚顾晓军大战三百回合》、《顾晓军与刘刚大战三百回合》等一批文章,都可以收入,也必须收入。
 
  我批评过徐水良的“新人本主义”和“意识科学理论”属闭门造车,与中国民运关系甚远。可,《大腦革命》、《公正第一》、《平民主義民主》等,也不是十分的接地气。这下可好了,《中国民运》可以写得百分之百地接地气,可将她写成中国争取民主的教科书。
 
  原本要说:当然,《中国民运》这本书,要想像毛泽东概括与提炼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农村包围”、“支部建在连上”、游击战“十六字诀”、“共产党领导下的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及“统一战线”等,还是很难的,但,我会努力朝着这样的方向去做。
 
  自然,缺了《顾晓军主义》这本书、甚为可惜。但,毛有《毛泽东思想》这样一本书吗?没有,毛自己也很难编撰出这本书。如是,《顾晓军主义》这本书、就留给后人去做。遂想到那“奥巴马主义”,就想笑。再过十年,就更可笑。百年后,谁还知道“奥巴马主义”?
 
  原本还要说:就我所知,《中国民运》这样本书,由刘刚常提到的陈子明来编,或许更恰当。但,陈子明死了。且,若陈子明编,也是另一个路数,不会编成一本讲述“中国民运”的,通俗的、适用的、理论性书籍。
 
  顺说,何清涟常说,陈子明糊里糊涂地把她的一篇文章、张冠李戴给了刘亚洲。何清涟叫唤,可以理解;但,陈子明一点儿也不糊涂——这当是陈子明在玩“统战”游戏。试想,拉个红二代为民主站台、不比何多发篇文章有意义?
 
  原本还要说的,还有很多很多。但,一觉醒来后的想法,竟被我打开电脑后的、无意间点开推特后所见到的,全都颠覆了——前文《推特上的话语权的问题》,推上有回复(从回复看,文中所提到的“罗玉凤”,还真的是“凤姐”)。其之回复如下:
 
  “顾先生,推特就40万且遭屏蔽,若无策略,夺到话语权,也发挥不出威力。郭谋略就在此。另;昔日五毛纪许光,今日露面揭露五毛手法,为何杨海鹏李剑芒一致嘲笑,你能解释下吗?还有:今日郭文贵把王芳孟建柱,用蒙太奇手法串一起,对大众……”
 
  哎,又有“任务”。且,我不知“纪许光”、也不晓“杨海鹏”,有难度呀。可一想:“凤姐”从自我炒作转向民主,不是好事吗?虽然,她关注这些低层次的东西、也有五毛之嫌,但,不更应该引导吗?若能引导“凤姐”关注民运的重大问题,于中国、岂不也是件功德?
 
  其一,“凤姐”是有知名度与被关注度的。其二,“凤姐”的支持者,从本质上来说、是非主流,岂不更容易“启蒙”?其三,把一批类五毛的、转移视线的、低层次的的关注,引导到民运的重大问题上,岂不是大好事?
 
  如是,我用“原本要说”的方式,把想到的、将《顾晓军主义》一书调整成《中国民运》的材料,写成了《重大难题:中国民运》。动员能动员的所有的人、一起来关注“中国民运”,肯定比只有一些自以为是精英的人关注要好。
 
  关注的方法,也从较为被动的《“消费热点”理论》、进而转向抓住“重大难题:中国民运”,岂不更好?
 
 
              顾晓军 2017-9-16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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