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运中的“抓特务”

中国民运中的“抓特务”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二十六

　

　

　　Google“顾晓军”，见“‘韩寒’这个韩仁均+路金波的笔名难道不是已经死了吗？挺韩文化人有几个出来道歉？王丹和余杰至今挺僵尸‘韩寒’”。

　

　　打开一看，居然是网页，还有“王丹的确不抓民运中的伪类或杂货或特务，其原因：他本人就是其中一员。王丹20万美金（40万美金）去想，已经不需法院判。因为已经自认了。曾宏的三万之事经过法院了，结果你们应该知道”等。

　

　　如是，我想到写这文章（其实，“抓特务”是《中国民运》内定要写的）。或许，有人要问：前时，你不刚写了篇《海外民运百分之百是特务又如何？》吗？没错，“海外民运百分之百是特务又如何”，相当于毛泽东的“统一战线”，而“抓特务”，则相当于“延安整风”。

　

　　没有“统一战线”，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断然不可能取得成功。而没有“延安整风”一类的内部整肃，“中国革命”怕也很难取得成功（除中共需统一思想外，军统打入中共内部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抓特务”与“又如何”是问题的两个方面。

　

　　王丹抓不抓特务，我就不说了，本着“又如何”的原则。至于王丹领不领情，则在于他、而不在于我。我做事、写文章，讲真诚、讲把道理说透。其实，做到了真诚与把道理说透，对方未必不接受（前时说的封从德拉黑我，最近就已解封了）。

　

　　如今网上，“抓特务”最有名的，无疑是刘刚。但，我是“抓特务”的鼻祖（即，网友笑谈的“先帝”）。不信，有华夏黎民党、2011-3-29发表的《顾晓军老先生，这杨恒均要和你玩失踪，你怎么办？》为证，文章道：

　

　　“华夏黎民党很早就想写篇文章来感谢顾晓军老先生，就在顾老先生揭露杨恒均和李悔之之前，我们已经给李悔之发出了联系涵……幸亏顾老先生揭露得及时，避免了我们华夏黎民党过早暴露……顾老先生为我们党立了大功，我们在此表示万分的感谢”等。

　

　　近日，有推友贾思慜道：“顾大师 @guxiaojun812 有李悔之是特务的证据”。我正好搜索到：我于2011-2-27写的《冉云飞被李悔之钓鱼进了班房》，及石三生的《冉云飞被颠覆和李悔之有何关系？》。两篇文章，都在“顾晓军纪念馆”之中保存着。

　

　　于“抓特务”，我说几条原则：第一，在需要“抓特务”时，不存在“团结”问题（2011-1-29，我发表过《笑谈民主派内的“团结”问题》）。那么，什么是“需要抓特务时”呢？这里的“需要”，就是当你认为是特务的人、在你认为他危害中国民运大计时，即可“抓特务”。

　

　　那么，“你”是谁呢？这里的“你”，指自愿参与中国民运的任何一个人。也就是说，谁都可以“抓特务”。因为，民主运动是民众自主参与的运动。谁，都可以参与，也随时可参与或退出，且可以自己委以重任。这是第二条原则。

　

　　“自己委以重任”，就是觉得能当什么，就可以自称是什么。反之，你认为是特务，你就可以“抓特务”。至于对不对，则让你的分析说话，大家不傻。而如果没有分析，只是感觉，最好还是不要乱说。这是第三条原则。

　

　　第四条原则，“抓特务”当出于公心，出于你的长期观察，出于你的独到的分析，出于你认为他正在危害中国民运（如韩寒，搞“素质论”；如杨恒均，鼓励对专制“宽容”）。而绝不能出于私心，把“抓特务”当武器，相互残杀（“延安整风”虽有必要，但确实是扩大化了）。

　

　　如上面提到的“顾晓军纪念馆”，是“先帝”我较早遭遇的一次危急关头，王晓阳（如今的“王思想”）领着“老郭学徒”等发起而成立，并维护着。后来，大家在“谁启动政改就支持谁”中分道扬镳了。分道扬镳是政见不合，而不相互“抓特务”则是良知。

　

　　第五条原则，抓大放小。比如，抓了杨恒均（见顾晓军2011-2-8的《杨恒均的卧底、线人身份之简析》等），李悔之等则可忽略。当初的《冉云飞被李悔之钓鱼进了班房》，是在“茉莉花”初期，非常有必要；而如今，则完全可以放人家一马了。

　

　　基督徒陆东曾发推跟我说，顾大师你这么认真、叫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人怎么混（大意，原推文已被他删了。他有删推文的习惯）。我以为陆东说的有道理。海外民运，只要真心向着民主，特困难时骗点党的钱花花、是可以原谅的。

　

　　“抓特务”的原则，我随手写了五条。这样的原则，还可以添一些，大家可以跟帖。中国民运，是中国民众参与的民主运动，她既不是我顾晓军的，也不是刘晓波、王丹、王军涛的；因此，民运中的、无论大事小事，大家都可以参与，尤其是这种定原则的事、更是应该参与的人越多越好。

　

　　“抓特务”是大好事。“抓特务”，不仅可以让大家看清周围的人，让真特务多多少少有些收敛，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抓特务”，可以使参与“抓特务”的人、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识别的能力。所以，也可以说，“抓特务”不仅仅是抓特务，更是抓自己——认识的提升。

　

　　当然，“抓特务”最好不要搞成“专业”。如刘刚，打开他的博客，主要两类文章：一、回忆“六四”；二、“抓特务”。如是，岂不一生只做两件事？而如此专职，会不会让人怀疑蓄意搞乱民运呢？我相信刘刚。但专职“抓特务”，至少是不利于提高自己。

　

　　总之，“抓特务”要做，但不要扩大化。纯洁队伍，是“革命党人”的想法与做法，不属于民运。再说，水至清则无鱼，是不是这理？其实，这道理又何尝不适合“反腐败”呢？

　

　

　　　　　　　　　　　　　　顾晓军 2017-9-24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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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学派是打破精神枷锁的利器

质疑学派是打破精神枷锁的利器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二十五

　

　

　　“三十六计”，可谓是中国古代谋略及古人的智慧的结晶吧？然，“三十六计”之中，多半是讲如何作假、如何以假示人而取得成功。

　

　　“三十六计”，常用于军事、商战、官场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是，也可以说，军事、商战、官场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到处都有假，到处都有圈套、等着你去钻。说生活的方方面面到处都有假，或许有人不服，那么，电信诈骗、传销等等，总是事实吧？

　

　　当今大陆，到处都有假，到处都有圈套、等着你去钻，或许远甚于台湾。那么，作假、行骗远甚于台湾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以为：一、是大陆长期以来，以灌输代替讲道理、而愚化民众的结果。二、则是中共的思想与理论，原本就是一种欺骗。

　

　　以上所讲——其一，是中共欺骗民众。其二，是中共被骗，进而欺骗民众。也就是说，第一种，中共是主谋，如文革中的“斗私批修”等。而第二种，则是中共也被骗，参与其中、成了帮凶，如社会主义。当然，他们有自身的利益等。

　

　　虽他们有自身的利益，但，中共或曰中共中的大多数人、也是被欺骗者，这是基本事实。如同传销，很多参与者是被动参与，是因为自己的资金被套、且又失去了人身自由，才不得不为虎作伥，才把亲友都拉了进去。

　

　　如是，识破各种作假、欺骗，乃至打破精神枷锁，是第一位的。而识破各种作假、欺骗，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一个人无法通晓所有骗术；更何况，骗术也是在不断翻新着的。因此，我们应该学会一种通用的、适合于战胜各种不断翻新的骗术的、常规性的武器。

　

　　这武器，就是“顾晓军主义”中的“质疑学派”。“质疑学派”，源自于我的“打倒鲁迅”、“骂骂李敖”，贯穿于我的《原始共产主义的谎言》、《科学共产主义的梦呓》以及“批邓理论”、《一个弥天大骗局》等等。也就是说，我有今天，全赖于“质疑学派”。

　

　　而“质疑学派”的形成，则全赖于我有“质疑”精神，全赖于我的“打倒鲁迅”、“骂骂李敖”等等，才渐而有了石三生、有了“顾粉团”的各位战将，也才渐而有了“两个推荐”、 也才有了名震中文网的“质疑学派”。

　

　　“质疑学派”之关键，就在于“质疑”、敢于“质疑”。“质疑”，于小处、于细微处，是科学地、审慎地，以常识、常情、常理审视任何一事物。而于大处、于宏观方面，则是打破框框、颠覆思维定势、解放思想、打破精神枷锁等。

　

　　以下，我以“打倒鲁迅”、“骂骂李敖”等实战中的例子、简要讲解“质疑”。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以上这段煽动性的讲话，随毛泽东从非党魁转而成为党魁、中共也从在野党转而成为执政党，拍不到毛泽东马屁、拍不到中共马屁的文化人们，就转而拍鲁迅马屁，钱理群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就是典型一例。

　

　　我13岁（文革中），自被扭住胳膊押上主席台“坐飞机”后，开始读“毛选”、读鲁迅。我熟悉鲁迅，如同自己。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岂不是说鲁迅参加过“五四”运动？遂，我写下《鲁迅没有参加过“五四运动”》，证明钱理群等文过饰非。

　

　　具体：1953年，孙伏园（鲁迅的学生）在《中国青年》第9期上发表《回忆五四运动中的鲁迅先生》：“五月四日，我参加天安门大会以后，又参加了示威游行。游行完了，我便到南半截胡同找鲁迅先生去了”、“鲁迅先生详细问我天安门大会场的情形，还详细问我游行时大街上的情形”等。

　

　　鲁迅的学生孙伏园写《回忆五四运动中的鲁迅先生》，其本质也是吹捧鲁迅，不会造鲁迅的谣吧？而孙伏园的文字已证明：当天，鲁迅在家；不了解现场情况，所以才问。事实证明：毛泽东鼓吹鲁迅、钱理群等文字，皆胡说八道。

　

　　那么，毛泽东为何要鼓吹鲁迅呢？他们，是自己人。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中说：“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在上海开书店，是侦探作用，这是确属的……记得郭沫若由汉逃沪，即匿内山书店楼上，后又代为买船票渡日。茅盾在风声紧急时，亦以内山书店为惟一避难所”。

　

　　内山完造，何许人也？“鲁迅先生的挚友”（百度百科）。如是，我用以上材料，写成了《鲁迅是延安与日本之间的通道》。此，证明：标榜领导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中共，在抗战前期，与日本当局是有密切来往的，而通道就是鲁迅与内山完造。

　

　　通过以上，大家不难看出——即使鲁迅不是中共地下党党员，也完全担当起了“地下交通站”的作用。如是，毛泽东鼓吹鲁迅、还难理解吗？中共与鲁迅合伙欺世盗名、还难理解吗？而我的《打倒鲁迅》，就是要大家看清这些。而这些，则全赖“质疑学派”。

　

　　中共非常善于利用文化名人，李敖与鲁迅一样。李敖微博：“不喜欢A政权的人，常常坠入一个错误：总以为B政权好。有智慧的人却不这样。AB其实半斤八两。谁好谁坏的标准，只有一个：谁能在吃人的世界里避免被人欺负、谁能富国强兵，不给美国人做狗、谁能带给中国光荣……”

　

　　很显然，李敖在以上这段微博中，蓄意抹煞民主与专制的区别；进而，以“富国强兵”与“光荣”等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鼓吹中共。因此，我专门写了《西方那套并不好，安心党的好领导》，调侃为了市场而屈就于中共的李敖。

　

　　因为拥有“质疑学派”，鲁迅与李敖这类文化名人的光环、在我眼里就不算什么了。而这，也于无形中打破了精神枷锁。如是，我的《原始共产主义的谎言》、《科学共产主义的梦呓》与“批邓理论”及《一个弥天大骗局》等等，也就喷涌而出。

　

　　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质疑学派”的精神，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质疑学派”的手段。这，也包含政党。如，中共的“改革开放”，不就是“质疑”的成果吗？如果不质疑、不抛弃文革的那一套，恐怕迄今还是搞“两个凡是”；而如是，又从何谈啥GDP世界第几等等呢？

　

　　关键，是中共总到难以为继才改革。反腐败，也如是。大家都在讨论：习近平，能不能超越毛泽东、邓小平？其实，我以为：习近平若想超越毛、邓，很简单，也非常容易——只需抛弃马克思主义。若能抛弃马主义，习近平一定远超蒋经国，成为绝世伟人。

　

　　前几日，有一叫Isle0的推友，给我和陆东发推，说“这人说话满嘴跑火车，不靠谱”。估计，他是说我。但，他若不是五毛，就一定是背着精神枷锁的人（无论持什么政治观点）。试想，如果他懂“质疑学派”、打破了精神枷锁，还会这样说我吗？

　

　　“质疑学派”，是识破一切圈套、欺骗的工具，是打破精神枷锁的利器。我可断言：如果石三生早几年知道“质疑学派”，凭他的聪明，怎会被一干衙役诈骗？

　

　

　　　　　　　　　　　　　　顾晓军 2017-9-23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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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不公是中国民运实践的良机

社会不公是中国民运实践的良机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二十四

　

　

　　昨日，特朗普在联大会议的演讲中，以神的名誉，批评了社会主义，谴责了朝鲜、古巴、委内瑞拉等国；在他的演讲结束后，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或许，信神的人们，不需要任何解释、就明白了特朗普演讲中的全部含义；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语言。然而，对于不信神的人们，我顾晓军以为，还需要论证、需要阐述、需要说清社会主义的弊端、需要讲社会主义究竟错在哪里。

　

　　那么，社会主义究竟错在哪里？社会主义错就错在——以大公的名誉（所谓消灭“剥削”， 不就是以大公的名誉吗？而要实现啥共产主义，不就是要实现天下大公吗），在不断地制造社会不公。以中国为例，这样的制造、这样的不公从未间断过。

　

　　在创建红军的初期，中共曾一度宣扬官兵平等；然，到了延安以后，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级别的小灶。更有甚者，则是“358团”才能结婚的、典型的双轨制。而这一类等级制，在1949年之后，则扩大成了政策性的“以农养工”，人为的、蓄意制造出的工农差别。

　

　　即便到了今天，这种不同的标准、这种人为的不公，仍然在继续、仍然在不断地制造与创造出来。即便是连我都叫好的“反腐”，也不能例外、也在制造不同的标准——反腐败中，有“十八大以后还不收手”一说吧？这，不就是在制造新的是非标准、在制造新的不公吗？

　

　　贪腐，对于中共党内的任何一个人而言，只要事实确实存在、只要贪腐罪行成立，那么，打击的标准、应是相同的。标准，也只能只有一个。为什么、要以“十八大”划界？为什么、要讲收手不收手？收手了，以往的贪腐、就可以既往不咎了吗？这还公平吗？

　

　　中共党内都如是，党外就更没有公正可言。中共建军初期，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可，一转眼就“打土豪”了。就算地主是农民革命的对象，那么，工商业者、小业主总不算“土豪”吧？可一进城，一个“改造”就收归国有、集体所有了。

　

　　从表面看，这些是言而无信。而实质，是社会主义以大公的名誉在不断制造社会不公。自由世界，讲自由、承认私有、承认私心，而以民主、法治约束，从而实现公正。社会主义，讲集体、讲奉公、不承认私有，却没有实际约束。

　

　　党纪，不是国法。反不反腐败，也以不同的领导人的认知而决定；力度，更以不同的领导人的决心而决定。遇上自己也想腐败的领导人，那么，党纪与国法就都形同一张废纸；而贪婪，则每时每刻都在制造社会不公。

　

　　当然，反过来说——中共，自早期就在制造等级；社会主义，每时每刻都在制造不公；改革开放，又公然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由把不公、公开化且放到了桌面上……那么，中国民主派实践中国民主运动的良机，就到来了。

　

　　二十八年前，后来酿成“六四”的学生运动，就是以反“官倒”开始的。只可惜，由于刘晓波的回国与加入学生运动，反“官倒”等等的诉求，后来竟变成了“绝食”、变成了“和理非”；而最终，变成了“六四”、变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我一直以为：“六四”的失败，是放弃了已抓住的主要矛盾的失败。因为，改革开放、是给每一个中国人一个机会；而“官倒”，则是少数人掠夺大家的机会。反“官倒”，能调动多数人的参与热情；而“和理非”，迄今都没有准确定义，又如何影响广大民众？

　

　　我以为：没抓住社会主要矛盾与本质的理论、不是民众一听就懂的理论及胡说八道的理论等等，都是破坏中国民主运动的理论，也是破坏任何民主运动的理论。

　

　　所以，我顾晓军提出“公正第一”。“公正第一”，就是把公正放在首位。这，符合任何社会、适合任何矛盾。这，是“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发现之后、的重大发现。这，也符合人类之所以群居、形成社会的本源。

　

　　没有公正，人类不会群居。没有对公正的把握能力，人类也不会形成社会。公正，是人与人之间的粘合剂；公正，又是人与人之间分割的 “斑马线”与“红绿灯”。无论是人、是家、是集团、是国家，相互间无不用公正来衡量、用公正划界限。

　

　　而“顾晓军主义”的公正，讲的还是“公众以为正、方为正”。这就把良知、道德、法律，统一在“公投”的旗帜下。这，就是真正体现民主与自由，也是真正的民主与自由。“公众以为正、方为正”，还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与调动每一个人的参与感与存在感。

　

　　公正，是常识、常情、常理。公正，是良知，是每一人心中都有的标尺。只要认可“公正第一”、认可“公众以为正、方为正”，无论文化水平高或低，每一个人会用公正判断世间的万事万物与是是非非。而每一个人对“公正”的认知的集合，就是“公众以为正、方为正”。

　

　　如是，于唐福珍、于钱明奇、于钱云会，以及石三生们，讲公正难吗？如是，于各种被强拆、被截访、被黑监狱等等，用“公正第一”的思想与理论而争取公正、难吗？如是，大家共同来谴责各种社会不公与实践中国民运、难吗？

　

　　可，刘晓波、王丹、王军涛们，为什么要扯、扯不清楚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呢？尤其是刘晓波，为什么要说、说不通的“我没有敌人”呢？我在想：除非他们，不是真想搞民运；除非他们，有意要把民运引向歧途。

　

　　不然，怎么解释——人家中共，二十八年、打下了一座江山。刘晓波、王丹、王军涛们，二十八年、却只留下个“六四”的失败的记录、与不知究竟想说啥的“我没有敌人”。

　

　　中国的大陆，全社会到处是不公、充满了不公。而这些不公，也恰恰是我们中国民主运动实践的良机；而针对种种的不公，我们需要的，是拿起并宣传“公正第一”的、思想与理论的武器。

　

　

　　　　　　　　　　　　　　顾晓军 2017-9-22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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