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9日星期四

中国民运急需领袖



中国民运急需领袖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七十一
 
 
  无意中看到“推特战记”的《郭文贵与海外民运分崩离析始末》,我突然意识到了“中国民运急需领袖”这一话题。
 
  文章道“让海外民运界仿佛见到了又一个民主斗士,刘刚、夏业良、杨建利、王德立(昭明)纷纷投入其麾下,有摇旗呐喊者,出谋划策者,献计献策者,这时候郭文贵在海外民运圈可称的上声望最高,诸侯皆听其号令,甚至请出了鲍彤鲍老”。这,不就是急需领袖的表现吗?
 
  文章又道“620日,海外民运人士在纽约法拉盛马可波罗酒店举办了《纽约论坛》。会上,夏业良、李伟东等海外民运代表纷纷表达对郭文贵的看法”。这也应该是急需领袖的表现。如果不是,海外民运又何必为郭文贵举办“纽约论坛”呢?
 
  文章还道“814日,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魏京生基金会、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等十余个海外民运团体及海外民运知名人士公开发表声明与郭文贵划清界限”。虽是“划清界限”,但失望不也反映出“中国民运急需领袖”吗?
 
  记得,我在《中国民运领袖的眼光与性格问题》中记述一位国内的民运人士,文中还有“广结义士……前两年还说要‘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这两年明显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是呀,二十八年如流水,怎么能不急?
 
  其实,“郭文贵爆料”能够网红、能够搅动海外民运,本身就说明了“中国民运急需领袖”吗?此刻,海外一媒体的“郭文贵”标签列表中,前三的是《郭文贵不仅在改变中国也在改变美国;盗国贼卖国贼注销了赵岩的国籍》、《张杰博士:中国海外民主运动需要一次鹰的重生》、《曹长青:滕彪用八个不择手段诋毁郭文贵》。
 
  虽然说是“郭文贵与海外民运分崩离析始末”,可赵岩为了郭文贵被注销了国籍,曹长青为了郭文贵不惜放下身段“攻击”滕彪,张杰博士为了郭文贵而呼吁“中国海外民主运动需要一次鹰的重生”……支持的反对的都紧扣住郭文贵,这不就是因郭文贵曾经貌似领袖吗?
 
  “推特战记”的文中举证郭文贵,说郭文贵说过“夏业良居然说批评他就是伤害民运,他才是真正在伤害民运的人”、“刘刚争议性太大了。你知道吗,咱不想与他为敌……(也)决不能把他当成咱的人”、“盛雪,这个大骗子,恶心死我了,烂死了、烂死了……盛雪真是侮辱到文贵了”等。
 
  关键是“推特战记”举证,以上这些都是郭文贵在背后说的。背后怎么能说人呢?我也爱说,但至少做到两点:第一,不背后说人,要说在文章中公开说。第二,批判观点,批判做法,但不搞“决不能把他当成咱的人”、说“恶心死我了”之类。
 
  说来说去,还是郭文贵的素质差,当不了领袖(或许有人疑问:你不反对“素质论”的吗?是。“素质论”是说民众素质差,所以我反对。而我,一贯认为精英素质差,所以才会写《中国民运当“启蒙精英”》等文章)。
 
  我以为:做中国民运的领袖,至少要具备思想高度(最好同时也具备理论高度)、品质高度、人格魅力等等。还要能大度容人,甚至包括化解矛盾的能力等等。这人品,就不仅是包括对金钱美女名利地位的拒腐蚀,也包括不背后说人。不仅不背后说人,在民运中,应当是化解矛盾、而不是制造矛盾。
 
  对中国民运的领袖的要求,不是一篇文章能承载的。本文主要是通过“推特战记”的《郭文贵与海外民运分崩离析始末》,发现“中国民运急需领袖”的这一问题。不论是实质的领袖,还是象征的领袖,或是精神领袖等等,中国的民主运动、确实急需领袖。
 
  因“诺贝尔和平奖给中国民运空降的领袖刘晓波”(见《刘晓波获奖使民运的整合陷入困境》,大意)实在太不堪(详见我的《刘晓波原来如此不堪》、《刘晓波在中国民运中是负数》、《刘晓波不是神,而是罪孽的标签》、《严厉批判遇罗锦及三妹曹长青》等,这里不展开)。
 
  问题提出来了,魏京生能否召集民运大咖们开会研讨一下?前时,杨巨峰在我推特上跟推发文,说中共的“十九大”都召开了,你魏京生的“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咋总不换届?
 
 
              顾晓军 2017-11-9 南京
 
 
 
 

2017年11月8日星期三

中国民运中的“理论战”(重写)



中国民运中的“理论战”(重写)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七十
 
 
  今,重写“中国民运中的‘理论战’”。《中国民运中的“理论战”》,当至少有——“两个面对”、“五个主要对象”与“三大创新”。
 
  “两个面对”:第一个面对,是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开展中,中国民运必然要面对的对手——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第二个面对,则是中国民运的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错误的思想与理论,如中共乔装打扮后塞到民运队伍中来“素质论”及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等。
 
  而“五个主要对象”:第一个主要对象,是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第二个主要对象,是“素质论”等。第三个主要对象,是“我没有敌人”。第四个主要对象,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第五个主要对象,则是“见好就收”等。
 
  在《中国民运中的“理论战”》的首稿之中,我有这样的记述:“‘打倒鲁迅’后,我陷入种迷茫与彷徨,沉思了很久;最终打出了‘顾晓军主义’的旗号,开始批马克思,写出了《原始共产主义的谎言》、《科学共产主义的梦呓》等”。
 
  《原始共产主义的谎言》与《科学共产主义的梦呓》,均写于2008年的岁末与2009年的岁首。首稿中还记述:我记得:当时在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等上都有论战,有体制内的学者参与(但,不全都站在我的对立面)”等。今天,我已找到了部分佐证。
 
  我200914日与5日的《对批判的反批判》、《马克思主义信徒与莫名其妙》,就是针对人民网强国论坛深水区的网友们对我的批判的反批判,同时也记录下了批判我的文章《顾晓军不应当歪曲了科学共产主义再否定它》、《驳斥伪作家顾晓军的“顾晓军主义”》等。
 
  200912月,我又相继发表了批判与反讽毛泽东的《平心而论“人民民主专政”的错误》、《笔杆子里面出政权》。在这之后,我还发表了《毛泽东思想确实过时了 兼说毛新宇》、《为什么说毛泽东思想确实过时了》、《毛泽东一生建立了两个政权》、《为人民服务是政治殉道》等。
 
  20106月初,我再相继发表了《一批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二批邓小平:发展不是硬道理》、《三批邓小平:邓式改革是誓与人民为敌》等,并引爆网络、震撼华人圈。海外媒体的报道有:新唐人《中国网路论坛公开批判邓小平思想》、希望之声《中国网路论坛公开批判邓小平引发热议》。
 
  于“第一个面对”及“第一个主要对象”,我参与的其他理论战还有《“三个代表”,是扯淡、是坑蒙拐骗!》、《批判张木生》等。而中国民运方面的主要论战文章有《马克思的成魔之路》、《九评共产党》等及“阿波罗网盖棺论定江泽民征文”等。
 
  “第二个面对”及“第二个主要对象”,是中共根据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导出的“素质论”。“素质论”宣扬:中国人的素质差,在中国搞民主不合时宜,至少为时尚早;待国人的素质提高了,民主就自然会到来。如是,海内外泛滥着各种责骂国人的言论。
 
  我发起的对“素质论”的批判,最早源于“打倒鲁迅”。20079月,我相继发表了《民众是供我们爱的,而不是供我们去骂的》、《鲁迅先生私塾式教化民众法可以休矣》等。2009年,我开始“揭露韩寒”;2010年,又开始“抓特务(杨恒均)”。
 
  针对韩寒、杨恒均等,我都较早地抓住了他们的“你是否像鞭炮一样一点就着?一点就着的下场就是炮灰”、“不要上街破坏自己生活环境下面的秩序”等,抓住他们宣扬的民主是远景民主,指出民主完全可以现在时。
 
  台湾的龙应台也说过“其实民主是个不断发展、需要持续演习的过程”。因此,素质高不高都可以实践民主。有问题,可以在实践中解决。不实践,则没有可能解决。即便素质高了,也会有素质高时的问题。所以,“素质论”、等待国人的素质提高,是延缓中国民主的毒计。
 
  “第二个面对”及“第三个主要对象”,是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 “我没有敌人”在理论上是绝对说不通的,因为你有没有敌人不由你说了算,而在于有没有人把你视作敌人;如果有,你就有敌人。你再说“我没有敌人”也没有用。
 
  我批判“我没有敌人”,是2011-12-7的《刘晓波思想批判:我没有敌人》。曹长青的《撕裂的刘晓波》,发表于2011-02-23;但,我刚刚查看了“关于‘四君子绝食’和‘我没有敌人’”的部分,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另,三妹对“我没有敌人”也有批判。
 
  其实,对“我没有敌人”的批判,是广泛的。石三生有,“顾粉团”有,推特上就更多。遇罗锦及民运人士的“刘无敌”的泛称,其实就是对“我没有敌人”的批判。但,真正瓦解“我没有敌人”的,只怕还是我的《中国民运》书中的一批文章。
 
  “第二个面对”及“第四个主要对象”,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最近,我在《平民主义民主是中国民运的方向》等文章中,对虎啸山庄的“‘和理非’之分歧争议,多為定义不确定……包括民眾的武力‘正当防卫’暴力,是非法。暴力革命,是流氓造反,打江山坐江山”等给予了批判。
 
  曹长青在《撕裂的刘晓波》的第三章中说:“甘地和马丁路德金能成,完全是由于面对民主政府”、“刘晓波多次撰文强调,‘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问题是:谁仇恨?谁暴力?谁在毒化谁?”
 
  刘晓波的死,又引发了“和理非”的大讨论。王军涛说“和平理性非暴力没错,无论怎样都恪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也很高尚”,魏京生说“中国人有权暴力革命!和平理性非暴力都是五毛”。我以为:“和平理性非暴力”,就是画地为牢、捆住民众的手脚。
 
  我不支持暴力革命,但我同时认为:谁也没有权利说不许暴力革命。你认为“和理非”高尚,你就把“和理非”当作你的座右铭。但,你不能用“和理非”来要求别人。因为,“和理非”是“高尚”者选择的道德,而不是社会人必须遵守的法。道德与法,不在同一层面上。
 
  “第二个面对”及“第五个主要对象”,是“见好就收”等。“见好就收”是胡平在香港“占中”时发表的高论。曹长青就此发表了《胡平的“见好就收”错在哪里?》。我不想参与胡曹之争,更不想介入“占中”。我只想说,不同人有不同标准。
 
  因此,“见好就收”无法成为中国民运的理论。此外,徐水良的“新人本主义”和“意识科学理论”,主要是对马列主义的批判,对中国民运没有推进的意义。而刘刚常说的“超限战”,是指中共在用“超限战”理论。“超限战”理论,是中共的少将乔良与他的同事发明的,而不是刘刚的。
 
  在介绍了中国民运中的“理论战”及其“两个面对”与“五个主要对象”和大致的理论战的过程后,再说批评家与理论家的区别、就应该容易懂了——对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素质论”、“我没有敌人”、“和平理性非暴力”、“见好就收”等的理论战都是批判、而非建立新理论。
 
  批判,属评论,归时评家类;而不是理论家。因此,赵岩说的“曹长青才是海外民运真正第一理论、政论家”中的“理论家”是错的(“政论家”没有问题)。而胡平的“见好就收”与徐水良的“新人本主义”和“意识科学理论”算创建理论,可称“理论家”。
 
  但,“理论家”也有好孬。“见好就收”没有可操作性,“新人本主义”和“意识科学理论”对中国民运没有推进作用,那么,胡平与徐水良,就只能算有理论水平;即便要称“理论家”,也没有对中国民运有指导意义、且可操作的思想与理论。
 
  而我的《大脑革命》(可“启蒙精英”)、《公正第一》(可聚集基本盘)、《平民主义民主》(指明了方向),是实用的,可谓“中国民运中的‘理论战’”中“三大创新”(这里就不再展开,本书开篇几篇文章都已介绍了)。
 
  中国民运中的“理论战”,是针对各种阻碍民运发展的理论作战。中国民运的理论,是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实践中,抓住社会主要矛盾与本质、抓住典型事件与特例,经过概括与提高,形成的大家一看便知、一想便懂的能够指导民运发展、推动民运走向成功的思想与理论。
 
 
              顾晓军 2017-11-8 南京
 
 
 
 

2017年11月7日星期二

诺贝尔和平奖肯定是防护服



诺贝尔和平奖肯定是防护服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六十九
 
 
  《中国民运中的“反间谍战”》发表之后,“凤姐 有话说”转发并跟推:“好在2012年没获诺奖,否则……祸福相依”。
 
  凤姐的话,一是针对我文中的“如今我还活着,真不容易啊!再,说2012年我差点获诺贝尔和平奖,真不是没有道理的”,二是关照我的《刘晓波原来如此不堪》所引用遇罗锦的《刘无敌为何被害死灭口?》中所论证刘晓波是被中共灭口而言。
 
  其实,遇罗锦的《刘无敌为何被害死灭口?》及用刘晓波的“不够坦荡、巧言善变、出尔反尔、尖酸刻薄与哗众取宠”之性格,论证中共不放心刘晓波“去美国生活,而对刘,必须得把他害死灭口”,是不够严谨的。
 
  因为,刘晓波的无常的性格,虽可以作为分析的对象;但,这样的分析而得出的,是一种推断。而这样的推断,是不能用于证据链中的。因此,刘晓波是被中共“害死灭口”的,仍然停留在推断上,而不能算作论证的结论或结果。
 
  解释完这些。回到凤姐的“好在2012年没获诺奖,否则……祸福相依”上来,我以为:诺贝尔和平奖肯定是防护服。如果是我顾晓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一定可以使我的思想更大胆些、把文章写得更直接些,且不会有任何生命危险。也就是说,中共会因诺奖而不便敢动我。
 
  以上已说明:刘晓波是被中共“害死灭口”,是推断,不一定是事实。那么,我们就把这推断作为一种假设。而如果假设刘晓波是被中共“害死灭口”的,那么,问题与刘晓波有相当直接的关系——换言之:有两点使诺贝尔和平奖在刘身上失去了保护作用。
 
  其一,是我在《严厉批判遇罗锦及三妹曹长青》中说的“党最恨的是双面间谍,就是吃两家、几家甚至通吃。那么,是美国民主基金给刘晓波每月一千几百美元的固定工资,害了刘晓波”(刘晓波可能同时吃着中共的,文章中有)。这是种不忠诚,自由世界或许可原谅,中共是最恨的。
 
  其二,是刘晓波实际上没有理论能力,就只有玩政治,想走从政的路,觊觎中国民主后的“大总统”。而事实上,中国民主派中的很多人也确实把刘晓波看作民主后的“大总统”。不仅是民主派的人,其实连监狱的看守也这么看。惦着八字没一撇的事,也是刘晓波被害的原因。因这涉及到权力之争。
 
  而我如果获诺贝尔和平奖,就不会有刘晓波的麻烦。第一,别说吃两家,我连一家都不吃——中共的,我肯定不吃;美国的,我也不会吃。第二,我有思想与理论能力。获了奖之后,继续做我的学问;即使中国民主了,我也对那啥总统毫无兴趣。
 
  如此,是不是我顾晓军获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就肯定是防护服、只会对中国民运有利,不会“祸福相依”?“凤姐 有话说”,你说是不?
 
 
              顾晓军 2017-11-7 南京
 
 
 
 

中国民运中的“反间谍战”



中国民运中的“反间谍战”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六十八
 
 
  “中国民运中的‘间谍战’”之命题不妥,因中国民运不需要对谁间谍,所以只能是《中国民运中的“反间谍战”》。
 
  而“反间谍战”,实质上就是抓混进民运队伍中的间谍。这样的间谍,从理论上讲什么身份都有,包括中共的、美国的等。但,一是因中国民运与美国的价值观同一方向,二是因中国民运不掌握政权,所以即使有美国间谍,人家也属长期潜伏。
 
  对于长期潜伏、没有活动的潜伏者,一是几乎没法抓,二是即便能抓出来也没啥意义。如是,中国民运的“反间谍战”、“抓特务”,就主要是抓中共派遣(或潜伏或渗透)在民运队伍中的特务;目的,也是为了民运不被其所破坏。
 
  就“抓特务”而言,如今最有名的自然数刘刚。但比刘刚更早成名的则是华夏黎民党。即便华夏黎民党,也不是民运中“抓特务”的鼻祖。实事求是讲,中国民运“抓特务”的鼻祖是我顾晓军。有华夏黎民党发表于2011-3-29的《顾晓军老先生,这杨恒均要和你玩失踪,你怎么办?》可为证。
 
  其文章道:“华夏黎民党很早就想写篇文章来感谢顾晓军老先生,就在顾老先生揭露杨恒均和李悔之之前,我们已经给李悔之发出了联系涵……幸亏顾老先生揭露得及时,避免了我们华夏黎民党过早暴露……顾老先生为我们党立了大功,我们在此表示万分的感谢”等等。
 
  我“抓特务”,源于我的“揭露韩寒”的网络行动。说实在,之所以被“顾晓军:明天下午2点之前请不要离开家,我们要登门拜访,跟你这个大作家谈谈心(2009-11-26 01:25)”威胁,就是因为“揭露韩寒”一步步挖出了——韩寒是大五毛、是中共的间谍。
 
  揭露了韩寒,在狂捧韩寒的新浪没法混了,我就转战到了博客中国。到博客中国后不久,又发现杨恒均不对头:一是杨的文章常不是热点,没理由总占着头题;二是杨在操纵“宽容”大讨论,引导向往民主的人要宽容、有素质才可能实现民主等。
 
  韩寒就有素质论调,且有名言“你是否像鞭炮一样一点就着?一点就着的下场就是炮灰”、“不要上街破坏自己生活环境下面的秩序”等。怎么杨恒均也玩“素质论”?而我以为:面对强拆、截访等,弱者根本没资格“宽容”强者。
 
  这样的言论出来后,我遭到各种或明或暗的打压。我心里明白了:杨恒均与韩寒一样,是中共派驻在网络上、操纵舆论的特务。我开始发表《韩寒大5!杨恒均是党员!李悔之算个diao!》、《论“共产党员民主小贩”》。
 
  尤其是我的《钱云会事件,我也很想与党穿一条裤子》,揭露:许志永的《公盟“钱云会之死真相”调查报告》,把钱云会定性为“普交死”;韩寒的《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与杨恒均的《“事实”只有一个 “真相”却有很多》是配合,打压网友们的质疑。
 
  这样,我就开始撰写并发表了《杨恒均的卧底、线人身份之简析》、《杨恒均特务身份之再析》、《杨恒均玩“失踪”的伪大意义》、《笑谈杨恒均玩“失踪”》,以及《“秘密树洞”惊动了党》、《冉云飞被李悔之钓鱼送进了班房》等一系列的“抓特务”的文章。
 
  背景:2011125日埃及革命。钱云会事件恰好也在一月,党害怕了,让公盟的许志永搞“普交死”,让韩寒与杨恒均及南都的柴会群配合掩盖真相。而我则通过钱云会事件,揭露他们是特务。如是,杨恒均就玩“失踪”、证明他不是特务。
 
  而那时,“茉莉花”已开始。“秘密树洞”与诱捕,也同时在进行。党在杨恒均指引下,不断搞掉我的博客。而华夏黎民党一激将,我就更勇猛了。同时,石三生等也不断发表《中国网路第一间谍战:顾晓军,杨恒均之争》等文章。
 
  这样,一场“抓特务”、中国民运的“反间谍战”打响了。当时参战的有十多人,其中有一姓杨的女士、也有力地证明了杨恒均是特务。可惜时间太久了,已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但有一点是可肯定的,当时非常危险。
 
  如今我还活着,真不容易啊!再,说2012年我差点获诺贝尔和平奖,真不是没有道理的。可惜,被中共另一拨特务艾未未、陈光诚等给搅黄了。刘刚在《顾晓军是先知先觉》中说我比他的思考“超前一个位相”,其实,也是因为这些就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哪还能不超前呢?
 
  总结与归纳一下。一、“抓特务”要思维出新,建议大家看看石三生推崇的、我的《一个弥天大骗局》等文章。还要细心观察、认真分析、充分论证,一般不要学华夏黎民党的“本党调查部调查”谁谁谁是特务。像刘刚那样就可以了,比刘刚更细、自然就更好。
 
  二、需要“抓特务”时,不存在“团结”问题(2011-1-29,我发表过《笑谈民主派内的“团结”问题》)。那么,什么是“需要抓特务时”呢?这里说的“需要”,就是当你认为是特务的人、在你认为他正在危害中国民运大局时,就可“抓特务”。
 
  三、谁有权抓呢?谁都有权抓。中国民运,是所有中国人的民主运动;凡愿意加入的,就同时拥有捍卫中国民运的权力,自然也就同样有了“抓特务”的权力。那若是有人蓄意破坏、乱抓呢?不怕,大家不是傻子,没那么好忽悠。
 
  也许有人会问,你不写过《海外民运百分之百是特务又如何?》吗?没错,“又如何”与“抓特务”是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相当于毛泽东的“统一战线”,后者,相当于毛泽东的“延安整风”(内部整肃不应该放弃)。
 
  当然,如果能利用特务,那就更好。但,这不是容易的,一定要小心谨慎。总之,“抓特务”也是提升自己,提升自己辨别的能力,提升自己防范的能力等等。如果觉得自己功力还不够,那我就建议大家:在自己的心里抓、不说出来,过段时间再检查下、看抓得对不对。
 
  我的最后一条忠告,就是——千万不要当特务!特务,都没有好下场。我们参与“抓特务”、“反间谍战”的目的,是保护好自己,保护好中国民运不被破坏。千万不要太投入,说不当中共的特务、当美国的间谍……那你就是找死。
 
  (注:本篇,将收入《中国民运》一书中,替下原先的《中国民运中的“间谍战”》及《中国民运中的“抓特务”》)。
 
 
              顾晓军 2017-11-7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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