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贵爆料”之反思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四十三
郭文贵在与夏业良、章立凡等闹翻后，把刘刚也逼走了；昨日，又与唐柏桥闹翻（见《唐柏桥痛斥郭文贵酒后胡说 郭文贵恼羞成怒彻底翻脸》）。
文章道：“郭文贵本来承诺要捐款支持唐柏桥的民主革命大会，但后来在一次‘酒后’直播又抨击民主革命大会，给大会泼凉水。然后唐柏桥给郭文贵语音留言，慷慨陈词痛斥郭文贵近30分钟”等等。
算起来，郭文贵已将三种民运大咖逼成了“反对派”或旁观者——第一种，是铁杆支持者、为形成“郭文贵爆料”做过贡献，如刘刚、唐柏桥等。第二种，是道义支持者，如章立凡等。第三种，是“反炒”者，如顾晓军、石三生等。
而之所以支持郭文贵的民运大咖们被逼成了“郭文贵爆料”的“反对派”或旁观者，盖与郭文贵有钱有关——夏业良希望郭投资“爆料网站”，唐柏桥指望郭投资“民主革命大会”，刘刚则是受郭之命“重建北大”。唯有我顾晓军，外加章立凡，没想过郭的钱。
想郭文贵的钱，自然不是什么好事。但，我今天不想说这，而是想——替海外民运反思“郭文贵爆料”事件。准确地说，是替中国民主运动反思：在“郭文贵爆料”之中，我们做对或做错、以及是否错过了直逼专制、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良机。
在反思之前，当说明的是三个界定：第一，界定“六四”、“茉莉花”、“郭文贵爆料”，是中国民主运动中的三种特殊形式。如果不是特殊形式，或许没有必要反思；而反思的目的，是今后再遇某种特殊形式时，当举一反三，及时抓住机遇、抓好发展，将运动向有利于民主进程的方向转化。
第二，界定“六四”、“茉莉花”、“郭文贵爆料”，都是自然形成的，不考虑有可能是中共做的局。即便是中共做的局，也可以因势利导，利用之，使其成为真正的中国民主运动。“食饵”（石三生之语）的事，发生过，并且也成功了。
第三，界定“六四”、“茉莉花”、“郭文贵爆料”，都失败了。关于“六四”是中国民主运动中的一次重大失败，是我在今年的前些时候才悟到并定性的，散见我前时的文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六四”28周年到来之际，追责刘刚》，即《顾晓军与刘刚大战三百回合》。
或许有人会说“郭文贵爆料”这事还没完，会用《郭文贵10月12日：遴选大量资料，将在十九大前后继续爆料》等证明之。然，郭文贵在爆料之始，说过“千万人上街”、“不会有十九大”等；而“十九大”马上要召开了，因此、说“郭文贵爆料”失败不为过。
“郭文贵爆料”失败了，那么，“郭文贵爆料”失败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我以为：“郭文贵爆料”失败的第一个原因，就是郭文贵的个性的张狂。坦率地说，在“郭文贵爆料”初期，已从郭文贵的身上看到了我顾晓军“打倒鲁迅”时的影子。
如果稍微收敛一些，如果能向李大师学习，如果有点“真善忍”的味道，那么，就当主动与海外民运搞好关系。这里不谈海外民运如何，我已公开发表过《海外民运百分之百是特务又如何》，应该讲究、如何利用好海外民运等等。
显然，郭文贵没这么做，反而似在离间民运。郭文贵这么做，可原谅；而民运，则应该高瞻远瞩，应该消无声息地去平衡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海外民运在“郭文贵爆料”期间开了两次会，讨论如何处理与“郭文贵爆料”的关系。这里不是说会开的不对，而是说不开也应该知道怎么处理。
我们反思，就是要用今天的反思、去指导今后可能发生的、民运中的特例。“郭文贵爆料”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海外民运围着“郭文贵爆料”转。围着“郭文贵爆料”转，有的是因郭文贵事实上已成了网红，而有的则因郭文贵有钱等等。这样的眼光，实在与民运不匹配。
在“郭文贵爆料”成为热点、成网红之时，我以为应该做的是——借“郭文贵爆料”之势，发展不同的、多个的点（如，我“炒刘刚”），进而争取形成面——即到处有“爆料”、到处在“爆料”，四处开花。于这点上，何频的《明镜》做的不错。
然而，刘刚们看不到这些，曾批评我对何频过于恭谦（大意，原话记不得了）。刘刚们，专捧郭文贵，甚至我丢下何频后、专事“反炒”郭文贵，刘刚也几乎不能容忍、差点要拉黑我。却不想，如果郭文贵垮了，指望谁“爆料”？
没及时推广“爆料”，形成多点的、大面积的、如火如荼的中国民主运动，是重大的失策。“郭文贵爆料”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郭文贵爆料”的内容可证实性不够。“郭文贵爆料”的内容，绝大部分是云里雾里。
不是说不能爆料内容不能云里雾里，而是说主爆料人郭文贵、不能云里雾里，更不能走色情路线。如果像我以上所说，形成了“爆料”的多点、甚至是四处开花的面，那么，就可因不同的“爆料”人、而形成不同的“爆料”内容的侧重；这样，即可立体了。
试想，一个立体的、以“爆料”为主要形式的、内容层出不穷的中国民主运动，那该是怎样的蔚为壮观？一旦“爆料”成为追求民主的人们的自主意识、甚至是下意识，人人争先恐后，“爆料”无休无止，那么，即便想打压，不也怕是难事了？
“郭文贵爆料”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郭文贵爆料”过早地说出了“千万人上街”、“不会有十九大”之类。因为，结果往往并不是能够预想得到的。当然，任何事，人们都会预想结果。然而，过早地暴露目的，往往只能是失败。
看看薄熙来，看看他主导的“唱红歌”，看看重庆搞的“唱红打黑”，结果怎么样？再比比习近平，五年前，谁知道他要“反腐败”，谁知道他要“老虎苍蝇一起打”，谁知道他要做“中国梦”，谁知道他搞“一带一路”？
我这不是夸习近平，而是说过早地暴露目的、往往只能承受失败。不信，可看看三十六计，那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声东击西、无中生有、暗度陈仓、借尸还魂、调虎离山、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等等，不都是在讲隐藏自己的目的、以欺骗取得成功吗？
从另一方面说，中国民主运动该是个过程，讲究的是过程。龙应台说“其实民主是个不断发展、需要持续演习的过程。以‘权’逼人的威权政府拔掉了，有商业财团用钱来垄断；商业财团的问题若解决了，你发现媒体本身的‘正义’很有问题；媒体的问题若解决了，你发现公民团体本身非常霸道”。
这是台湾实践民主的切身体会。而我们，总是喜欢预设目的。预设目的的最大的坏处，就是容易被人忽悠。如“素质论”，就是以目的阻碍现在时的民主。如果讲民主、讲现在时，“素质论”就没法混了。所以，我们该多反思、讲究过程，少谈目标与结果。
就说这么多。把“郭文贵爆料”算作民运的一种特殊形式，应该没错。至于反思，也应该没错。魏京生、胡平、王丹、刘刚、王军涛、唐柏桥、夏业良、章立凡们以为如何？
顾晓军 2017-10-13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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