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1日星期一

小说的构思与谋篇


小说的构思与谋篇
 
    ——顾晓军主义:文学散论三千八百五十八
 
 
  短篇小说的构思与谋篇,是指包括怎样写好人物、怎样写好情节、怎样写好氛围、怎样玩好创意、怎样玩好象征、怎样玩好“误会法”、小说的横写与纵写、小说的语言与描写及立意、布局、风格、手法与特点等等在内的、总体的、综合的思考与思维活动。
 
  那么,具体怎样构思与谋篇呢?我们在想写一篇小说时,首先遇到的问题必然是选材,即你要写什么。而要写什么的思考,往往涉及——最近什么容易发表,读者对什么感兴趣,什么能在网上引起轰动效应等之类。这些不是不应该考虑,而是从这类出发去思考、是很难写出优秀作品的。
 
  因为,这实际上是按需写作。夸张地说:报纸上宣传“三个代表”,你写“三个代表”的小说;报纸上宣传“和谐理论”,又写“和谐理论”的小说……就算你反应快、有才气,写得也很不错,都能及时地发表出来,可到了今天,“三个代表”的小说、“和谐理论”的小说等等,于你、又能有多大的意义呢?
 
  这,还没有把你的创作生涯、放在更长的时段中去考量。如果你奋斗了多年,小有成功,该出小说集了,你好意思把“三个代表”小说、“和谐理论”小说等等收进去吗?而如果不收入的话,无论如何、那些不也都是你的经历与历史吗?如是,你就矛盾吧。
 
  其实,以上所说仅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还是——那样写小说、很难能写好。那么,怎样才能写好呢?这就是、小说的构思与谋篇的问题了。而要谈好、谈透这个问题,又要涉及到人物与性格、情节与命运、横写与纵写、氛围与背景、语言与描写及创意、象征、“误会法”等等。如是,让我们来结合小说的构思与谋篇、而逐一地回顾,我也争取另辟蹊径、逐一地把问题谈得更透彻些。
 
  首先在〈怎样写好人物〉中,我解剖了自己的〈臭不要臉老畜牲〉,从性格、情感、爱憎、习惯、癖好、风格与行为方式、心理路程、思想变化以及优点、缺点等方面,给大家具体讲解了怎样写好人物;随之,介绍了如何建立人物库,为能长期从事短篇小说的写作、而储备必要的人物;最后,给大家讲了如何提升自己,如何建立自我奋斗的目标及如何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这些都围绕人物、围绕怎样写好人物。换言之,写好人物是构思与结构短篇小说的重中之重。很多人一打算写小说,首先考虑的就是主题。中小学语文教育,也把主题放在写文章的重要位置,而没有讲如何写好人物的内容。那么,中小学语文教育错不错呢?没错。主题确实是写文章的重中之重。问题是,写小说已不是写一般意义上的文章了。
 
  写文章,是用逻辑思维。逻辑思维的文章,讲究主题明确、深刻,思路清晰、思辨严谨等。而构思小说,则是文学创作,是用形象思维、去含蓄地表达想要表达的内容,且也希望覆盖面尽量、尽可能地宽广与宽泛。因此,在构思小说之时、先考虑主题,就进入了逻辑思维的状态、而不是进入了形象思维的状态。这就违背了思维规律,所以写不出好作品(本章节之首谈到的“按需写作”,实际上就是种逻辑思维,而非形象思维)。
 
  道理就这么简单。我再举例说明。比如,鲁迅的〈阿Q正传〉,是什么主题?如果谁能简单地说出〈阿Q正传〉的主题,那就只能证明——那人会扯淡。〈阿Q正传〉的贡献,是阿Q这个人物、从这个人物身上折射出的“精神胜利法”。
 
  我摆渡了下“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还真有人说出诸如“(3)提出了农民革命和出路问题;(4)对革命前途问题的探索;(5)表现了鲁迅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精神”等一堆。这只能说明这些是扯淡,国人已进入了种形式主义的扯淡怪圈。
 
  如果阿Q能代表中国农民,我以为:鲁迅认为、鲁迅笔下的——中国农民,是顽劣的、没希望的(因“精神胜利法”,“包括盲目自大、自轻自贱、自欺欺人、欺软怕硬、麻木健忘等。它是精神鸦片,是中国人民族劣根性的具体概括”——同摘自百度知道“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所以,鲁迅才在构思小说时,安排阿Q最终被杀掉(寓意:这样的中国农民,是没有“药”救的,只有从肉体上消灭掉)。
 
  无论你赞不赞成我的说法,事实上——Q这个人物,与他的种种缺点、毛病,及他的命运,才是作者鲁迅、用形象传递给我们、要告诉我们的。由此亦可见:在小说中,没有人物就没有主题。即,如果你不能把人物写好、写活,就根本谈不上主题、也不配谈什么主题。
 
  比如,我把〈臭不要臉老畜牲〉写好、写活了(见本书〈怎样写好人物〉),才配谈主题。如果我不是被中共封杀,〈臭不要臉老畜牲〉也能像〈阿Q正传〉一样进入应到的各社会层面,那么,必将会被解出一千个、一万个主题。所谓“一千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是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觉,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理解。而能够被不同的人解读的,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个中人物,才是真正的人物——那人物身上折射出的,也才是作品的主题思想,而不是你预想、预设的某一个主题。
 
  小说的人物,就应该这么构思。而主题,在小说中并不重要,甚至还没有小说中的人物的性格重要。因,人物的性格关乎人物、能够折射出主题,〈阿Q正传〉如是,〈臭不要臉老畜牲〉也如是。相反,主题先行,违背思维规律,就很难写好、写活人物。在小说中读到一个僵死的人物,只能说明那小说失败了;而于一个失败了的小说,讨论它的主题、还有啥必要与意义呢?
 
  这就是用形象思维、还是用逻辑思维,来构思小说的区别之所在。也是我为何反对“按需写作”与主题先行之所在。
 
  说主题在小说中并不重要,不是要贬低主题在小说中的意义,而是在强调与突出人物在小说中的作用,以免为迎合社会、过多地思考主题,而伤害对人物的构思。且,人物也确实相当于小说中的灵魂。可以这么说——有没有人物,可确定你写的是不是一篇小说;而有没有性格鲜明的人物,则更能够确定你写的、算不算得上是一篇优秀的小说。
 
  构思小说人物之关键,还不在你下笔写的那会,而在于你平时是否将他或她不断地盘活。所谓盘活,是指一有空就在脑子思考你的人物,想他的性格、情感、爱憎、习惯、癖好、风格与行为方式、心理路程、思想变化以及优点、缺点等的方方面面。于小说的人物,当像留胡子的男士时常修剪自己的胡子,像爱护肤的女士每天保养自己的皮肤……只有这样,你的人物、才会在脑子里渐渐活泛起来、呼之欲出,在你下笔时、才会无论怎么写都能活灵活现。
 
  而想成为一个有成就的小说家,则还需要经常盘、盘活你人物库里储备的大部分人物,供你在需要之时、能够随时拿得出来。至于哪个先写、哪个后写,则当像摘瓜一样——哪个先熟,就先摘哪一个。
 
  当小说中的人物的问题解决之后,情节问题也自会随之凸显出来。而这,就是怎么构思与谋篇小说的第二个问题了。
 
  在〈怎样写好情节〉部分,我以自己的〈尝试一夜情〉、〈裸跳〉、〈包皮手术〉、〈美丽拉拉情〉、〈相信政府〉及卡夫卡的〈变形记〉,已给大家详细讲了如何用悬念、事件、故事及情感、性格、心理、思想与幺蛾子等来展开与推动情节,从而让读者关注你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且,我还介绍了如何用理性的方法(概括成三句话)推进情节——第一,用一句话概括你要写的情节(含立意)。第二,折腾你小说中的主人公,让他或她一步步走向你给他或她安排的命运(含立意)。第三,到达终点,或“翻盘”、抖包袱、亮底牌,表现人物的最终命运(含立意)。
 
  大家当发现——在强调人物时,我拼命打压主题;到了情节部分,又开始强调立意。许有人会问:立意不就相当于主题?是的。先强调人物,是为规避主题先行的灾难性风险。而在情节部分强调立意,则为避免可能出现的、情节发展的随意性问题。用立意引导情节发展,不仅可规避随意性,同时还可衡量合理性。
 
  合理性,分情节自身的合理性与某情节在你这篇小说中的合理性两个层面。第一层,情节自身的不合理,如那些抗日神剧中的“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裤裆藏手雷”等等。这一类的情节,无论放到什么样的小说与电视剧中、都不合理。第二层,又分两种——第一种,可称为“多余”的。即,你写的某个情节没有必要。也就是说,其是可有可无的,甚至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第二类,则可称为“欠缺”的。即,你的这篇小说中,哪些该写而没写到、或写得不够的。于此类,常见的就是没有铺垫、或铺垫不够,之后却突兀地出现了。
 
  “多余”的,较易理解,可用鲁迅的〈孔乙己〉说明。如〈孔乙己〉是篇刻画孔乙己这个人物的小说,因此〈孔乙己〉中的“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下,羼水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幸亏荐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无聊。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等,就都是多余的,可精简或删除。因〈孔乙己〉中的“我”,只是视角、而不是人物。
 
  “欠缺”的,没有铺垫或铺垫不够、之后却突兀地出现等,则往往是隐性的,不易察觉的。也正因如此,很多名人名著、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我最为赞赏的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叶子〉,作品对主要人物老贝尔门(琼西与苏,其实只是两个配角)就缺少铺垫(这是一个事实。在我指出后,大家或会恍然大悟、感受到这一问题存在。而具体该怎样铺垫、怎样才更加合理,则待我在本书第二部分“揭开名人名著之面纱”的〈糟蹋欧亨利〉中再详细谈)。
 
  无论是〈怎样写好情节〉部分谈到的如何用悬念、事件、故事及情感、性格、心理、思想与幺蛾子等展开与推动情节,还是本章节谈到的用立意引导情节、避免随意性与强调合理性及合理性的两个层面,乃至第二层面的“多余”与“欠缺”,都是构思与谋篇小说时需注意并把控好的。若不把基本功练好、练扎实,按小说的立意而构思与结构情节,诸如出现“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裤裆藏手雷”等,就不足为奇。没准那些人在想到“手榴弹炸飞机”的那一刻,还以为是神来之笔呢。而为审查者好恶而煽动民族仇恨,今后没准连放屁打鬼子、也能编得出来。
 
  其实,投审查者之好恶,就是主题先行。由此可见,反对主题先行与讲究合理性、是相辅相成的。因此,亦可见:不是不要主题、不要立意,而是要与人物、情节融为一体。相反,就我本人而言,是很讲究立意的,例子之前已举过不少、不赘;反过来,举些名人名著的败笔、供大家参考、汲取教训。
 
  典型的有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其结尾“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如果“红玫瑰”与“白玫瑰”,真是象征“爱我的人”与“我爱的人”两种爱情的话,“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就与立意无关,属犯了随意性的毛病。而随意性的毛病,一般不会在小说结尾处;在结尾处出现,只能说明——张爱玲技穷了。
 
  而如果“红玫瑰”与“白玫瑰”写的不是“爱我的人”与“我爱的人”的话,那么,将〈红玫瑰与白玫瑰〉分成前后两截子写、无疑又犯了小说构思与谋篇中的大忌。构思一篇写“爱我的人”与“我爱的人”的小说,可以说很容易——因,无论男性或女性、都会同时存在“爱我的人”与“我爱的人”的思考与选择;这样思考与选择,也常是相互交织着的。完全没必要像〈红玫瑰与白玫瑰〉那样,把振保的过去设计为“爱我的人”、后又变成“我爱的人”,最后再没理由地变回来。
 
  将一篇小说分成前后两截子写、与最后又没理由地再变回来,仅就这两点而言,就可以说〈红玫瑰与白玫瑰〉是篇典型的垃圾小说。而写出如此垃圾小说的张爱玲,竟也能成为名人、且迄今仍被追捧,这恐怕是只有中国才会出现的奇观了。因此,我情愿相信〈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分两截子写与胡乱的结尾,只是张爱玲的败笔。
 
  其实,在小说的构思与结构上不注意谋篇的,不止张爱玲。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的结尾处的“正如诸位所知,麦琪是聪明人,聪明绝顶的人,他们把礼物带来送给出生在马槽里的耶稣。他们发明送圣诞礼物这玩艺儿”等等,也是经典的、构思与谋篇上的败笔。欧·亨利在〈麦琪的礼物〉中运用的“误会法”是双向的,非常漂亮;而结尾,却又是经典的“多余”。
 
  欧·亨利的〈最后一片藤叶〉与〈麦琪的礼物〉,是除我之外、我认可的、世界上最好的两篇短篇小说。然,这样的两篇经典的小说,却分别犯了小说的合理性之第二层中的“欠缺”与“多余”的两类错误。由此可见,本部分所谈的、用立意衡量与舍取小说的情节之“多余”与“欠缺”的重要性。同时,亦可见小说的构思与谋篇的重要性。
 
  在小说构思与谋篇的框架内,已谈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不同、必须优先考虑人物、反主题先行与用立意衡量和舍取情节之后,布局、比例等问题(小说的横写与纵写)便凸显出来了。
 
  许有朋友会问:为何不先讲氛围?我的回答:本书中的怎样写好人物、情节、氛围等,是遵从“小说三要素”等习惯;而本章节,是小说的构思与谋篇。换言之,在小说的构思与谋篇的框架内,布局、比例(横写与纵写)等问题,当更优先解决。
 
  在用立意衡量与舍取情节的最后,其实我们已经触及到了布局、比例等问题。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之分成前后两截子写,就是布局问题。再如,〈麦琪的礼物〉结尾处的那段画蛇添足的赘叙,也与布局相关。即使是欧亨利的〈最后一片藤叶〉中、对贝尔门的缺少铺垫,同样是布局上的欠考虑。
 
  为能够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我把鲁迅的〈孔乙己〉拆开来、让大家看看。
 
  〈孔乙己〉开篇的“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这一自然段,是横写。第二自然段的“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等,也是横写。第三自然段,仍然是横写。因为,这些都与小说的主人公孔乙己、没有直接的关系,属于交代小说背景一类。
 
  只有从“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开始,到孔乙己偷书、被打断了腿,再到“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直至结尾“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才都是纵写人物孔乙己。
 
  大家当发现:〈孔乙己〉这篇小说,形成了个三段横写、余下的全部纵写的一个“大头钉”。当然,即便是〈孔乙己〉是一个“大头钉”,也不并影响阅读。但从讲究的角度、从小说的横写与纵写的角度而言,这就是败笔。这说明,鲁迅很可能不懂或不善于构思与谋篇,至少也是在布局上出现了问题。
 
  自然,或许我对鲁迅、对〈孔乙己〉要求过高。但由于中共对鲁迅宣传、〈孔乙己〉进入教育部设定的教科书,因此,鲁迅已是绝对的名人,〈孔乙己〉也早成了绝对的“名著”;如是,对于〈孔乙己〉的“大头钉”问题,对于鲁迅在〈孔乙己〉的构思、谋篇与布局上确实存在的问题,我发现了就不得不说,不能听之任之、而任其误人子弟。
 
  以上之问题的出现,就是对横写与纵写、布局与比例等漫不经心的结果,也是小说的构思与谋篇中的误区与盲点。在我之前,没人看出、提出。因此,提醒大家、不无道理。
 
  于小说的构思与谋篇,接下来就该讲创意、象征、“误会法”部分了。那么,为何又要抛开氛围与背景、这些属于“小说三要素”的内容,而先说创意、象征、“误会法”呢?因创意、象征、“误会法”,都既涵盖了一篇小说的全篇,又涉及到一篇小说的结尾。
 
  而小说的结尾,是至关重要的。一篇小说的结尾结不好,往往会毁掉一篇小说;即使不至于会被全毁了,也至少是会被减分的。以上提到的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结尾、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的结尾,就无不是这样。
 
  在〈怎样玩好创意〉中,我们说“每篇成功的短篇小说作品中,总有那么个点子,一个作者来自生活的发现,一个于文学与艺术生活中的创新,而这个点子、这个发现、这个创新,就是短篇小说的创意”。自然,任何一个创意、都是自始至终贯穿全篇的,但,结尾处、则是关键之关键。
 
  比如,我的小说〈相信政府〉就是一种创意。小说的主人公老爷子,讨厌大妈、大娘、大婶们的管闲事、瞎打听,就瞎编、混说“等发票,免费、领五斤鸡蛋”。而这样的混说,却被大妈、大娘、大婶们信以为真,最终成为流言;结果是几乎整个城市的街道上、都在排队,等发票、免费领五斤鸡蛋。这一创意贯穿全篇,而结尾处、才是关键——
 
  老爷子的混说,最终传到了他太太的耳朵里。他太太回来责怪“我说你这人没有用吧?出去一上午、什么消息都没带回来!这么重大的消息都不知道。”“什么重大消息?”“政府马上发票,凭票、免费在苏果领五斤鸡蛋。”“这是谣言吧?”
 
  “你才谣言呢!我相信政府!”太太说着,打开了电视机、又找出当地的地方台。不一会,就有了播音员的画面,道:“紧急辟谣、紧急辟谣!有不法分子谣传、‘政府马上发票,凭票、免费在苏果领五斤鸡蛋’,经我台记者核实,以上纯属谣言。请广大市民不要参与传谣……要相信政府!”太太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太太还是丢出了句:“我相信政府。”想到那人山人海、排队等着领鸡蛋票的人,老爷子在心中感慨:“多么老实的百姓、多么善良的人民!”可,他啥也没来得及说出口,早已是泪流满面。
 
  “相信政府”这创意,其实是反讽。老爷子无意中的混说、成了流言,在社会上绕了一圈后,当回到他的身边、将太太也蒙蔽了,这样才更有意义。而从他太太嘴里说出的“相信政府”,也才能与老爷子的不“相信政府”、形成强烈的、思想层面上的冲突。
 
  这就是小说创意,及于结尾处的重要性,也是小说的构思与谋篇中的关键。
 
  象征,亦如是,如在〈怎样玩好象征〉中谈到的〈错爱〉。
 
  在〈怎样玩好象征〉之中,我们这样说:“〈错爱〉,对小说、对世界文学的另一个贡献是——‘标题、情节、言外之意……三者之间的、相互的象征关系的、完全的统一。’”
 
  换言之,生不逢时与生逢时的相恋,一同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向往解放区,以及首长喜欢上了生逢时、通过组织做工作、生逢时与生不逢时分手等等、等等,都是铺垫,为的是最后、翻出“错爱——写意生不逢时对年轻时向往革命的悔恨。
 
  自然,“误会法”就更是这样,如〈很黄很暴力〉。也只有在最后,才能“突然,感觉到:有点冷!睁开眼睛,我发现:自己,一丝不挂……呵,上当!我,意识到——是‘麻抢’!我,被麻醉抢劫了。”如果“麻抢”、“被麻醉抢劫”这些字眼过早暴露,就无法构成“误会法”。是不是这样?
 
  所以在创意、象征、“误会法”这类小说的构思与谋篇中,结尾处的写意极为重要,我们当杜绝〈麦琪的礼物〉之结尾处的画蛇添足与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之结尾处的黔驴技穷。
 
  〈麦琪的礼物〉之败笔,很可能是欧·亨利吃不准——该小说究竟结尾结在“误会法”上、还是结在象征意味上。如大家在创作中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建议结尾结在较通俗的形式上,因这是多数人容易接受的。于〈麦琪的礼物〉,就该结在“误会法”上,而把“麦琪的礼物”的象征意味打碎、撒在全篇的各处。
 
  好,终于轮到谈氛围、语言与描写了。然,氛围、语言与描写,只是小说的风格、手法与特点,相当于小说的外衣。而人物(反主题先行、讲清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关系)、情节(用立意衡量合理性及舍取“多余”“欠缺”)、横写与纵写(布局、比例)以及创意、象征、“误会法”(结尾的“翻盘”、抖包袱、亮底牌),则是小说的筋骨或血肉。
 
  当然,不是说外衣不重要,而是谈“小说的构思与谋篇”时,显然是筋骨或血肉更重要。
 
  此外,比语言与描写、更当注意的,是氛围的大概念中的背景——时代背景与社会背景等。当然,若是你在有意识地淡化背景,那又当应别论了。
 
  还有,就是视角。我们在情节的合理性与舍取之中的“多余”部分,已提到“〈孔乙己〉中的‘我’,只是视角、而不是人物”。视角的问题,亦不可疏忽。因〈孔乙己〉中的‘我’,很容易被误解为人物;为此,我专门写了篇小说〈毒礼品〉(教学篇),放大、并让“我”喧宾夺主……这样,就更容易看请视角被误认为人物的危害了。
 
  视角,还不能混乱(有意而为之的“多视角”写法的小说除外)。如张爱玲的〈色戒〉,当是王佳芝的视角,然,小说中竟出现“他提醒自己,要记得告诉他太太说话小心点”等。这样,一是作者的叙述角度不清,二是很容易把读者搞糊涂。
 
  总而言之,凡上种种,都当在小说的构思与谋篇之过程中、尤为注意。只有杜绝了这样那样的毛病,我们才可能把小说写得更好。
 
 
              顾晓军 2018-5-12~6-11 南京
 
 
向諾貝爾和平獎、文學獎推薦顧曉軍(顧粉團著)
顧曉軍及作品初探(劉麗輝著)ISBN 978986950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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