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什么引发了六四？
——顾晓军主义：新民运•三千六百七十四
究竟是什么引发了六四？《方励之自传》中有篇文章叫《一封信引爆北京六四事件》，文章说：1989年1月6日，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建议大赦的信，信中道“今年是五四运动的第70年。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个节日的精神，诚恳地向您建议实行大赦，特别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样的政治犯”等。
且，说第二天有两位客人到他家，他将致邓小平信的副本给了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驻北京代表）。当晚，林就把信的英文副本给了一些记者。这样，信就成了公开信。
在这样的情景下，影响到诗人北岛、老木等。2月12日，北岛等写了一封致人大常委会的信，也呼吁特赦政治犯。且，三天后北岛等又有三十三人签名的信公开发表。
李卫平的《许良英慨评八九民运》也说“一九八九年一月，方励之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要求释放魏京生。之后北岛等三十三位作家发表联名信回应。二月，我（许良英）与老同学施雅风发起了给中共、人大、国务院的公开信，要求进行民主改革，终止因思想、言论治罪的歷史，一共有四十二人签名，主要是自然科学家”。
而民间的、广泛的、普遍的认知则是“胡耀邦下台間接引發六四”、“胡耀邦之死引发六四”、“悼念胡耀邦引发六四”、“胡耀邦逝世导致学潮”、“对胡耀邦的纪念活动是六四事件的导火索”（Google即可见）。
那么，究竟是什么引发了六四呢？作为一个经历过六四那个年代、而没有直接参与的老人，我很想公允地说一说我的见解。
我以为，不能说六四与方励之、北岛等、许良英等的公开信没有关系，但，方励之的《一封信引爆北京六四事件》及《许良英慨评八九民运》之类，则是又犯了知识分子的老毛病——太看重自己。或者说，多少有点儿“贪天功”之嫌。
我个人以为：引发六四的，或者说导致六四发生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改革开放”没有设计。总设计师的设计不过是“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还蛮干（“发展才是硬道理”），且不许说道（“不争论”）、拒绝政治改革（“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这些，才是引发六四的、最根本的原因。
在这样的、没有设计的、还号称由总设计师设计的政治前提下，“改革开放”步入歧途——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老百姓囤米、囤油、囤酱油、囤肥皂……囤一切生活必需品。而大学生，生活费不够用，每天面对清汤寡水的饭菜……心中早已充满了积怨。恰在这时，官倒又横行，财富不断地向官员与高干子弟们的兜里集中再集中……如是，六四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与发生了。
2010年6月初，我曾写过以《三批邓小平：邓式改革是誓与人民为敌》为核心的“批邓理论”（当年6月初即公开发表了前四篇，随即遭到封杀。新唐人、希望之声、自由亚洲等，均有报道与专访。而到11月初，方才全部完成了“九批”）。此后，在《公正第一》与《平民主义民主》两本书中，我都阐述了这样一个理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从来都是相匹配的。即，自由经济的社会最终必然越走向政治上的民主。
邓小平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与“不争论”及“发展才是硬道理”等，实际上就是拧着干。而这样干的结果，只能是社会矛盾激化。如是，在这点或那点上“先知”的知识分子们、就免不了要站出来说话。方励之、许良英们，就充当了这样的知识分子。
而参与六四学运的学生们，谁又能说他们与清汤寡水的饭菜及整日饥肠辘辘没有关系呢？我们，谁没有年轻过呢？当然，我绝非否认他们对民主与自由的认知。且我也没有要否认的意思，只是想说：引发了六四的，是没有跟上经济改革的“改革开放”的——政治改革。
因没有进行配套的、相应的政治改革，六四虽然过去了，隐患却留下了。什么时候再爆发？不知道。我只能说：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爆发，且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爆发。
顾晓军 2018-2-3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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