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经历

我的诗经历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二百七十二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写了点小东西，发表在我们这里的省报副刊和几家国字头的报纸副刊上，就很幸运地进了我们这里的市文联。后来文联升格为作协，我就自然成了作协会员。

　

　　那时，百废待兴。我认识的一位五十年代末参加工作的老作家，星期天要下乡去近郊走访一批六十年代初写作、文革中搁笔的农民作家，我就跟着他、骑着自行车到处跑。到了地点，他与人家谈心，我就田间地头、乡村集市等地到处转悠。

　

　　有了些新鲜感、再抓住点小情趣……回来，就是诗。当然，大主题都是讴歌改革开放、讴歌改革开放后农村出现的新气象等。

　

　　我的另一类诗，源于阅读。当时，我首任太太在图书馆工作，下班带回一大包杂志给我（看完后，再带回去换）。如今，我看到不合适的，会写点随笔、说道说道。那时，不是这样。那时，看到不好的，就忍不住另辟蹊径、写篇远远超过它。是否真的客观上远远超过了，也未必，但也不会太差了。

　

　　以上两种方法写出来的诗，自然都很好发表。那时，又年轻气盛，一天出三五首诗、那都是小意思。每月无论学习与工作多忙，都会有百首。

　

　　诗出来后，选好的给《诗刊》、《星星》。可我从没在《诗刊》或《星星》上发表过，哪怕是半首诗、一个字。记得《诗刊》与《星星》都分别给过我录用通知，可后来都还是没发出来。

　

　　《诗刊》或《星星》退稿，就分别给各家省刊或国字头的报纸的副刊，一般都能用。选剩下的，再给地市级报纸副刊或杂志。

　

　　那时，抄诗是一大工作量。我从不把退稿给另家，都重抄、以示尊重。许这也是常被选用的原因。

　

　　那时，每天早晨出去上班，总把一大批信件投进邮筒。下班回来，也总有一大批或退稿或录用通知或已出版的报纸杂志或稿酬领取通知单。

　

　　可以说，顾城、舒婷、北岛，还有杨炼、高伐林（好像也去国外了）那批诗刊捧出来的，是比我们有名，但绝对没我们发表的诗多，也没有我们挣的稿酬多。

　

　　我们没人捧。但，我们是那时报纸杂志上出现频率最多的，有陈官煊、我、林染等。陈官煊能几乎占领同一期的所有地市级刊物，林染多占领省级刊物。他俩手中都有阵地，我没有、哪儿都去，连县级刊物要、也给。当然，县级的，一得有求，二是偶尔。

　

　　后来，流行散文诗，我又改写散文诗。写散文诗，我的运气也特别好。《中国散文诗报》创刊号上头题的那一组诗，就是我的。

　

　　后来，桂兴华编《散文诗的新生代》，他不带我玩。可，他得请柯蓝写序；柯蓝在序中特别写我，还把我的《“男子汉”宣言》塞进了桂兴华编的《散文诗的新生代》。

　

　　再后来，我又玩歌词。我的歌词，作曲家都是唐诃、若屏、朱南溪等，还有铁源（代表作《十五的月亮》）。这些，都发表在《歌曲》、《解放军歌曲》等上。

　

　　话说回来，运气太好，作品便不隽永。如今，自己看得上眼的都不多。

　

　　你们众筹出版的书的样品，我已看了，估摸得有300页。而我，散文诗和诗的精华、再加复出后写的叙事诗，也不过百余页。所以，就只能是谢谢您的关爱！也请把机会留给年轻人。

　

　　遥祝：你们的事业成功！

　

　

　　　　　　　　　　　　　　顾晓军 2017-3-9 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