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社会的命门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三百九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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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了，记性不好；习惯又不好，不爱随手记笔记。这不，看了点东西，有触动；关上电脑，仔细想想，想好了再上来、就找不到了。
简单说，北京有个人（名字忘了），6月2日被带走了。其，组过一个什么党。这次带走，原因是涉社会转型（这应该不会被带走），有张“线路图”。
“线路图”，我看了，只记得三点（因我有不同看法）：民变、军变（好像寄托于此），经济决策重大失误。
我来谈谈看法。民变，是变不到哪里去的。该变的，早变了。而变了，又能怎么样？没变的，一时也变不了。其一，党从小抓起，小粉红满世界。你怎么变？其二，变，大多与人生转折分不开的。顺风顺水，谁变？谁会自找不痛快？
指望民变，其实是不切实际的单相思，还不如宣传我的“顾晓军主义”的“平民主义民主”、“公正第一”、“大脑革命”。
军变，也没有这种可能。其一，人家清楚得很——“党指挥枪”。其二，指望军变，其实是指望军阀割据。因为，绝没有全军集体叛党的可能。而军阀割据的第一条件，是落后；如今这般现代的中国，几乎没有军阀割据的可能。第二条件，是军队的编制，给了拥兵自重的可能。然，刚刚军改，权力向上集中，且削弱了陆军、加强了海空军（海空军，可钳制陆军，却又不具备割据条件）。
经济决策重大失误，倒是有可能的。但，可能性很小。其一，海外文章，一般都是作者为显示自己的发现的重要性、而夸大其词。其二，人家，也自有一套监控与预警及调整的系统；且如今蛋糕做大了，拆东墙补西墙也能对付一阵。
那么，是不是就没有命门呢？不是。我以为：中国社会的命门，还在政治上，在言论的控制上，在思想的苦闷与求变的内在动力上。
近日，推特上有网友问我什么（忘了），我回答“文字狱，历朝历代都有”等。
其实，“文字狱，历朝历代都有”的原因，是统治者自觉政局不稳，所以就控制言论；而文字狱，则纯粹是杀鸡给猴看。
文字狱的出现的时候，往往是在建政的初期，或改朝换代的时候。一般而言，在鼎盛时期、在风调雨顺的年代，统治者也未必愿意吹毛求疵、而留下千古的骂名。
因此，诸如“新文化运动”等，不是陈独秀的伟大，而是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换言之，没有陈独秀，也会有李独秀、王独秀。
而放过之后，就是收。北洋政府期间，言论是自由了，但军阀割据；因此，蒋介石的独裁，也是社会需要。
蒋不民主，人们期待民主、以为毛泽东会民主，谁知更不民主。父辈们上当了。
毛泽东不民主，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社会主义原本就是一种集权的主义；二，是毛泽东有心理疾病、总怕大权旁落。
如是，毛执政后，一直在收；收到文革，就到了极限。十年文革，其实当分前五年和后五年。前五年，是一路紧的；“九•一三事件”之后，就紧不起来了，人们嘴上不说、脑子开始活跃起来。毛去世前后，很多人关心国家前途。而所谓关心国家前途，有的人是求稳；而有的人，则是在求变。
这种求变，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不轨，而是一种社会的内在动力。这种动力，就像弹簧被挤压后渴望舒张一样，是很难遏制住的。
因此，邓小平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就如同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一样，邓不做别人也会做。邓做，是把握住了中国的脉象，顺应了时代，满足了社会的内在需求。
一个人很难一世清醒。1949年之前，毛泽东全清醒；而之后，毛泽东全不清醒。邓小平也差不多——鼓励“解放思想”的邓小平，开始做与“解放思想”截然相反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到今天，一步更比一步紧。或许薄熙来进秦城，就相当于“九•一三事件”。再往下就是一个契机了，弹簧被挤压得太紧总会渴望舒张。
这就是当今的社会、当今的中国，这就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命门。我觉得分析、把脉中国社会内在的、不可抗拒的命门，比画“线路图”更加的客观。
找出当今中国社会的命门，求变者、可用其求变，求稳者、亦可用其求稳。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所能做的、不过如此。
顾晓军 2017-6-4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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