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媒之解析

现代传媒之解析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二百九十九

　

　

　　现代传媒之解析，分受众、现代传媒之构架与角逐三部分。试图以此，解开现代舆论之纷乱之谜。

　

　　一、受众

　

　　受众，指信息传播的接收者，包括报刊和书籍的读者、广播的听众、电视与电影的观众、及庞大的网友群体。

　

　　受众，在宏观上是一个巨大的集合体；而在微观上看，则是有不同的分类的多样性的社会人。

　

　　以下，我以受众的接受的不同程度，分解成三种人。

　

　　1、讲理者

　

　　举例说明。最近，我与王鹏网友进行了一番交流，交流的焦点是刘刚。他按海外已形成的一种习惯，称“刘刚先生可能受到了某些刺激”。我以“请问：我可以说你是精神病吗”介入。显然，他不能接受，便道出了本质“你们这些人，一会说这个是特务，一会说那个是特务，又没有证据”。

　

　　指证谁是特务，源于我。我知道的，还有华夏黎民党与刘刚及徐水良。我，是用论证的方法。华夏黎民党，用“据调查”。刘刚，我是去年才真正接触到的。徐水良，则迄今不甚了解。

　

　　如是，我回答王鹏：你换话题了。好，陪你。我说谁是特务，一定有分析、论证。你查一下……郭文贵的叫爆料，我的叫论证。

　

　　抓住“分析”，我启发“刘刚先生可能受到了某些刺激”不是分析、论证。而我，是讲分析、论证的。

　

　　最后，王鹏道“刘刚先生的遭遇我很遗憾，也很感激刘刚先生对中国……”（详见我之《请刘刚学习一下》一文）。

　

　　这样的网友，就是讲理者，他接受讲道理。当然，讲道理的主讲人，也要注意方式方法。

　

　　我出版了一本书，叫《公正第一》。另，我写了一半停下来的一本书，叫《讲道理》。其实，“公正第一”说的是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建立的本质，而“讲道理”说的是人类社会讲公正所使用的形式。

　

　　2、被蒙蔽者

　

　　依旧举例说明。最近，我在推特上见到一小美女说“都在骂杨恒均。我看到的第一篇关于民主的文章就是民主小贩的。那时候你们这些民主大师都在哪？都在墙外讨论革命理论？”

　

　　我回答，“杨恒均是我揭露出来的。而后，我就被封杀了”。她转而道“那你的思想，墙内的大多数都看不见，你就只打算在墙外小圈子搞思想”、“你的思想洁癖适合大众吗，为什么总是搞分裂？为什么不能团结有限的资源？”

　

　　我解释道，“思想无洁癖一说，只有离真理远近之分，也就是正确与否。适合大众的，不一定正确；正确的，也不一定能被大众接触到。‘团结’本身就是种党语，而不是自由民主”、“特务就是特务。你欣赏的许志永，在钱云会事件中‘证明’钱云会是普交死。所以，不管伤不伤人，得先揭露出来。这是排除法”、“如果是现在，我也会换种方法说杨恒均的”。最后，她说“说不过你。随便你吧”。

　

　　另，一位网友说“鲁迅的书确实值得一读”等。针对鼓吹鲁迅，我道“殊不知，鲁迅是忽悠中国老百姓的一条狗？有空看下《打倒魯迅》ISBH 9789869220293”。

　

　　说完，我就去长跑。回来，见他道“你的反共思想实在是太根深蒂固”。如是，我发了《鲁迅是延安与日本之间的通道》、《鲁迅没有参加过“五四运动”（之二）》、《挖掘劣根性是为统治者服务的》等文的链接，并道“我反了吗？我不过是实事求是。你们的邓爷爷不是也讲实事求是吗？”

　

　　其后，他回道“我只能说你的反共思想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不过很高兴能认识你，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谢谢指导”。

　

　　以上两例，都属于被蒙蔽者。前者，是被假右所蒙蔽；而后者，则是被真左所蒙蔽。

　

　　3、拒绝接受者

　

　　如前例，同是鲁迅的崇拜者，而有一网友却很另类，他回我“他病逝於1936年10月19日是民國的文學家。他強姦你了？還是打殺你家人了？狗奴才”、“什麼成色自己明白就行！非得拉個名人來显示自己，魯迅逝世時上海兩萬多人送葬”等。

　

　　我回、并解释，“魯迅死时，近千人送葬，是地下党组织的。网上最多也不过说近万人，到你这咋又成了兩萬多？”

　

　　他道“一個民族的偉人沒幾個，但敗類有的是！是人都要學會珍惜”、“你連阿Q都不配，小D都嫌你臟，做趙太爺家的奴才是条路！中華民國正統還沒死光”等。

　

　　实在可笑，我道“还好意思用两蒋作头像，你的脑子与小红粉差不多，你的嘴巴连小红粉都不如”、“五条推，有哪一条不骂人？反过来，我又有哪一条骂了你？你是龙应台的小尾巴吧？龙应台挺鲁迅是无知。懂吗？”

　

　　最后，他以“我不再回應”结束战斗。这就恰似唐柏桥。唐柏桥教导郭文贵，“告诉你真相：这是信仰的力量”。我看不过，说了句“‘信仰的力量’与‘三个自信’有什么区别”。唐就来诈胡，道“剛看到有人感嘆國人不懂邏輯，這是典型一例。說一個人為人好，是因為他有信仰講道德，即信仰的力量。與因為狂熱的宗教信仰而犯錯並不矛盾呀。你的文字邏輯漏洞之處太多，你應該思維更慎密一點，我只是善意提醒”。

　

　　我道：我的“‘信仰的力量’与‘三个自信’有什么区别”，指出了你的逻辑漏洞。请问我的逻辑漏洞在哪里？“你的文字邏輯漏洞之處太多”，这不是“善意”。

　

　　唐道“是的。跟他對話真費勁。為反對而反對。估計太想標新立異了”，我说“‘費勁’，是因你不会讲道理、不懂讲道理的规律与规矩，而不是别人“標新立異”。‘估計太想標新立異了’，是不是又不讲逻辑了”。 唐辩说不过我，就拉黑了我。

　

　　以上两例，都是拒绝接受者。为何他们拒绝呢？因恐惧——怕新思想打乱其原有的习惯思维，所以选择了拒绝纳新。

　

　　二、现代传媒之构架

　

　　简单分，现代传媒的内容，主要有新闻与评论及娱乐化或艺术化的新闻与评论。其中的本质，还是新闻与评论。

　

　　而新闻之中，也包含评论，即采编新闻的角度与立场等。

　

　　因此，本节之“现代传媒之构架”，只需从评论的角度、去解析现代传媒。

　

　　1、评论

　

　　评论，就是引导受众怎么看新闻的文本。而评论者，是制作这些文本的群体。评论家，则是评论者中的佼佼者。

　

　　由于现代传媒的迅速崛起，及因迅速崛起而来不及按传统标准培训人才，评论与评论家及评论者鱼龙混杂；且，因现代思想的对立及金钱的渗透，评论与评论家们更成了各种利益的角斗场与角斗士。

　

　　这里，请允许我将孔庆东与司马南等排除在外（因孔庆东，实为因政治需要而以“骂香港人是狗”等迅速炒作起来的，不具有可分析性），仅以何清涟、曹长青等为例。

　

　　仔细分析，何清涟亦为御用文人，只不过是以反派角色扮演的御用文人。就如同前面提到的许志永一样（按理，许志永是维权的形象与代表，然，在钱云会事件中，他却率先‘证明’了钱云会是普交死。既是普交死，还吵什么、钱云会还有何权可维呢）。

　

　　何清涟的文章，看似反对大陆，实则是解释大陆的各种政策（可参见谢雪等的揭露与批判）。只不过，何清涟比杨恒均及许志永等绕的弯更多、更隐蔽。

　

　　曹长青的文字比何清涟，立场更明确，也更严谨些。但，曹长青也不是个不为利益所动的人。2015年秋，我筹备出版《打倒鲁迅》，曹长青即匆匆发表了《鲁迅是打不倒的巨人》，与杨恒均的《鲁迅与胡适，缺一不可》遥相呼应，狙击我的《打倒鲁迅》的出版（详见劳力等的《曹长青挺鲁的理由不成立》等等）。

　

　　与曹长青比，唐柏桥等则属于忽悠，如“告诉你真相：这是信仰的力量”。这不是种典型的扯淡吗？如果“信仰的力量”能成立，那我请问：本拉登是不是信仰的力量？金三胖是不是信仰的力量？

　

　　在极端伊斯兰泛滥时，当放弃宣扬自己的信仰而讲世俗化，这才是正道。由于唐柏桥们的无知，才犯这样的错。

　

　　可不客气地说：评论与评论家中大多数是忽悠。所不同的，是其所代表的利益不同。

　

　　2、学者

　

　　比评论家更公正、更有良知、也更权威的是学者。学者以其广而深的学问的积累与逻辑的力量，监督着评论家。

　

　　如借逻辑诈胡的唐柏桥，结果被出版了《大脑革命》（实为“顾晓军主义哲学”）、更熟悉逻辑的我，三言两语打得落荒而逃。

　

　　这样的例子很多。如仲维光，想出了句“反共，是每一个人做人的底线”（大约他很得意），便成文、以《人性的底线》发表。而这，恰被我见到，以《仲维光搞道德绑架》批评之；因人性的底线，只能是公正与良知。

　

　　我不反对仲维光仇恨共产党，但不能乱了人性的底线是公正与良知这类最基本的道理与原则。若为了反对共产党而不讲理，那么，毁掉的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

　

　　可以说：评论家们，忽悠着人们、忽悠着整个社会；而学者，则以公正与良知、监督着评论家们的忽悠。

　

　　3、热点

　

　　然而，学者也不是万能的。一如评论家们忽悠不了学者一样，学者在很多事物与力量的面前，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

　

　　如，邓玉娇事件发生并形成形成时，学者能做什么？冲在最前面的，是坐飞机维权的屠夫和网络维权的我。

　

　　热点一旦形成，又何止是学者望洋兴叹，连媒体也望尘莫及。如，我的“爆料王立军”。人们整天盯着我的博联社博客，网络几度挤瘫，一天百万访问量小意思。

　

　　拿眼下的郭文贵说。我的《致韦石先生》虽有深度，但在中国自由之春论坛上、按常规只有几十的访问量；刘刚转发下，按常规、也不过一百多。郭文贵一句“顾晓军先生好”、转发下，立即上八百。而因容量小、话未说完，郭文贵去掉了链接、把话说完，文章的访问量便停在了八百多。

　

　　热点，就是热点。人，是有趋众心理的。也因此，热点是能够左右时局的。韩国的朴槿惠的下台，也可以说是输在了被成为热点上。

　

　　热点一旦形成，评论家就又比学者更主动了。因为，人们已无法冷静、无法仔细思考。作用，就是这么不断地转化着。

　

　　4、媒体

　

　　媒体，终究是媒体。因，像“爆料王立军”那样的情况毕竟少而又少。热点，绝大部分是由媒体制造的。

　

　　如，陈光诚被捧为“英雄”（不知算是美国“英雄”、还算是中国“英雄”），就是美国左媒制造的。尽管没多久，人们就发现了——如今陈光诚在美国很臭，几乎所有的华人都管他叫“陈瞎子”；但，当时，人们还是被美国左媒忽悠了。

　

　　丢开陈光诚例而言。媒体因其长期追踪热点，便成了各种热点的承载器，成了某类新闻的品牌。在自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媒体依然是不可忽略的。

　

　　5、权力

　

　　然而，在权力面前，媒体一样很渺小、很微不足道。因为，媒体是由人掌握与操控的。而人，是患得患失的，也不可能不贪生怕死；尤其是获得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更是这样。

　

　　我说的，自然是非民主的、传统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媒体只能为权力说话。而受这样的国家控制的媒体，也只能是变相地为权力说话。同理，那些评论家们也不例外。即使是学者，能例外的也是凤毛麟角。只有热点，可以例外。

　

　　三、角逐

　

　　现代传媒，其实就是围绕着权力与利益的角逐。

　

　　从原理上说，媒体存在的意义，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监督权力。然，最常见的却是权力在管理着媒体。即使在民主国家，权力对媒体也有着某种的约束力。像如今美国媒体几乎一边倒地与总统川普作对的，是少而又少的特例。

　

　　热点与媒体，在于热点的性质、人们对热点的关切程度。如果热点本身重大、且意义深远，那么，媒体对热点是无能为力的。反之，一般总是媒体左右热点，甚至是制造热点。

　

　　热点与权力，说到底就是受众与权力的关系。因，只有受众关切，才能成其为热点。热点，也往往关系到受众的切身利益。换言之，热点常常是受众与权力的角力。也因此，权力会时不时制造假热点，而误导受众。

　

　　说一千道一万，说到底：现代传媒，是权力及媒体与受众的一场角逐、一场“三国演义”。

　

　

　　　　　　　　　　　　　　顾晓军 2017-3-27 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