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6日星期四

3516 认知民运理论与理论家


3516 认知民运理论与理论家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一十六
 
 
  前时,赵岩说“曹先生才是真正的理论政论大家”。最近,陆东道“网上理论家眾多,可惜没几人愿静下心来”等。看来,认知民运理论与理论家已很有必要。
 
  除上,赵岩的另一段推文原话是:“曹长青才是海外民运真正第一理论、政论家。他的理论和口才远在马屁精‘沉婆箜’加封的伪第一理论家‘狐瓶’之上,他无需太多的备课,演讲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气贯长虹,请大家多看,必有大收益”。
 
  除论及胡平与陈破空外,赵岩证明“曹长青才是海外民运真正第一理论、政论家”的,是“他无需太多的备课,演讲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气贯长虹”。显然,“无需太多的备课”指熟悉,“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描述口才,“气贯长虹”则是形容,都没有涉及到证其理论水平。
 
  陆东最近说“网上理论家眾多,可惜没几人愿静下心来,细心收集网上蛛丝马跡线束﹣Facts,然后用数理逻辑,从已知推道出未知。除了被骂為精神病的刘刚,还有谁”。暂且不议论刘刚,单“网上理论家眾多”,就是不对的、不准确的,甚至是言过其实的。
 
  可以说,中国民运之所以迄今失败远大于成功、没啥重大成果,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像样的、行之有效的理论,也没有好的理论家。若以上的话成立,那么,陆东的“网上理论家眾多”,则属言过其实。
 
  自然,陆东并非蓄意言过其实,赵岩也并非蓄意张冠李戴,他们出现的问题,是他们缺乏对理论与理论家的认知。而大名鼎鼎的赵岩及陆东皆如此,可见,中国民运队伍,确实应该提高对理论与理论家及民运理论与理论家的认知。
 
  网上常见的文章,除新闻外,大多是评论,如曹长青、何清涟等的文章。评论,是一事一议,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理论,是评论的升级,是经过分析,客观地概括出可复制的规律。再升级就是思想了,思想当具备一系列的理论。主义,则是独创的思想、思想的主张。
 
  在《中国民运的思想与领袖问题》中,我以毛泽东为例,谈到“枪杆子里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支部建在连上”、游击战“十六字诀”、“共产党领导下的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及“统一战线”等。这些就理论,是毛在实践中概括出的可复制的理论。
 
  “枪杆子里出政权”,说的是要拥有自己的军队,是可复制的。通过《热血军旗》,我们可看到:起初,朱毛的红四军与彭德怀的红五军及其他武装间,没直接关系。各武装起义与割据,都是“山大王”,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的复制。
 
  “农村包围城市”,是解决革命的样式,是大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可复制。“支部建在连上”,则是细微处的可复制,解决起义部队不散架。游击战“十六字诀”,更是可复制,解决如何打赢。“共产党领导下的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解决单纯军事观,“统一战线”是拉拢,都可复制。
 
  而反观中国民运呢?曹长青的《破除四个迷思 炸毁中共堡垒》(注意:曹是评论、是批判,而非理论)提到“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平理性非暴力”,是刘晓波的理论吧(其实应该也是抄袭),大约也是“六四”的理论吧?但,这是失败的理论,至少是导致最终失败的理论。
 
  我指责“和平理性非暴力”导致“六四”最终失败,不是提倡暴力,是说——理论,应该像毛泽东那样实用。不实用的理论,就如同中共初期的、套用前苏联的“城市武装暴动”,以及陈独秀的依靠国民党的左派等,最终只能失败。
 
  具体分析“六四”:“六四”发动起来了,且规模巨大。这说明,发动“六四”的理论,是可取的,甚至可以说是正确的。但,引导其继续发展的理论是错误的。换言之,“六四”运动中,没有真正的理论家,且能及时总结出可引导“六四”走向成功的理论。
 
  “六四”后,刘晓波又抄来了“无敌论”。“我没有敌人”,是刘晓波抄曼德拉的;而曼德拉,又抄自黎塞留(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两次抄袭都丢掉了前提(弥留之际,神父问“要不要宽恕你的敌人”,黎塞留答“除了公敌之外,我没有敌人”),这没前提的“无敌论”,无疑是歪曲。
 
  很显然,“除了公敌之外,我没有敌人”,我们看到的:是黎塞留的无私。而曼德拉及刘晓波的没有前提的“我没有敌人”,让我们看到的——则是曼德拉及刘晓波的哗众取宠、是他俩的偷换概念、是这两人的敌我不分及跟随与鼓吹者们的愚昧。
 
  自刘晓波“无敌论”问世后,虽诺贝尔和平奖光临了大陆,然大陆却离民主越来越远,政治环境也每况愈下。上层,政治决斗越演越烈,甚至包含暗杀。而对下层,言论自由的资源几乎枯竭,没有地方可以说真话。“民主、自由、公正”成了“24字核心价值观”中的口号。
 
  对应刘晓波抄来的“和平理性非暴力”与“无敌论”的,是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好就收”,其一、不是运动的发展的理论,其二、则是不具备可操作性——其“好”谁说了算?有的说“好”有的说“没好”,自己人打起来怎么办?
 
  至于徐水良的“新人本主义”和“意识科学理论”,则属闭门造车,与“六四”这样的运动几乎无关,与中国民运也关系甚远。而我顾晓军的“公正第一”、“平民主义民主”、“质疑学派”及“‘不被抓’理论”、 “‘不站队’理论”等,又都远在“六四”之后。
 
  “六四”,是一场没有适合于中国民主运动的思想与理论的领导的自发的运动。近,刘刚说“按照这个定义,8964基本上属于布朗运动”。我觉得这个认识是进步(我有《顾晓军与刘刚大战三百回合》,对刘刚与“六四”都有过较深刻的批评)。
 
  “六四”已成为历史,封从德拉黑我也罢、与刘刚争也罢,都毫无意义。有意义的是,中国民主要想取得成功,就应该有毛泽东那样级别的思想家与理论家及对中国民主运动有指导意义的思想与理论的成果。有这样的认识、与有意识地去做这方面的准备,才是有序地为中国民主做贡献。
 
  而赵岩的“曹长青才是海外民运真正第一理论、政论家”与陆东的“网上理论家眾多”等,则完全是错误的,至少是混淆了是非。我们不否认曹长青等的时政评论的积极意义,但时政评论与理论毕竟不是一回事,尤其在“可复制”上、前者与后者的相差不是一点两点的。
 
  另,刘刚常在文章中提到“超限战”理论。我们当弄清楚的是——“超限战”理论,是中共方面的某些人的理论,而不是刘刚的理论。应该说,是刘刚较早发现的,但不是刘刚的。所以,刘刚也不是理论家。如果刘刚有别的方面的、可供复制的,则可另论。
 
  “认知民运理论与理论家”,有目的地做,当是魏京生、胡平、刘刚、赵岩等与曹长青、何清涟及盛雪们该做的吧?(恕不能一一提到,就点几个作为代表吧)。
 
 
              顾晓军 2017-9-13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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