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7日星期五

3521 中国民运是需要自己的哲学的


3521 中国民运是需要自己的哲学的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二十一
 
 
  真的已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一位狂徒,曾在我的推特上开口大骂;骂完之后,他竟然宣称:从今往后,这个世界不再需要哲学了。
 
  我一直在想:其一,这狂徒说的不再需要的哲学,大概是“化简为繁”的西方哲学。从这一点上,还真有点像我。然,他也无知,不知我已搞出了“化繁为简”的哲学。其二,他也真不知哲学为何物。其实,哲学的本质就是认识论与方法论。如果清楚,他还敢说今后世界不再需要认识论与方法论吗?
 
  如今,谁都不再会否认——世界的现代文明,是建立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的。也有不少人会说:工业革命,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背景。可,又有多少人能认识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是相辅相成的,前者又何尝不是后者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呢?
 
  我批评过西方哲学的认识论的繁琐,然而,谁能说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口水战争、不是挣脱维神论的原动力?我批评过西方哲学的方法论的扯淡,然而,谁又能说形而上与辩证法的笔墨官司、不是孕育现代逻辑的孵化器?事物,总有两面性。
 
  我批评过“人生而自由”的断章取义。说“人生而自由”,源于“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而“却无往不在枷锁中”,反映出的正是卢梭对“自由”的矛盾与无奈(因,此语的出处,恰是《社会契约论》)。然而,卢梭的矛盾与无奈,不恰也是一种哲思吗?
 
  民主、自由,其本身就是种哲学。而反民主与自由的马克思主义,又何尝不是哲学?“剩余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从“剩余价值”延伸出的“剥削”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论。有了这样的认识论,不才有了“革命”的方法论?而有了这样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不才有了前苏联的政权的建立?
 
  “中国革命”的成功,在于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地位的确立,在于他领导的卓越。而毛泽东的见地之卓越,则在于他的哲学思想。我所说的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不是指他的《矛盾论》与《实践论》,而是指他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提炼出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统一战线”等。
 
  换句话说,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体现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使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再换句话说,毛泽东在成为中共领导人前、甚至可以说在出席中共一大前,就已经拥有了孕育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类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的底蕴与储备。
 
  如此说来,哲学还不重要?今后不再需要哲学了吗?反之,毛泽东只拥有打江山的哲学思想的储备、而没有坐江山的哲学思想的储备,所以毛泽东不是“镇反”、“反右”,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都失败了。最终,不得不搞“文化大革命”。
 
  如果不是邓小平,毛泽东的一套、肯定维持不下去。而邓小平,则准备了一套维持下去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如“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才是硬道理”、“不争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等。
 
  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这套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中国革命”能维持到今天吗?为何江泽民与胡锦涛,不论在做法上、还是思想上都无法逾越邓小平?就因为“三个代表”、“和谐理论”或“科学发展观”,都是空壳、没有哲学高度。
 
  哲学,不仅是需要,且是非常的重要。说穿了——哲学,就是认识先行、方法跟上。中共,28年、打下一座江山;而中国民运,28年、却只有失败的记录。成败,是表面;本质,则是中国民运没有哲学思想上的准备。
 
  刘晓波,连毛式、邓式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都没有,只有鲁迅式的“拿来主义”,且都是二次“拿来”——“我没有敌人”,是“拿”曼德拉的;而曼德拉,是“拿”黎塞留的。“零八宪章”,是“拿”张祖桦的;而张祖桦,则是“拿”捷克斯洛伐的哈维尔的“七七宪章”。
 
  如此这般的抄袭,搞啥民主运动?当然,我也无意对刘晓波、王丹、吾尔开希、刘刚等求全责备。28年来的失败,在于“六四”的失败;而“六四”的失败,在于“六四”没有哲学思想的准备。无论算刘刚的还是算王丹的“民主沙龙”,没有哲学思想的准备。
 
  “六四”没有哲学思想的准备,不能怨刘晓波、王丹、吾尔开希、刘刚等,因他们都还太年轻。“六四”没有哲学思想的准备,责任在方励之、许良英等“老人”。中国是个特殊的大国,民主运动不可能简单抄袭西方,也不可能有现成的方式。
 
  大家知道:这些年,我蛰伏于网络上,先后搞出了《公正第一》、《大脑革命》、《平民主义民主》等专著。《公正第一》,是讲公正、反对不公。而衡量公正的标准,是“公众以为正、方为正”。“公众以为正、方为正”,讲的是公正的认知与衡量,是一种良知的“公投”,解释权、不能归少数精英。
 
  而《大脑革命》,就是本哲学专著、就是“顾晓军主义哲学”。《大脑革命》与“顾晓军主义哲学”,为中国民运准备了“化繁为简”的哲学思想(也可以简单理解为“实用主义”)。这个“实用主义”的认识论,就是“公正论”、“民权轮”、“自由论”;而方法论,则是“多元论”、“趋势轮”、“否定论”等。
 
  除了“化繁为简”之外,《大脑革命》还为中国民运的思想“启蒙”准备了非“点线面”的、真正的“立体思维”,准备了梳理“常识、常情、常理”、“公正、民权、自由”、“多元、趋势、否定”等等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多系统”。《大脑革命》,是这个时代的哲学“启蒙”。
 
  此外,《平民主义民主》,是解决中国民运的方向、与方向问题解决后的方法等。中国民运,既不可能如英国贵族们披坚执锐从王权那里争取民主,也不可能像二战后的美国、通过民权运动把民主推向新阶段。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所以我才写《中国民运》。
 
  总之,“中国民运是需要自己的哲学的”。人类社会的民主运动与社会主义过去的成功,都证明了——大规模的社会转型或转变,需要哲学的准备。
 
 
              顾晓军 2017-9-19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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