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6日星期四

3517 “消费热点”理论


3517 “消费热点”理论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一十七
 
 
  落伍了,只知曹长青在《破除四个迷思 炸毁中共堡垒》中批“和平理性非暴力”,不知明镜与法广等都报道了《刘晓波逝世引发“和平理性非暴力”大讨论》。
 
  魏京生说“中国人有权暴力革命!和平理性非暴力都是五毛”,王军涛说“和平理性非暴力没错,无论怎样都恪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也很高尚”,黄花岗杂誌说“和平理性非暴力就是别有用心的骗术”,北京之春一民则说“和平,扼制起义……理性,迫使耐受……非暴力,放弃……”
 
  “和平理性非暴力”理念,是“我没有敌人”的温床。如是,我当可以把刘晓波看作是中国民主运动中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理念的鼓吹者。据我观察,反之,王一鸣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另一极端的“制燃烧瓶、杀村长”之理念的鼓吹者。
 
  我批判过王一鸣,他人在海外,可以尽兴说,且可以什么也不做;而人在大陆的话,别说做,单说、就可能被抓起来。因此,“制燃烧瓶、杀村长”是种不可行的极端。“和平理性非暴力”呢,我顾晓军以为:则是一群伪装成讲民主的人们的政治作秀的口号。
 
  而胡平的“见好就收”,我以为:第一,“见好就收”不可能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主理论。因,民主运动(含任何一个阶段)没发动起来之前,谈不上“见好就收”。第二,参与民主运动的人的认识不可能一致,“见好就收”的“好”也就无法衡量;因此,不具备可操作性。
 
  相比,我的专著《大脑革命》(用于启迪民智)、《公正第一》(用于解决主体。即遭遇不公的人,均是民运的基本力量)、《平民主义民主》(则是指明方向),我新近的文章《“不被抓”理论》(讲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地追求民主)、《“不站队”理论》(讲不被利用),则更具实际的意义。
 
  今天,我要阐述的“‘消费热点’理论”,则比《“不被抓”理论》与《“不站队”理论》更有实用价值。我们知道,“消费”产生于社会生产与生活之中。“热点”,是新闻层面的物质与时尚;不消费,也会过时。而人的社会存在的意义、在于行动,因此“消费热点”,就是在描述我们活着、并追求民主。
 
  当然,如果有能力,可制造热点。但,任何热点都有其形成的必要环境。如,我发起的“打倒鲁迅”,就曾是网络热点,甚至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然,“打倒鲁迅”热点的形成的前提,是人们还没被启蒙;如今,即使要鞭尸鲁迅、也不会有人再理睬。
 
  思想的前卫,是制造热点的基础。刘刚参与的“六四”,就是当年的热点。刘刚策划的“茉莉花”,同样是当年的热点。我的小说《尝试一夜情》等,也曾是热点,也曾经网红。但,任何人都不可能永远制造热点。这样,就需要积极参与热点。
 
  前面已说过,不参与、没法表现你的存在。而参与的方法与力度的不同,也很容易没法凸显你的存在。“‘不被抓’理论”,是提倡保护好自己;“‘不站队’理论”,也不能成为逃避的理由。因此,在民主运动之中,如果你没法制造热点,就当积极参与热点、“消费热点”。
 
  “消费热点”,就是积极参与。而参与的方法,也不同;可写文章,也可以围观。即使围观,也存在不同层面,如只看不说、一句式点评、被卷入笔战等等。若写文章,则也可正炒、“反炒”,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正正得负、负负得正等等。总而言之,既参与,就希望参与的热点能发酵。
 
  然而,希望参与的热点能发酵、并不是目的。目的是:一、在参与中提高自己的声誉。二、在参与中寻找正确的路径。“在参与中提高自己的声誉”,就是在争取话语权;而“在参与中寻找正确的路径”,则是设法提高与升华自己。
 
  比如,在“狂挺邓玉娇”中,我让网友们看到了我无私无畏的一面,让“打倒鲁迅”中的吐口水变成喊出“顾大侠”、“英雄”等等。在“爆料王立军”中,我突破杨恒均等中共的特务对我的封锁,在“爆料”之中痛击薄熙来的“唱红”的毛左们。
 
  每一次“消费热点”,都是殊死搏杀的战场;每一次“消费热点”,也都是提高声誉的舞台。每一次“消费热点”,还都是砥砺自己与升华能力的磨刀石与核装置。如在“消费郭文贵”中,我写出了《顾晓军与刘刚大战三百回合》、《蓝军,做成的那些事》等。
 
  《顾晓军与刘刚大战三百回合》,反思了“六四”;《蓝军,做成的那些事》,则升华了这样的认识:“六四”等,不是一次次失败吗?在中国民主运动中,我们不该追求一次次成功?有了这样的认知,也就有了《中国民运的思想与领袖问题》、《认知民运理论与理论家》等。
 
  《“不被抓”理论》、《“不站队”理论》及本篇等,其实就是在回答“中国民运的思想与领袖问题”、“认知民运理论与理论家”等。西方民主理论,是西方在民主实践中形成的理论。中国是大国,又有特殊性,如果没有自己的民运理论、而简单照搬西方的民主理论,就很难在实践中成功。
 
  “‘消费热点’理论”,是大陆(自然也含海外)的追求民主的人们、在“和平理性非暴力”与“制燃烧瓶、杀村长”之间的一条新路,也是在“‘不被抓’理论”与“‘不站队’理论”的界定后的、一个可行与实用的、民运的方法论。
 
  自然,“‘消费热点’理论”也绝不是唯一的。我撰写“‘消费热点’理论”的意义,在于抛砖引玉,在于启迪大家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寻找属于中国民主运动的捷径与秦直道。
 
 
              顾晓军 2017-9-14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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