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7日星期五

3524 社会不公是中国民运实践的良机


3524 社会不公是中国民运实践的良机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五百二十四
 
 
  昨日,特朗普在联大会议的演讲中,以神的名誉,批评了社会主义,谴责了朝鲜、古巴、委内瑞拉等国;在他的演讲结束后,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或许,信神的人们,不需要任何解释、就明白了特朗普演讲中的全部含义;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语言。然而,对于不信神的人们,我顾晓军以为,还需要论证、需要阐述、需要说清社会主义的弊端、需要讲社会主义究竟错在哪里。
 
  那么,社会主义究竟错在哪里?社会主义错就错在——以大公的名誉(所谓消灭“剥削”, 不就是以大公的名誉吗?而要实现啥共产主义,不就是要实现天下大公吗),在不断地制造社会不公。以中国为例,这样的制造、这样的不公从未间断过。
 
  在创建红军的初期,中共曾一度宣扬官兵平等;然,到了延安以后,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级别的小灶。更有甚者,则是“358团”才能结婚的、典型的双轨制。而这一类等级制,在1949年之后,则扩大成了政策性的“以农养工”,人为的、蓄意制造出的工农差别。
 
  即便到了今天,这种不同的标准、这种人为的不公,仍然在继续、仍然在不断地制造与创造出来。即便是连我都叫好的“反腐”,也不能例外、也在制造不同的标准——反腐败中,有“十八大以后还不收手”一说吧?这,不就是在制造新的是非标准、在制造新的不公吗?
 
  贪腐,对于中共党内的任何一个人而言,只要事实确实存在、只要贪腐罪行成立,那么,打击的标准、应是相同的。其标准,也只能有一个。为什么、要以“十八大”划界?为什么、要讲收手不收手?收手了,以往的贪腐、就可以既往不咎了吗?这还公平吗?
 
  中共党内都如是,党外就更没有公正可言。中共建军初期,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可,一转眼就“打土豪”了。就算地主是农民革命的对象,那么,工商业者、小业主总不算“土豪”吧?可一进城,一个“改造”就收归国有、集体所有了。
 
  从表面看,这些是言而无信。而实质,是社会主义以大公的名誉在不断制造社会不公。自由世界,讲自由、承认私有、承认私心,而以民主、法治约束,从而实现公正。社会主义,讲集体、讲奉公、不承认私有,却没有实际约束。
 
  党纪,不是国法。反不反腐败,也以不同的领导人的认知而决定;力度,更以不同的领导人的决心而决定。遇上自己也想腐败的领导人,那么,党纪与国法就都形同一张废纸;而贪婪,则每时每刻都在制造社会不公。
 
  当然,反过来说——中共,自早期就在制造等级;社会主义,每时每刻都在制造不公;改革开放,又公然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由把不公、公开化且放到了桌面上……那么,中国民主派实践中国民主运动的良机,就到来了。
 
  二十八年前,后来酿成“六四”的学生运动,就是以反“官倒”开始的。只可惜,由于刘晓波的回国与加入学生运动,反“官倒”等等的诉求,后来竟变成了“绝食”、变成了“和理非”;而最终,变成了“六四”、变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我一直以为:“六四”的失败,是放弃了已抓住的主要矛盾的失败。因为,改革开放、是给每一个中国人一个机会;而“官倒”,则是少数人掠夺大家的机会。反“官倒”,能调动多数人的参与热情;而“和理非”,迄今都没有准确定义,又如何影响广大民众?
 
  我以为:没抓住社会主要矛盾与本质的理论、不是民众一听就懂的理论及胡说八道的理论等等,都是破坏中国民主运动的理论,也是破坏任何民主运动的理论。
 
  所以,我顾晓军提出“公正第一”。“公正第一”,就是把公正放在首位。这,符合任何社会、适合任何矛盾。这,是“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发现之后、的重大发现。这,也符合人类之所以群居、形成社会的本源。
 
  没有公正,人类不会群居。没有对公正的把握能力,人类也不会形成社会。公正,是人与人之间的粘合剂;公正,又是人与人之间分割的 “斑马线”与“红绿灯”。无论是人、是家、是集团、是国家,相互间无不用公正来衡量、用公正划界限。
 
  而“顾晓军主义”的公正,讲的还是“公众以为正、方为正”。这就把良知、道德、法律,统一在“公投”的旗帜下。这,就是真正体现民主与自由,也是真正的民主与自由。“公众以为正、方为正”,还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与调动每一个人的参与感与存在感。
 
  公正,是常识、常情、常理。公正,是良知,是每一人心中都有的标尺。只要认可“公正第一”、认可“公众以为正、方为正”,无论文化水平高或低,每一个人会用公正判断世间的万事万物与是是非非。而每一个人对“公正”的认知的集合,就是“公众以为正、方为正”。
 
  如是,于唐福珍、于钱明奇、于钱云会,以及石三生们,讲公正难吗?如是,于各种被强拆、被截访、被黑监狱等等,用“公正第一”的思想与理论而争取公正、难吗?如是,大家共同来谴责各种社会不公与实践中国民运、难吗?
 
  可,刘晓波、王丹、王军涛们,为什么要扯、扯不清楚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呢?尤其是刘晓波,为什么要说、说不通的“我没有敌人”呢?我在想:除非他们,不是真想搞民运;除非他们,有意要把民运引向歧途。
 
  不然,怎么解释——人家中共,二十八年、打下了一座江山。刘晓波、王丹、王军涛们,二十八年、却只留下个“六四”的失败的记录、与不知究竟想说啥的“我没有敌人”。
 
  中国的大陆,全社会到处是不公、充满了不公。而这些不公,也恰恰是我们中国民主运动实践的良机;而针对种种的不公,我们需要的,是拿起并宣传“公正第一”的、思想与理论的武器。
 
 
              顾晓军 2017-9-22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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