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17 思想与思想的使用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零一十七
上午，写了篇《大理论与小理论》，在阿素专栏的转发处，有“第二朵花”的跟贴，大意（跟贴已被删，我只能记得以下要点）是说我强调的“民权”很容易滑向“人民”，说我是替党说话。
首先，我被党封杀、开不了博客，这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我是替党说话，党为什么还要封杀我，不让我开博客、不让我说话呢？相反，我的文章到哪里，“第二朵花”就跟到哪里、批判到哪里，究竟谁在替党说话，应该是一目了然的吧。
进入正题。“第二朵花”的“民权”很容易滑向“人民”，有没有道理呢？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在这里，我们应该看到“第二朵花”长期跟踪我，比较熟悉我的文章，从他时不时摘段我的文章跟贴、用来出我洋相（他以为能），便可看出。但，“第二朵花”跟踪我文章、其目的是为了反对我，所以，他只接触到了点皮毛，无法理解我的思想的实质。
不能理解我的思想的实质，并不妨碍他提出问题（过去，一直潜伏在顾粉团捣乱的弄不灵清，也提出过一些问题。我甚至怀疑“第二朵花”就是弄不灵清）。捣乱，往往就是提出问题——他们以为这样就能难倒我。其实，他们恰恰是促进了我更加深入的思考。
如，“第二朵花”的“民权”很容易滑向“人民”，这实际上已涉及到了另一个重大的、前人没有论及到的——“思想与思想的使用”的问题了。
我们知道，很多思想本身没有问题、没有漏洞，但，如果使用不当、甚至是乱使用的话，那么，原本没有问题、没有漏洞的思想，也会漏洞百出、也会弄出很糟的问题。
比如“自由”。对于自由世界来说，自由就是自然状态。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人人生而自由”，其实，就是在表述人的、与生俱来的自然状态。在自由世界，市场经济又被叫做自然经济。这，也是在表述经济的一种原本的状态。
可是，到了社会主义者的嘴里，“自由”就变味了。在毛泽东的嘴里，是《反对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主要有十一种表现……而在邓小平的嘴里，则成了著名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其实，“自由”的本质没有变，但，在社会主义者的手里，“自由”就成了面团——想怎么捏、就怎么捏。这，就不是“自由”的错、不是思想的错，而是蹂躏思想的人的错、更是糟蹋“自由”的社会主义者的错。
“公正”也一样。2011年11月21日我在网络上公开发表《现在时的公正与良知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来又推演出“公众认为正、方为正”。党的《炎黄春秋》总编吴思，就赶紧在2012年1月27日的《南都周末》上刊发访谈录《何为公正？》，说“每个人得其所应得，付其所应付，就是公正、正义”、“这跟佛教的因果报应的说法相似，造孽就该遭报应。‘自作自受’这个词有贬义，不妨说‘自付自得’：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就是公正。某件事是否公正，某种公正标准是否公正，都可用‘自作自受’衡量，这是衡量公正的元公正，这是根”。
吴思为了协助党封杀我，就伙同《南都周末》赶出了个《何为公正？》的访谈录来。可，他功底不够、他胡说八道。他胡说八道，不是“公正”的错，也不是思想的错。
因此，如果能以“民权”代替“民主”与“人权”，在自由世界，人们就能更深刻地体会到民主的原本定义“民主是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极力保护个人与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
现在的自由世界里，到处谈人权、而排斥民权，实际上是一种思想与理论的错位，是试图以标杆来替代民众、替代民众的实际生活与感受。美国的黑人有没有人权？有。可是，如果美国黑人的民权没有落实到位的话，就等于没有人权。也正是因为美国的黑人的民权没有落实到位，美国黑人青年、才屡屡遭受白人警察的野蛮执法。
在中国，雷洋被嫖娼死，也是民权问题。如果是人权问题，解决了雷洋的人权，那么，魏则西呢、徐纯合呢、钱云会呢、孙志刚呢……为何非要把共性的问题、个性化处理呢？这究竟是想解决问题、还是不想解决？
将民权与人权、置于实际问题之中比较之后，大家自然能得出结论——究竟该讲民权、还是该讲人权，究竟是民权能保障多数人的利益不被少数人侵犯、还是人权能保障多数人的利益不被少数人侵犯。其实，“民主”的原本的定义，首先是尊重多数人的意愿。
该说的都说清楚了。如果一定要把“民权”滑向“人民”，那就不是“民权”的错、不是思想的错、不是思想家的错、不是我的错了。其实，“人民”原本并没有什么大错，而是被“人民日报”、“人民医院”、“人民警察”等糟蹋了。
这就是“思想与思想的使用”。也可以说，是文字与文字的使用。比如，“党”字原本没有错，中国还有不少人姓党呢，是不是？而如果“党”字被人糟蹋了，那就真的不好说了。是不是呢？
顾晓军 2016-5-20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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