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写好象征
——顾晓军主义：文学散论•三千八百三十一
象征，在短篇小说中、不一定要有；但，有总比没有好。因此，我们不妨了解与学习一下。
象征，是种文学手段。象征，是以某一具体形象、暗示所要寓意的人物与事理。运用象征，可言难言之事之理。其中，具象是抽象的载体，抽象是具象的再现。作者通过象征，表达出所要暗示的寓意。以可言征难言的曲笔手法，也往往可以耐人寻味、令人浮想联翩，客观上呈现出意味无穷、而达到寓意深刻的效果。读者亦可通过意会，迅速领会到作者的苦心。
我就比较喜欢运用，也较为善于运用象征。我三十多年前发表、且搬上网络的〈太阳地〉、〈月亮地〉、〈凝重的绿色〉及〈白色帆〉等（见《顧曉軍小說【一】》ISBN 9789869220224、《顧曉軍小說【二】》ISBN
9789869314596），就是无不具有象征意味的作品。我复出后、在网络上撰写的小说作品，也大多运用了象征。如〈错爱〉（见《顧曉軍小說【一】》第263页，ISBN 9789869220224），就是其中一例。
〈错爱〉，说的是男主人公生不逢时，在日本鬼子投降那年，与同班女生生逢时恋爱了。此后，双双考入当时首都的最高学府。由于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生不逢时与生逢时又双双投身于“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最终，他俩投奔解放区。
在解放区，他们真切地感受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等，并努力工作，积极要求进步。这时，解放区的首长看上了生逢时，通过组织做工作，生逢时与生不逢时分手。生不逢时首次隐约感到错爱。
接下来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生不逢时依旧努力工作。终于全国解放了，百废待兴，领导们常要大家提意见。如是，生不逢时与两个小伙伴，用业余时间，自个开会，想方设法给敬爱的领导寻找缺点……然，生不逢时不久就被定为反党集团小头目。
小说，通过首长们、领导们，从脚上的草鞋、布鞋一步步变成皮鞋；而生不逢时，则从皮鞋、布鞋到草鞋……反映出时代的变迁与生不逢时是如何地真心改造自己。
到了五十年代的下半叶，领导们又要求大家提意见了。生不逢时思来想去，最终还是又给领导诚心诚意提了意见。却不料，生不逢时又被打成右派。
在同一条小河里，生不逢时两次翻了船。生不逢时痛恨自己，甚至自虐。恰在这时，上级派来一位女干部帮助教育他；而这位女干部，恰是当年的生逢时。生逢时通过回忆他们的初恋、相爱，想感化生不逢时。然而，生不逢时突然感悟到——错爱。
〈错爱〉，以生不逢时对生逢时的错爱，暗喻、象征——生不逢时对他年轻时、所向往的革命的错爱。前一种错爱，是普通的、容易感受到的；而后一种错爱，则往往要待到人生经历了千辛万苦后，才能感受到、才能体会到，也才能幡然醒悟，甚至是醒悟之后痛不欲生。
这就是象征的运用。而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其实也是象征。不同的时代，催生不同的人、与不同的行为方式。那“生不逢时”与“生逢时”，又何尝不是人性被诡异的时代无情碾压的结果呢？
而读者，也会通过〈错爱〉，通过“错爱”及“生不逢时”与“生逢时”，对照自己曾经的经历、而感慨良多；有的，甚至会自责、痛恨自己晚醒。这些，也都是象征的力量。
好的象征，是作品的翅膀，是情感的催化剂，能使所喻之理更加深刻，甚至令人终生难忘。当然，好的象征也并不多见。如是，就需要作者勤于思考、善于思考。
象征，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往往是潜移默化的、巨大的。如我的〈进城，一个乡下女人的性酸事〉，又题〈黑巷〉（见《顧曉軍小說【二】》第115页，ISBN 9789869314596），就是用“黑巷”暗喻女性生殖器——阴道（其实，铁凝的长篇小说《玫瑰门》，也是在暗喻女性生殖器）。人类，尤其在变革的时代中，每时每刻，有多少人为那“黑巷”、上演着多少辛酸？
“黑巷”，是永远的“黑巷”（成功者，可把那看作“玫瑰门”）。于此，人类无法自救。因为，性是与生俱来的；没有性，就既没有了竞争，也没有了繁衍。而没有了竞争与繁衍，消亡也就会成为种必然。
总之，象征的作用、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运用好象征，可以增加作品的底蕴、深度、厚度等等。象征，还可以“说”出很多、作者不便说、甚至是无法明着说出的道理、事理、情理等等。
然而，我发现——西方人好像不太懂得运用象征。如莫泊桑的〈项链〉，完全可以写出象征意味，让读者感受到——那“项链”，何尝不是虚荣的套索、何尝不是给女性的套索，又何尝不是人生的套索呢？
可，在莫泊桑的〈项链〉里，我们读不到这些。莫泊桑给读者最大的阅读快感，是女主人公当初借的那条项链是假的；而女主人公，却用自己十年的辛劳，为自己当年的、一时图慕虚荣而买单。这样，小说自然是成立的，且是这世间难得的佳作，但，莫泊桑错过了借此拓宽、拓深主题的大好良机。这样也在无形之中使莫泊桑错失了可使〈项链〉的文学价值更高的可能。所以，我说西方人好像不太懂得运用象征。
除莫泊桑之外，欧•亨利好像也不是很懂得运用象征。欧•亨利在他的〈麦琪的礼物〉的最后道“正如诸位所知，麦琪是聪明人……他们发明送圣诞礼物这玩艺儿……他们极不明智地为了对方而牺牲了他们家最最宝贵的东西”等等。欧•亨利竟然忘了——象征，是不宜在作品本身中说破的；说破后，就成了败笔。
欧•亨利，可能是太爱自己的〈麦琪的礼物〉了。因，〈麦琪的礼物〉中的小说常用的“误会法”，是双向的。这在迄今的世界短篇小说林中，亦是罕见的（下篇〈怎样玩好创意〉中展开）。
然而，无论怎样爱自己的创意与象征，或是甚怕别人体会不到，都不能在作品中说破。说破了，就只能是画蛇添足。再说，作品中的创意与象征、只要确实存在，懂的人自然能看得出来；而于那些不懂的人，又何必在乎他们的感受。
我以为：除了〈最后一片藤叶〉，〈麦琪的礼物〉真可谓欧•亨利的第二优秀的作品了。然而，他却在自己的、这么重要的作品中犯下大错。这，也是我说“西方人好像不太懂得运用象征”、之原因的所在。
欧•亨利如是，那么，契诃夫是不是会好一些呢？因，契诃夫毕竟有〈变色龙〉、〈套中人〉等作品。其实，契诃夫也不太懂得运用象征的手法。尽管小说标题之“变色龙”与警官奥丘梅洛夫、是象征关系，但，于警官奥丘梅洛夫、契诃夫是明写的。
所谓象征，是一个明写、一个暗写。在〈变色龙〉这样的短篇小说中，就该明写“变色龙”、而暗写警官奥丘梅洛夫。而契诃夫的〈变色龙〉，“变色龙”除出现在标题上外，其他地方没有；而在大写特写的警官奥丘梅洛夫之外，又翻不出另一层含义。这样，就破坏了运用象征手法的规矩。
除破坏了象征手法的运用规矩之外，契诃夫其实只是用“变色龙”作为标题，而没有在小说中形成“变色龙”与警官奥丘梅洛夫、这个人物的象征关系。〈变色龙〉如是，〈套中人〉也如是。
在〈套中人〉之中，提到了“寄居蟹或蜗牛”。这自然要比〈变色龙〉好一点，但，契诃夫依旧放过了寄居蟹、放过了蜗牛，而去写别里科夫。与〈变色龙〉一样，写了男主人公之后，契诃夫翻不出象征所必须的另一层含义。如是，又仅仅是小说标题与主人公的象征关系，而没有出现像我的〈错爱〉那样的——标题、主人公、言外之意……三者之间的、相互的象征关系。
而不能很好地运用象征，〈变色龙〉与〈套中人〉在文学意义上的价值，就自然要比〈错爱〉低一截。试想，如果不是契诃夫是前人、如果不是〈变色龙〉与〈套中人〉早已是世界名著，而如果是先有〈错爱〉，那么，契诃夫及〈变色龙〉与〈套中人〉、还会有文学的市场吗？
说“西方人好像不太懂得运用象征”，还可举一例。莫言的《蛙》，是以蛙超强的繁殖能力、暗喻国人。换言之，这当是支持计划生育。而诺贝尔文学奖，却把《蛙》、当成反计划生育，给他颁奖。这不是莫大的讽刺吗？
当然，西方人懂不懂象征、不是本篇的主要话题。本篇的话题，是“怎样写好象征”。我是通过莫泊桑及〈项链〉、欧•亨利及〈麦琪的礼物〉、契诃夫及〈变色龙〉与〈套中人〉和莫言的《蛙》与诺贝尔文学奖，从反面告诉大家、该怎样写好象征。
此外，上面提到“爱自己的创意与象征，或是甚怕别人体会不到”，其实没必要。因只要存在，读者自心领神会。如我〈怎样打破生活与写作之间的瓶颈〉中说的风北吹的〈旅途〉，虽小说没写好，但象征成立了，别人自会一眼看出的。
顾晓军 2018-5-2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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