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5日星期五

3601 平民主义民主的“容共”策略(二稿)


3601 平民主义民主的“容共”策略(二稿)
 
    ——顾晓军主义:“先帝”曰三千六百零一
 
 
  《中国民运三十九年一事无成》之根本,应该是方法问题。因,民主自由是没有问题的;且,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共产党,如今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少数派。
 
  而方法之本,当是反不反共的问题。蒋介石反共,结果把自己反到台湾岛上去了(其实,蒋介石也是独裁;如果不是独裁,又何须蒋经国搞“87解严”)。魏京生反共,三十九年一事无成(魏京生恐怕也独裁,如果不是独裁、为何“海外民运联席会议”这些年来总不换届)。
 
  而“容共”的,则几乎都把共产党容没了。日本“容共”, 如今日本共产党还算政治势力吗?法国也“容共”,而结果是如今的法国人已在担心极右翼上台了。这是在国家层面上。而在世界层面,又何尝不是“容共”,又何尝不是把共产主义阵营容没了呢?
 
  所以,在最近写作《中国民运》一书、及总结《中国民运三十九年一事无成》的基础上,我顾晓军、“平民主义民主”的创造者,提出:中国的民主运动、当即时改正过去的反共的策略,在今后推动中国民主的进程中,当大张旗鼓推行“容共”。
 
  “容共”,不是“我没有敌人”,也不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更不是像八大花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样去做中共的陪衬,而是在理论上提出:当体制改变后,“容共”。
 
  现在的中国民运、尤其是海外民运,绝大多数人、对中共充满仇恨(注意:我没有批判任何一位怀有仇恨者,也没有说不该有这样那样的仇恨,而是阐述事实),中共当然会恐惧、当然害怕变颜色,也当然要渲染“人头落地”等。
 
  从道理上讲,也应该“容共”。只要没有现行的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等,就该“容共”。政治信仰上的错,当用思想批判的方法解决,而不能不容纳这样的人或团体。这既可化解敌对情绪,也是给中共作榜样,别动不动就“颠覆罪”、“煽颠罪”。
 
  当体制改变后“容共”,就是中共解体不解体、是中共自己的事。当体制改变后,中共可以中共的身份参加竞选。而按中共如今的实力,只怕是一届、两届、三届的总统都是中共的。不仅总统,那省、市、县、乡、村,只怕也都是中共的。而如此,也没什么。
 
  因体制改变后,就不会有魏京生们的被流放海外、就不会有刘晓波们的被颠覆而坐牢,也不会有唐福珍们的“自焚”、钱明奇们的“爆炸”、钱云会们的“普交死”,及石三生们的、各种各样的冤假错案与告无处可告、诉无处可诉以及不得不一年又一年地、无底地蹉跎岁月。
 
  其实,改变体制、又何尝不是中共的认知呢?在1949年之前的反蒋斗争中,中共就高呼“要民主”;而如今,“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不也大书特书着“民主”及“自由”、“公正”等吗?而“民主”的本质,不就是多党制吗?
 
  中共并不想专制,是不是?怪只怪八大花瓶不争气,是不是?中共并不想独裁,是不是?怪只怪魏京生们过于仇恨,是不是?那问题就解决了,“容共”——彼此不再仇恨,大家想办法、共同来商讨,如何改变体制。
 
  因此,“容共”是最大的策略。而这也只有平民主义民主者才能提得出来,因只有我们才有这样的胸怀——我们不是精英,谁当总统都行;我们只要民主体制,只要没有唐福珍、钱明奇、钱云会等,只要社会公正、没有冤假错案,也没有驱逐“低端人口”等。
 
  其实,“容共”又何尝不是容自己?因,我们“容共”、中共也未必就肯容我们,更何况我们不容共、甚至是仇共了。“容共”是种在当前中共异常强大的形势下的策略,也是一种姿态——因只有“容共”,才有可能与中共坐到同一张谈判桌前。
 
  当然,或许有人反对,说绝不与“刽子手”妥协、绝不与中共谈判,坚持要灭共剿共。自然,我也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反对你,可我想问:如今灭共剿共还现实吗?君不见,连川普都跟习近平玩“哥俩好”?也当然,你可以说、川普那是策略。可“容共”、不也是种策略吗?
 
  再说,“容共”不仅是种策略,也还是胸怀。我想说:如果能“容共”,还愁不能容纳不同主张的兄弟民主党吗?如同王权向党权转移一样,精英主义的民主也会向平民主义民主渐进。将来,不同主张的小党会很多。
 
  如果到了某种境地,中共不得不学蒋经国搞“解严”(即便如此,那时的中共依然还很强大是不是),而如果彼时的中国民主派,没有准备——今日不练就胸怀、不练就通达的手段,请问:到了那时候,又如何联合组阁、执政呢?
 
  就此而言:“容共”,是在中共异常强大的新形势下的战略转移,更是一次恰逢此时的理论创新。这既似中共在“四一二”之后、很难再搞“夺取中心城市”、必须走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一个道理,也是在提前做“解严”后的组织准备。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一试。没准一试就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柳暗花明又一村?没准多少年之后,人们会像中共讴歌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样,赞颂我今日从“平民主义民主”理念出发提出的“容共”策略、赞美我这在中国民运于山重水复疑无路之中的理论创新呢?
 
  “容共”,还没准、会像“我没有敌人”样、抄近道、去斩获诺贝尔和平奖(魏京生在《海外民运干了什么?》中说“西方政界在大企业游说的压力下,几乎断绝了对海外民运的财政和舆论支持”)。如是,也就只能怪魏京生面对新形势、缺乏应对的能力了。
 
  自然,“容共”不是“我没有敌人”般的唱高调,也不似“和平理性非暴力”样的空高尚,而是化解矛盾、是求大同而存小异——中国会有哪一个政党、敢说不希望老百姓过得好呢?而既然都希望老百姓过得好,那不就是道路与方法的不同吗?
 
  目的一致,只是道路与方法的不同,那就坐下来谈。如果中国民运的各界都肯坐下来谈、而还坐不下来,那就是中共的不是。民运的各界同仁们,是不是这样的道理?把皮球踢给中共,又何乐而不为?何况,除此还有别的办法吗?
 
 
              顾晓军 2017-12-4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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