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民主——读顾晓军《中国新民运》

现代性与民主

　

　　　　——读顾晓军《中国新民运》

　

　

　　2018年春节前后，我和好朋友C先生有过两次会面及长谈，听他聊“现代性”的种种，富于趣味，大受启发。例如某国卫生间，小便时发出悦耳的音乐，以遮挡某种“尴尬”，类似的无微不至的人性化设计不胜枚举。他经常出国旅游，见多识广，例如某地的荒凉和破败乃出于一种审美和文化自信，国人不解，以为贫穷。相比之下，我国倒实实在在属于古称的“蛮夷”啊，这是我听君一席话的最大感触。现代性，假如用近义词翻译下，就是“民主”、“理性”和“文明”。民主，是理性的选择，只有民主，才能诞生真正的文明。

　　席间，我们聊到一个话题，因我本人属自怨自艾型，便引用了一句诗——“我只负责失败的部分”，由此竟然引来了更大范围的“失败”：

　　“原教旨儒家勇于干预世事，但大都最终不能得志。他们在最终不能得志情况下，通常会作两种选择。

　　其一，不可为而为之，结果只会遭获牺牲：……

　　其二，不可为而退之，结果只会做出蜕变：……

　　原教旨儒家所作出的这两种选择，都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前者是咬牙蒙难，后者是被迫退却；因而都可以说是不能实现原初目标的举措，都是失败的举措。

　　……，这两种选择都在其失败的过程中，留下了某些积极的东西。

　　前一选择在遭遇苦难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彪炳青史的精神。

　　后一选择在隐忍退却的过程中，也留下了一些刻诸青史的东西。其间最突出者，当属苦心孤诣的学术了。”（单少杰〈原教旨儒家论〉，《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

　　然而问题是：为什么两千年来都“失败”？

　　最近的“失败”，无疑是“中国民运二十八年一事无成”。顾晓军《中国新民运》一书则是对老民运一系列失败的反思与探寻及形成的答案。

　　书中提到喻智官的文章，他揭示了有些海外民运人士“消费六四的丑陋现象，道出了二十八年来海外民运的现状”，指出“二十八年来人们看到的海外民运现状是：搞组织时民运人士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使民运组织不断分子化、原子化、质子化地愈搞愈小，几个人搞一个组织或一个搞几个组织，山头林立，人人是‘民运领袖’，个个是王若望先辈说的‘小毛泽东’”。“在分配资源经费时，民运人士更加斯文扫地你抢我夺；甚至为一些蝇头虚名也互不相让反目为仇。而且一旦争斗起来，互相指称对方是特务，必欲致对方死地为后快，那种狠劲早已超过对付中共这个主要敌人了”。

　　个个都是“小毛泽东”，也是笔者对国内民运人士的印象，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不允许任何质疑，脾气比谁都大，山大王比山头都多，沉醉在自我不可一世的光环中，幻想中一步登天，实际都是“光杆司令”。他们肯定不是“毛泽东”，远远不如“毛泽东”，否则“为何中共二十八年打下一座江山，民运二十八年却一事无成”？顾师此书就挑明了这一点，“中国迄今没有能够实现民主，是因为民运中缺乏毛泽东那样的精英，缺乏毛泽东那样的智慧”，这也是我最初最佩服顾师的地方，因为这样明确的态度，我是首先从顾师那儿看到的——“与其一味谴责统治者的残暴，精英们不如多反省自己的无能”（忘记哪篇文章了，大意如此），而精英们的无能，不仅在一味谴责统治者，也在一味谴责老百姓，“素质论”之可恶，就在于“其将中国没有实现民主的责任，推到了民众的头上”，“把自己当精英，却没有思想，做不成大事就只好怪张三、怪李四；张三李四不吃这套，就跟鲁迅学，怪民众。给自己的无能，找理由、打掩护、下台阶。”“无能”莫过于此。

　　以刘晓波为例，“六二绝食”，“激化了矛盾、使专制者们无法容忍，导致了‘六四’的发生”，是“英雄”、还是“罪人”？“许有人会说，这是专制者的罪过。没错，但既然我们不能左右他们，就必须懂得调整自己。”他的言论，“和平理性非暴力”，“就是画地为牢、捆住民众的手脚”，“是在帮中共玩‘要康有为不要孙中山’”；而“我没有敌人”，“领歪了中国民运的路”，“你‘没有敌人’，搞什么民主？民主的敌人，就是专制。这难道不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吗？”至于“三百年殖民地”，“在二战中，美国参战而不要求土地，就让‘殖民主义’渐渐淡出了人们视野。如是，上哪去找殖民中国三百年的主儿呢？”“不仅逻辑不通，且是自作多情”。

　　又如王丹〈习近平的挫败〉，“也不知王丹是怎么想、怎么定义的，你自己有家不能回，而人家习还要再当五年总书记，正是志得意满时，这究竟是谁的‘挫败’呢？”又如他在〈一个中国通对“洗脑”的独特视角〉中说“中国人的反抗意识，确实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强烈”，“哎，又在责怪民众（‘素质论’的翻版）。那‘六四’，可是多少人用性命在帮你们抗争，这反抗的意识还不强烈吗？”又如他的〈假如八九民运成功〉，“这不会是做梦吧？这一梦就是二十八年？哪有文章这么做的？这就真的不用探寻‘中国民运的困境在哪里？’了。因为，二十八年前的学生们的热情（包括北京市民的热血），竟然是被糊涂蛋领导着。”

　　刘晓波、王丹，两个“书生”的形象，跃然纸上，一厢情愿，异想天开。前者，毕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后者，陷入了“梦呓”？

　　正如曹长青〈论民运分子的不接地气〉中指出的，两个小标题，一是“民运分子高估自己重要性，不愿学习和改变”，一是“深挖民运分子不接地气的原因”，顾师点评道，“第一点，我同意。居‘功’自傲，自以为是嘛！这类原因你帮他找到、告诉他，也没用。不会改了，也改不了啦，直到去见上帝（上帝说了还是改不了）。第二点，我以为不必‘深挖’，‘不接地气的原因’是这么多年一事无成，自然就急功近利。”“急功近利”到了极点，就是“想当然”，想想就等于做到了，要不还能怎么样？恰巧笔者本人也认识许多这样的“想当然分子”，才明白啥叫“吹牛”，吹一个也是“吹”，吹几个也是“吹”，那就多吹几个，往最大里吹呗，多多益善，直到吹破天，说到等于做到。

　　言归正传。刘军宁在推特上说过：“对实干家而言，行动是最好的语言；对理论家而言，语言是最好的行动”。但要“讲理”，切实可行。正如顾师言，“海外民运，缺的不是清白、良知及勇敢等等，而是讲道理的能力，或曰理论的能力。”“老民运思想理论水平差，总出昏招。如‘六四’原本是反‘官倒’，结果成就了‘四君子’；民运也本该是争民主，结果又出了‘我没有敌人’；民运当维护十三亿人的利益，结果再人造出‘维权明星’……”“‘六四’其实是一场失败。中国民运之所以没有长进，原因有很多，而其中一条就是——很多人躺在‘六四’上不思进取。如今是什么时代？不思进取，哪还有你混的？”“任何变革，都会有人输；输者，是输在思维没跟上、输给了时代。而抛弃时代的落伍者，这样的设计、不算不道德。因，即使你不设计，时代也会前进，也会有人因跟不上而输。”“‘认理不认人’，一定要成为中国民运今后认识事物与处理问题的、一条不可动摇的标准。”

　　新时代，新民运。

　　先让我们认识下“新民运”的系列主张吧，包括：“七大战法”、“四不理论”、“三个依靠”。 七大战法： 谋略战、 反间谍战、 热点战、 理论战、 反炒战、 游戏战、 票友战； 四不理论： 不站队、 不绑架、 不侵权、 不被抓； 三个依靠：遭遇不公的人群、知识分子、普通民众。

　　“反炒”与“游戏”，是前所未有过的“战法”，两千年来未有。从前的儒家，过于严肃和刚正，缺少灵活和变通。“‘反炒’，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战术武器，也是种新型的战法”，“还是我们中国民主派的写手，丰富写作样式、增加表现手段的一种很好的途径”，“是在专制的封杀环境下迸发出的人类新智慧”，“讲究借力、借对手之力而形成特效”，“‘反炒’的原始基因，或许就是网络‘恶搞’”。而“游戏”，“不仅是文章，还是‘行为艺术’”，“一般不硬顶”，“与党玩，要善于进退”，“党要面子，我们应该‘尊重’党”，“还要替党着想”，“特点，就是诙谐、幽默”，“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另类处理所遇之社会不公、环境不堪与生活之痛楚……” 这才是真正的“艺术”，以“艺术”改变“现实”，“我们自己、率先以民主的生活方式生活起来”，“活着是第一位的”，“尽管在社会资源被垄断的专制体制下，活得好、活得有质量很难做到，但，我们必须要尽力去做。因为，活得好、活得有质量，其本身就可支持民主，且也可给普通民众作榜样。”

　　而要“活着”、“活得好”，就首先要保证“不被抓”，“被抓了，还怎么能活得好、活得有质量呢？”“保护好自己才能继续战斗”，“被抓后、很容易被认罪。而‘认罪’，无论真假、都是对民主运动的伤害。不仅‘认罪’伤害了民主运动，‘认罪’又何尝不是对被抓的人的理想、品质、人格等等的伤害呢？”“被抓了，就是一种失败”，“‘六四’，有‘民主沙龙’、游行、天安门广场集会、‘高自联’以及‘绝食’等不同的阶段；而如果，我们事先有了‘不被抓’理论，则可以将上述任何一个阶段、放在‘不被抓’理论之中考量”，是不是，会不同？当然，“不被抓”，不轻易牺牲，适用于自己，也适用于别人，所以，绝不能搞“绑架”，“无论哪种绑架，都是民主的天敌、是自由的天敌”，如仲维光说“反共，是每一个人做人的底线！”但“每个人做人的底线，只能是不杀人、不抢劫、不偷盗、不强奸等等，归结为不违法”，“当今很多中国民运中的大咖，其实都是喝着中共的狼奶长大的。因此，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搞各种绑架”，我们自己，何尝不是？

　　如果古人也懂“反炒”与“游戏”，“不被抓”、“不绑架”，是不是就不必那么“迫不得已”、“苦心孤诣”了？不但不成功，还把自己搭进去了？或搭进去了“性命”，或搭进去了“幸福”？

　　“新民运”中的“唐福珍、钱明奇、钱云会等”，“于当事人而言，则是种不可逆转的灾难，如果把中国民主运动建立在某人之死的诱因上、则是极不道德的”；“我们提倡‘不被抓’理论，但，也绝不反对他人‘以身试法’；只要是适合自己的，任何冲击专制的方法、都是好方法”；“我不支持暴力革命，但我同时认为：谁也没有权利说不许暴力革命”；“在专制社会，强调‘和平理性非暴力’，实际上就是放弃推翻专制”。任何理论，不能“落端”，“落端”则“不化”，拘泥、固执。顾师理论，如盘走珠。

　　跟C朋友聊天时，还提到十年前困扰我的一个问题，“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当然，今天，“积极”的意义肯定是律己而非律人的）。我们都是自由主义者，十年前都受过秦晖、贺卫方、朱学勤等的影响，但我不愿做“林昭”那样的积极自由主义者，也知道不该做钱钟书那样的消极自由主义者（恶人干坏事，不制止即为帮凶），但不“积极”就是“消极”。这个理论难题，我以为，在顾师《中国新民运》中也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因为我可以作为“票友”“围观”啊。“‘业余玩票’，其实是大陆普通人坚持追求民主的一种最可行的方式”，“如果有十亿‘民主票友’、或全社会到处都有‘民主票友’自己创造的民主的小环境，那么，专制体制还能生存下去吗？”而“围观，就是气氛，更是力量。中国民运，是民众参与、民众为主体的民主运动”，“是一场民众参与的、战争的汪洋大海”，我作为新民运“三个依靠”中的一员，总算可以“安心”了。我想，“现代性”，首先是种“思维”和“智慧”，吸引并鼓励人积极向上、开拓进取，那个方向，应该就是“成功”的方向，不论“个人”，还是“民族”。

　　《中国新民运》，正筹划出版中，我提前看到了电子版，文中引用，如无特别说明，均出自此书。

　

　　　　　　　　　　　　　　刘丽辉 201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