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82 中国的麻烦

2382 中国的麻烦

　

　　　　－－顾晓军主义：改变中国•之二千三百八十二

　

　

　　前两年，整个中国有一种改革诉求。当然，这种诉求有自下而上的，也有自上而下的。但，总体说来，是自下而上的大于自上而下的；因此，可以把这种改革的诉求、认作是民间的政治诉求，或者说是由知识分子主导的、民众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诉求。

　

　　与这种民间的政治改革诉求相比，那就是“顶层设计”了。“顶层设计”，是近一年左右才比较流行的说法。实际上，以上所说的民间的政治改革诉求渐渐被消亡（消亡，是指人们不常说了，而不是指这样的诉求没有了），与“顶层设计”的出现是分不开的，或者说与其是有直接联系的；因为人们被“顶层设计”的模糊的许愿、不知不觉地在期待中被迷惑，渐而被暂时化解了（说模糊的许愿，不是因为“顶层设计”者们曾经答应过什么；事实上，是人们在等待着他们能答应什么）。这就是一种麻烦。

　

　　这麻烦，既基于“顶层设计”者们的政治手腕，也基于中国民众习惯于等待青天大老爷的心理。那么，民众为什么会愿意等待呢？因为现今中国的体制决定了这样的等待。所谓体制决定这样的等待，就是等待某个重要的会议、等待会议的重要内容、等待会议后的变化－－即民间的政治改革诉求、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予以考虑、安排与满足等。

　

　　那么，从现在看，目前这个重要的会议已经开过了。而从会议所公开的文告看，则是以后的变化即使会有、也与民间的政治改革的诉求相去甚远。因此，今后中国的矛盾、或者说是“中国的麻烦”，就是“顶层设计”与民间的政治改革的诉求的矛盾了。这个矛盾是实际存在着的，只不过是不同的人表达的方式不同罢了。

　

　　过去，我曾经把这个矛盾的诱因、归结为－－改革开放的30年来，中国走的是一条“政左经右”的路线（注意：“经右”不是指改革开放或自由经济，而是指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权力经济、权力寻租、家族发财等等）。曾经，我也写了很多关于“政右经左”的文章，及提出了此类的改革与修正的方案。然而，这些文章与方案，却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强拆、自焚、杀童、爆炸等等及茉莉花的冲突和随后更加强烈的维稳之中被淹没与消失了。

　

　　消失不等于忘记。尤其是在重要会议开过以后、在会议文告公开以后，在看不到“顶层设计”与民间的政治改革的诉求的矛盾能得到化解的时候，重提“政右经左”就不是多余的了。

　

　　过去，我们忽略了在“政左经右”和“政右经左”之外，还存在着“政左经左”和“政右经右”这两种形式的出现的可能性。直到“红歌”从西南唱进京城、回荡在整个中国的大地上后，我们才知觉与不知觉地意识到“政左经左”可能又要出现了、我们才开始了反击。这个“我们”，不是哪一个或哪一群人，而是整个中国的社会，包括那些可以进行“顶层设计”的人（他们也许可算“政左经右”，他们的做法与方法当然也与民众不同）、也包括那些倡导“政右经右”的知识分子（如茅于轼等等），还有我们这些普通的、被封杀的、各种各样的、可以归结为“政右经左”的民间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并非统一和一致的、对毛左或薄党的实际的节制与思想的批判。

　

　　在这样的思想的批判展开之后，大家就自觉与不自觉或被自觉地等待着对薄党的处理结果了（包括法律层面的等等）。然而，却忘记了“政左经左”其实是有其社会基础的。这个社会基础，就是前30年“政左经左”和后30年“政左经右”的结果。这结果决定，即使薄党被处理后、也一样会出现“政左经左”，会以其他形式重新出现，甚至会成为一种“顶层设计”。

　

　　我的感觉与看法，不等于、也没有说是正确的、更没有说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大家完全可以当作是一种提醒、留待今后于社会的变化中去观察。然，仅仅观察是不够的。而眼下，能做的仅是－－在思想与理论上摧毁“政左经右”、“政左经左”、“政右经右”，留下“政右经左”这一条当今的中国社会唯一正确的选择。

　

　　在中国，无论承认或不承认，前30年实际上走得是“政左经左”。正因如此，才走不下去、才会改革开放，也才出现了“政左经右”。因此不是“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而是前后30年都应该否定。中国，也只有否定了前后两个30年，才可能与能走出新路来。否则，只会困难重重、灾难重重；因为只有思想创新、才会有政治创新和经济创新，只有政治创新和经济创新、郁积在人们心头的痛苦才能化解、社会面貌也才会焕然一新。

　

　　当然，“顶层设计”者们也可以说不需要创新。但是，不需要创新不就是走“政左经左”或“政左经右”的老路吗？“政左经左”的老路，就是文革。这是一条已经被社会实践证明了的、走不通的死路。而“政左经右”的路，则就是目前的、不断重复着的－－强拆、自焚、截访、爆炸、被黑监狱、被精神病……的看不到一线希望的无望之路。

　

　　那么，在“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思想与理论指导下、会不会走出一条“政左经左”与“政左经右”相兼容的道路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经左”与“经右”是无法兼容的。“经左”的概念，在今天的中国已是－－经济利益向社会底层倾斜，而早已不再是计划经济了。同样，“经右”的概念，在今天的中国、也早已是－－权力经济、权力寻租、家族发财等等，而不是普世价值中的自由经济的代名词。

　

　　试想，权力经济、权力寻租、家族发财等等，怎么可能与经济利益向社会底层倾斜相互兼容呢？不但不能相互兼容，而且还会经常地、不断地相互打架。如是，“经左”与“经右”的思想与政治力量，就必然会在“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看似华丽而实际上逻辑混乱旗帜之下、你死我活地不断恶斗、不断恶化下去，而使社会撕裂、民众于苦不堪言之中挣扎。

　

　　而两个“政左”也不会、且没有办法统一，因为它们是分别从属于不同的“经左”与“经右”的。政治，在权力经济、权力寻租、家族发财等等与经济利益向社会底层倾斜的意识的不断恶斗与恶化中，其实就是一个苍白的空壳，没有理想、没有道德，也没有规矩可循，只是不确定的政治定义下的权力的你争我夺。而如果把今日中国的政治、还归结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这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不过是一种目光短浅，中国不可能因此而富强。

　

　　政治没有前途，经济又恶斗不断，那么，社会与民众除了苦不堪言、还能有什么呢？这就是未来中国的麻烦，就是“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思想与理论所不能、也无法回避、且必然会遭遇到的麻烦。而我却又不能不明说。

　

　　另外的“政右经右”又怎样呢？其实，在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与经济的土壤上，中国社会根本无法出现“政右经右”。因此，“政右经右”不过是喊喊而已。

　

　　在中国、在中国的各个社会阶层中，有很多人都希望出现我曾经说过的“大治”的景象。今天，我要坦率告诉大家－－在“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旗帜下、在重要会议开过之后，这样的景象就不可能出现了。为什么呢？因为“大治”的前提，就是平反冤假错案。也许有人会说，现在主要是反腐，平反冤假错案不也悄悄在做、劳教不是实际上被取消了吗等等。甚至还能告诉我，现在的“顶层设计”者不喜欢张扬、习惯与喜欢只做不说等等。而我却要大声说，不可以这样的。

　

　　大家都知道二战后两大战败国之德国与日本的情况－－德国与日本，虽然都已重新崛起了。但是，德国在国际社会中被争议就比较少；而日本，却常与亚洲各国发生矛盾，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对自己过去的侵略历史、的认识的程度的不同。

　

　　平反冤假错案亦同此理。其个中有两个必须，即认错与赔偿。作为德国与日本，他们都对战争作出了赔偿，然，他们对历史的认错却是不同的，这就决定了他们日后麻烦的多少。平反冤假错案也完全一样－－悄悄做与悄悄改和公开平反是截然不同的。其不同，不仅仅在于认错的一方，还在于被冤屈的一方的感受。不能让被冤屈者从冤屈他人者的公开认错之中找到心理平衡、找回心情舒畅、从而开始“遗忘”过去、开始新的生活，就等于没有平反冤假错案。

　

　　赔偿，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整个60年的错误造成的赔偿，是巨大的。如果财力达不到怎么办？可以分类、达成政治解决，而不是试图赖账。政治解决方案，可以协商、也可由“顶层设计”者们单方定（可以单方定，是因为目前弱势群体没有办法。但，一定要显示出诚意）。

　

　　于平反冤假错案，当前是最好的时机。平反了，就化解了社会矛盾；而且，如何设计赔偿与赔偿多少都在“顶层设计”者们的手上，弱势群体也会愿意吃点亏。错过了当前，首先是眼下的关是否能过得去。其次，不还被管理者公道，被管理者是早晚要开除管理者的管理资格的。那时，是不是麻烦？

　

　　冤假错案，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包袱。一个社会，也不可能背着包袱走得很远、很舒畅。这就是对“顶层设计”者们的考验，是衡量他们的智与不智的标准。于智者，他们自然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与怎么做。而于不智者，就没有办法再勾通了，也无须去说他们的结果之类。

　

　　“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其实就是中国的麻烦、今后中国的大麻烦。这也不仅仅是“顶层设计”者们一个人或一群人的错，这应该是有思想与理论支持的。思想与理论者们，应该把思想与理论理顺，如果做不到、就不仅仅是不称职，也是害了十三亿人，同样害了“顶层设计”者们。我这样说，应该是不算过分吧？

　

　

　　　　　　　　　　　　　　顾晓军 2013-11-14 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