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88 和平与“公正第一”
--顾晓军主义:改变中国•之二千零八十八
什么叫和平?和平,通常是指没有战争或其它敌对的暴力的行为或状态。社会不骚乱、人们不过激等等,也可谓之为和平。
那么,和平的状态怎样得到与保持呢?“公正第一”!也只有“公正第一”。
众所周知:战争,就是因为不公。无论发起者、还是反击者,战争的双方,总有一方是不公的;而另一方,为公正而战。也无论客观怎样,至少一方的主观上是这样想的。
非战争状态的敌视对抗,基于安全。为什么会有不安全的感受呢?也因为已经感受到了种种的不公。
因为不公,所以有社会骚乱;也因不公,人们才过激。
由此,不难看出“公正第一”与和平、与人类社会稳定、与社会族群和社会族群间的和睦、与人们和人们间的不过激……以及其他等等的关系了吧?
“公正第一”重要,对“公正第一”的认识与挖掘同样重要。如果我不说,人们总以为“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价值观。其实这样的认识,是狗屁!
我多次说过:卢梭喊出“人生而自由”,是一个层面;尼采喊出“上帝死了”,是又推进了一个层面。那么,“人生而自由”与“上帝死了”的意义在哪里呢?明确告诉大家:“人生而自由”,是否定王权!“上帝死了”,则是否定神权!
正因为否定了王权,才开启了精英主义的资本时代;正因为彻底否定了神权,才使得“信仰自由”找到了其坚实的落脚点。
换言之:资本社会的发达、包括机器时代,都是站在卢梭的思想的肩膀上的。而民主时代的马拉松,则是以尼采的“上帝死了”的思想为发令枪的。
所以,卢梭成了一个时代的大思想家;所以,人们迄今还在挖掘尼采的价值。
然,卢梭与尼采,都是从人的本体或曰本位出发思考问题,没有解决人与人、群体与群体、国家与国家以及个体与整体间的各种复合的复杂关系。因此,时代呼唤大思想家;各种国与国、群体与群体、人与人间的矛盾,也在呼唤大思想家。
而大思想家的产生,不是由精英主义者人造的。中国社会人造了个韩寒,没有思想,只能小偷小摸。美国社会为中国人造了个陈光诚,更是半文盲,只会明目张胆地剽窃。
思想家,是因思想产品的出品,而被称之为思想家的。比如顾晓军,正是因为他出品了“公正第一”、出品了“平民主义民主”、出品了“质疑学派”等等,才被顾粉团称之为思想家;他的学问,也才被称之为顾学。
正因为是大思想家、正因为是顾学,他的思想产品不是凝固的、而是液态的,他的学问,也是可随时、不断、向前推进的。
比如:“公正第一”与自由的关系、与民主的关系--
过去说过,今天可以再推进一层:首先,否定“公正需要度量”,就是因为一旦成法成律,就是机械的、过去时的;而“公正第一”,必须是现在时的--以事实为前提、客观为中坚、良知为底线的,公众认为正、方为正的,社会之共识。
因为是现在时的、有前提的社会之共识,所以公正可以调节各种自由之间的矛盾与关系。换言之,社会关系决定了“公正第一”。或者说,是各种自由为保障自身自由的合情合理与合法,公推“公正是第一价值观”。
有了“公正第一”,精英主义就会消退,如同“人生而自由”开启精英主义的资本时代一样--“公正第一”将使“平民主义民主”登台,与精英主义“打擂”(如精英主义与王权同台一样)。
此时,民主就不再仅仅是保障自由,而首先必须保障公正。如果民主不能从制度上保障“公正第一”,就必然会有更好、更优越的制度取代民主,为“公正第一”而护航。
这就是“公正、自由、民主”三者间的关系。回过来说,“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也将让位于“公正、自由、民主”。因,人权不过是自由的再表达(而再表达,不是多余、就是别有用心,比如成为一种商业态势或讹诈等等);而法治,恒古至今皆有法、也有人治之,没必要强调。
再回过来说,有“公正第一”,才会有和平。没有公正的人类社会,绝无和平可言。即使有所谓的和平,也是表面的、暂时的,一定会被战争或骚乱或过激的行为打破,以求得合情合理的公正。
客观,是极残酷、且无情的。世界,也就是这么一个世界。我不知道诺贝尔和平奖的评委们,于“公正第一”的看法,是否与我的认知相同或相近,如果是不同,被人类社会淘汰的,将是诺贝尔和平奖,而决不可能是“公正第一”的思想。
顾晓军 2013-2-15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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