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19日星期一

2404 闲话“思想的局限性”及其他


2404 闲话“思想的局限性”及其他
 
    --顾晓军主义:改变中国之二千四百零四
 
 
  本文标题中的“思想的局限性”的准确表达,应该是“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性与阶段性”。因为,我实在不喜欢太长的文章标题,所以精炼成如题的模样。可是,我又不能不先说一下,如若不说、就文不对题了,是不?
 
  发《闲话“认识”与“态度”》后,在我博客上蹲点的五毛王中秋、终于抓住了把柄,他以《闲话“中国的曼德拉”》、笑话我对曹长青“缺乏思想深度”的批评。虽然王中秋是蹲点的五毛,但他对我的讥讽基本没错,问题是、他没有意识到、其实思想和认识都是有局限性与阶段性的。
 
  那么,什么是“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性与阶段性”呢?比如,我身在大陆,在对曼德拉的信息与资料的掌握的面与深度上、都不如身在美国的曹长青的多和准确(当然,这里面还有个不同的学者的方法、也不同的问题。本文后面再展开),因此,我对曼德拉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尽管我敢于对这尊“神”不恭,但我还是把他当“神”了),这就是我对曼德拉的认识上的局限性。
 
  同样,在读曹长青的《曼德拉绝不是英雄》和《曼德拉凭什么登上神坛?》后,我通过思考、实际上提出了“如何正确看待曼德拉”的问题,并明确提出应从“认识”与“态度”上去分析“曼德拉现象”;这样,就不仅提出、且解决了“为什么会形成‘曼德拉现象’”的问题,把曹长青的“曼德拉凭什么登上神坛?”(实际上是在说:曼德拉是怎样登上神坛的)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挖掘(在我挖掘后,也就很自然地提出了曹长青“缺乏思想深度”的批评)。同样,看了我的文后、再去看曹的文,就是他的思想和认识上的局限性了。
 
  那么,什么是“思想和认识的阶段性”呢?比如,我在“批邓理论”和“九月随想”中,就已经开始大谈特谈“公正”了。但回过头来看,这个阶段谈的“公正”、实际上还处于一般的谈。到了《现在时的公正与良知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再谈“公正”时,就已经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大家知道:再后来,我就定义了“公众认为正、方为正”。这,就是“阶段性”;这三个阶段,对“公正”的不同的认识与对“公正”的不同的阐述,就是“思想和认识的阶段性”。
 
  思想和认识,原本就存在着局限性与阶段性(这是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问题)。在阐述清楚了这么个问题之后,我顾晓军、在此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承认并充分认识“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性与阶段性”。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充分地、最大限度地利用“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性与阶段性”。
 
  首先,如果我们都已承认并充分认识到了“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性与阶段性”的话,那么,我在《闲话“中国的曼德拉”》和《闲话“认识”与“态度”》之间的、对曼德拉的认识的“脱节”就不需解释,而五毛王中秋的抓把柄的嘲笑则属于无聊。依此类推,在任何论战中,任何一方抓住另一方的、已经被更新了的、属于“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性与阶段性”的内容进行抨击或发挥,都属无聊。这属于论战秩序,应当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可使人类摆脱玄学、不使有限的精力浪费在无聊之中。
 
  其次,如果我们都能充分地、最大限度地利用“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性与阶段性”的话,那么,积极参与利用“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性与阶段性”的群体、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举例:于“质疑陈光诚”,其实一开始我和顾粉团只有两三个人参与;而结果,却是剥下了两个大国的高层参与制作的陈光诚的“假盲人、假律师、假逃脱”的“三假”的画皮(尽管他们还在装蒜,但已很少有人再相信了;他们,也没有办法回应,只能用封杀的手段对付我们)。这一战役,我们就是充分地、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性与阶段性”--如果是单兵作战,无论是谁、都很难达到今天的效果;当时,我们正因考虑到“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性与阶段性”,互为人梯、梯次进攻,拓宽“质疑陈光诚”的作业面,且不断掘进、才有了相当的深度(以至曹长青、何清涟等都曾出面撰文掩护陈光诚,见《曹长青是给陈光诚“圆谎”吗》、《何清涟于陈光诚的新文很新鲜》),最终剥下了陈光诚的画皮,使人类的政治文明又少了些许弄虚作假与肮脏和龌龊。
 
  就眼下的“曼德拉现象”而言,我想如果能利用“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性与阶段性”、曹长青参与进来互为人梯、梯次进攻、不断掘进的话,是可以开掘的更宽、也更深的。而如果没有人互为人梯、梯次进攻、不断掘进的话,也就差不多了。
 
  “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性与阶段性”还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最近我给台湾一出版社投的书稿又被退了。朋友知道后,道“我想,这还是因为先生身份敏感吧”。其实,我不完全这样认为。我以为至少还有两点:一是我的文章“攻击”面很宽,人家未必愿意陪我受累。二是我的文章的写法不似曹长青那样正规、具有学者风范(展开上面留下的承诺)。但是,这其实也是个“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性与阶段性”的问题。当然不是我的问题,而是对方(出版社)的、社会的。
 
  简单说,“新文化运动”不就是腻透了口语和书面语言的隔阂与壁垒吗?为什么今人却又非要拘泥于“学者风范”呢?我把论文写成随笔有什么不可以?别忘了余秋雨的成功,就在于他的变化--把论文写成了散文。
 
  还有我文章的“攻击”面很宽,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是我缺少事实依据呢、还是我缺少论证过程呢、或是我的论证程序不规范……都不是吧?既然都不是,我为什么就不能碰一碰、这些碰不的人呢?这不是社会自己在固步自封吗、这不是自己给自己安置思想的羁绊吗、这不是自己把自己关进精神的牢笼吗?
 
  很多人以为自己身在自由世界、自己在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其实若做人做事的条条框框太多的话,不就是“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性与阶段性”吗?且,他们自己还永不求解。哎,我的国人、我的同胞呵!
 
 
              顾晓军 2013-12-20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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