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1 闲话“国际会议”
--顾晓军主义:改变中国•之二千四百一十一
顾晓军的小说《国际会议》,就艺术构思而言、至少有N条线。
小说的一开始,作者用白描的手法、似漫不经心地向我们交代:“开机、上网,见‘作家顾晓军文章最新评论’下、有‘顾夫子:1948年有生产队吗!半亩方糖’,便点击、打开,原来是跟在小说《一九四八年》后面的贴。/点了‘引用’、回了一句‘你不傻吧?’,想想、他还是自己删掉了。”
于作者交代的“小说《一九四八年》”和“顾夫子:1948年有生产队吗”,我们一查、即可见到:“一九四八年的冬天。/街角,搭了一个简易的宣传台。台子的上方,悬挂着四个大字:‘诉苦大会’。音乐声响起:‘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等等。
从一“正常人”半亩方糖的角度看,“1948年有生产队吗”、问得没错。可,半亩方糖不知或忘了现代艺术手法中的“时空交错”。
如今,“时空交错”已不仅是种艺术手法。由于在政治生活与各种亚政治中也常被运用,其已拥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比如,一些抗战的电视剧,作为英雄的主角、被子弹击中或被炮弹炸后,浑身鲜血、生命垂危……但,只要取出弹头或弹片、缝合伤口,稍事休息、即可重新投入战斗。于过去,如果在电影中如此表现,影片一定会遭到社会舆论的鞑伐、批评为“穿帮”;而如今,人们则更多的给予了“理解”与“宽容”。试想,这不就是导演与演员们、按政治需要,逗大家玩吗、“愚乐”一把吗?如是,又何必认真呢?
如此,应该可以看得出--提出“1948年有生产队吗”的半亩方糖,则纯属不解风情。
而在小说《国际会议》的次结尾处,作者如是道:“酒足饭饱后。临送别希特勒和斯大林时,顾晓军才道:‘请二位允许我、把今天的这‘国际会议’写出来,或许、那半亩方糖能明白过来。’”这,就是作者的善始善终、有头有尾的交代。也是作者于小说《国际会议》中布下的一条完整的线。
小说《国际会议》的第二条线,则可从卢德素的评论《公正不能回避 自由需要强调》说起。卢德素如是概括道:“真是白日梦啊,‘贼大胆’的‘顾晓军’,竟然与不期而至的‘希特勒’、‘斯大林’相会于顾家中,因无法与这两个强势人物心平气和地交谈,‘顾晓军’干脆绑了这两个大独裁者,逼他们讨论‘自由’和‘公正’。因为他们不自由了,他们知道自由的不可或缺了;因为他们被不公正对待了,他们同意人类社会必须有公正。意见统一了,‘民权至上’了,两个政治家(虽然他们干的坏事比好事多,但谁能否认他们是政治家?)和一个思想家(创立‘公正第一’、‘民权至上’、‘自由永恒’思想体系)握手言和,‘称兄道弟’,共进家宴。”
自然,这是小说《国际会议》的主体部分。小说的结尾“斯大林也似想到了什么、突然道:‘下次开会,你把毛泽东也叫来。’/顾晓军道:‘老毛?他来不了。’/斯大林和希特勒问:‘为什么?’/顾晓军道:‘他,这会、正美美地享受着中共的……香火呢!’”,与以上卢德素概括的《国际会议》的主体部分、共同而完整地构成了该小说艺术构思的第二条线。
在小说《国际会议》的主体部分,其意也不仅是卢德素概括的--“因无法与这两个强势人物心平气和地交谈”、作者巧设“干脆绑了这两个大独裁者,逼他们讨论‘自由’和‘公正’。因为他们不自由了,他们知道自由的不可或缺了;因为他们被不公正对待了,他们同意人类社会必须有公正”等,及“顾晓军先生这篇白日梦小说,画龙点睛之笔在结尾处”,还在于--待到2013-12-27的“国际会议”时,斯大林和希特勒已不再是神了(他们都曾经被当作神),而“这会、正美美地享受着”“香火”的毛泽东,却还在被一些人当作神供奉着。
从斯大林和希特勒被奉为神、而还原成人看,把毛泽东奉为神、无疑是种愚昧。或者,把毛泽东奉为神的人,他们自身并不愚昧、而不过是欲愚昧他人罢了。
如此,小说《国际会议》的第二条线,除了卢德素的概括与评论外,至少可引伸、或是作者在向人们暗示:只有“平民主义民主”的政治,才会是公正、透明的政治。而无论是哪一种的精英主义的政治,都摆脱不了千百年的、根深蒂固的习惯--愚弄民众;因此,精英主义政治、无论怎样也脱不了其愚人政治的胎记。
当然,小说《国际会议》的第二条线中的“画龙点睛之笔”“这会、正美美地享受着”“香火”的调侃与对“精英主义政治”的批判,是作者设计的两层含意的表达:前者,是表层;而后者,则是潜层。
小说《国际会议》的作者、在2005年春之复出之初,就曾阐述:“小说的伞状构思或结构法”。其说的就是--他自己、或他主张:小说、在一个标题下,可以多主题,可以尽可能地扩张其作品的意蕴。而这,才是小说,也才是有魅力的艺术作品。
作者从《疯老太》写到《国际会议》,已写下了190多、近200篇小说了。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如,小说《国际会议》的第三条线,就是“国际会议”。作者在小说之中、借斯大林的口,提到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开罗召开会议,讨论二战之后的世界秩序等。
在谈到遏制法西斯时,人们喜欢也惯于用张伯伦与丘吉尔作比较、以证明后者的睿智。其实,于“社会主义”的遏制,罗斯福、丘吉尔不也就是张伯伦吗?有什么睿智可言?不给这些所谓的世界伟人冠以愚蠢、已谢天谢地了。
罗斯福、丘吉尔们,鼠目寸光、只看到土地等等。如果、1943年(甚至更早)召开一个诸如在顾宅中召开的、关于思想的国际会议,又会是怎么样呢?至少,是俄国知识分子只能毒害俄罗斯自己,而不至于祸水在全世界泛滥,不至于当时的四万万五千万、今日的十四亿中国人也深受其害,是不?
这是小说《国际会议》之中,作者用文字给出的、一般的读者能想到的(至少是顾粉团中有人会想到。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想得很周全,而是这个人会想到这一点、那个人会想到那一点);而纸背上的,则至少还有--小说《国际会议》的艺术构思、及“小说的伞状构思或结构法”,在训练着读者们的立体思维。
昨日、作者在《闲话“时间”与“调整”》中说的“海外的世界远没有大陆复杂,海外的人看问题也往往要比大陆的人简单”等,绝不是无的放矢。至少小说《国际会议》的艺术构思、及“小说的伞状构思或结构法”,是赫塔•米勒、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莫言、艾丽斯•芒罗等难以企及的,而非现代的苏利•普吕多姆、特奥多尔•蒙森、比昂斯滕•比昂松等,就更别去说了。
立体的构思,训练着立体的思维。只有拥有立体的思维的人,才有能力去解读立体的、阴谋的政治。这也是《一个弥天大骗局》和《解密“民权”与“维权”的冲突》等,能被作者发掘出来、而不是被其他的人发掘出来的、最起码也最简单的道理。
作者,在小说和思想、政治及历史、经济等领域耕耘着,最大限度地拓展着人类和今日社会人的、可能的思维的发展的空间,虽艰辛甚至酸楚,但这不比弄个教授副教授或什么官职、活得更有意义、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更大吗?
作者,身体力行地感染着他的读者和顾粉团--无论作农人或工人或摆摊叫卖、只要能踏踏实实地活下去,就应该自我训练、训练自己思维的深度与广度、从而实现“活得明白”。这不也是种价值观吗?
这样的小说艺术构思、“小说的伞状构思或结构法”,这样的对思想与政治的思考、《一个弥天大骗局》和《解密“民权”与“维权”的冲突》,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公正第一、民权至上、自由永恒”,谁又能断言--若干年后,就不会为他专门开个“国际会议”呢?
顾晓军 2013-12-29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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