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7日星期二

2691 文学ABC


2691 文学ABC
 
    --顾晓军主义:文学散论之二千六百九十一
 
 
  所谓“文学ABC”,自然是一二三地告诉青年或文学的后来者、文学是什么或当注意些什么,然,这篇“文学ABC”、又从属于“文学散论”,如是、也只能是随便说说。
 
  象征
 
  象征,无疑是常用的文学手段之一。象征,是借某种具体形象、暗示所要暗示的人物或事理,以表达所要寓意的寓意。通过这样的以物征人征事的手法、而达到的效果,往往耐人寻味、使人浮想联翩,既寓意深刻、又意境无穷,给读者一种简捷、形象的实感。
 
  然,我发现契诃夫、不爱用象征,或者说他不会用象征。在《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中,我已说了“《变色龙》,写警官奥丘梅洛夫在街上、围绕条咬了人的小狗的归属、之贵贱,而发生的、翻来覆去的变化。该小说,简单化、似讽刺小品,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契诃夫、其实只是捡了“变色龙”三个字作标题、来写奥丘梅洛夫这么个人物,而没把“变色龙”当作一种象征、在小说中打通人物与象征之间的关系,所以这篇小说便单薄、没啥文学意义上的价值。
 
  《套中人》,是契诃夫的代表作中、写得最好的一篇;然,无论是“套中人”、还是在小说中提到的“寄居蟹或蜗牛”,都没有被他抓住、构成一种象征。而那《带小狗的女人》,如果有象征意味、就不仅仅是写偷情了。其实,欲构成象征很简单,只要想到、且想要去做,是可以做到的。如,我在《扯卵蛋的钱钟书》中、提到的“《围城》喻婚姻,想进的未必能进的去、想出的未必能出的来……这也可以喻人生”。其实,《围城》很垃圾!厚厚一本《围城》、就这么一点点东西。然,它毕竟有这么一点点东西,我就不能说它、不是文学、或没有文学价值。
 
  欧亨利,就略知运用象征了。《最后一片藤叶》,是多少有点象征意味的。如果说《最后一片藤叶》的象征意味还不足的话,那么,《麦琪的礼物》的象征意义、就已经比较明显了。《麦琪的礼物》的败笔、是最后说破了这层象征,如“正如诸位所知,麦琪是聪明人,聪明绝顶的人……无论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是最聪明的人……他们就是麦琪”,这、其实是非常愚蠢的。
 
  莫泊桑,好像也不太懂得象征。至少,我顾晓军觉得:莫泊桑的《项链》、是完全可以写出象征意味的,只需他在小说中--给出一些“项链”其实也是一个人的人性中、的弱点的套索的暗示,其《项链》的文学价值、自然就会比现在更高些。至于那无聊的《一个女雇工的故事》,如果有了象征,或许就不会让人感觉到很无聊。
 
  我顾晓军就较注重象征。近三十年前的小说《月亮地》、《太阳地》、《白色帆》、《绿萌动》、《凝重的绿色》等,无不具有象征意味。有了象征,就有了较深刻的寓意,且也自然而然就有了诗意(最近,贞云子的《顾氏诗体小说——读顾晓军小说〈白色帆〉》,就是写这些的)。复出后的作品(就不细数具体篇目了),也依旧保持了这样的风格。
 
  我有个不确定的想法:是不是西方人、不懂象征?反正,在中国的小说中、象征是比比皆是。如,我的短篇小说《黑巷》、就暗喻了女性的阴道,我还在此篇中暗示、铁凝的长篇小说《玫瑰门》其实也是暗喻女性生殖器。再如,鲁迅的《药》、是说这个民族病了,而茅盾的《子夜》、是说天亮之前……即便莫言的《蛙》,不也是说中国人特能繁殖?诺贝尔文学奖把《蛙》当反计划生育、我就想笑,按其象征的寓意、难道不是在支持计划生育?
 
  象征,其实就是--借某形象暗示、以物征人征事,使作品增加厚度、变得寓意深刻、韵味无穷。
 
  构思
 
  构思,是创作者筹划作品的必然。构思,是将象征、立意、人物、布局等,体现在尚未撰写的作品中的思考与前期准备,是作品符合一般规律、并体现创作者及其作品的独特性的一种统筹;因此,构思也是对即将出炉的作品的立体思维。
 
  上面刚说了,莫言的《蛙》是说中国人特能繁殖,那么《蛙》的寓意、当是说该搞计划生育、中国不搞计划生育如何得了。而诺贝尔文学奖、却把《蛙》当成反计划生育的作品,这足见《蛙》与《蛙》读者的、思维上的混乱。其实、这一混乱的现象之本身,则是莫言在构思上的混乱。
 
  也就是说,莫言自己、尚不清楚《蛙》要说明什么,如是、读者又怎么可能清楚作者想说什么呢?莫言的作品多数如此,最为典型的、莫过于《红高粱家族》。《红高粱》,原本是具有象征意味的;然因、此篇中篇小说的较成功(尚有一些致命的缺点与败笔,我在其他文章中说过,这里不赘),莫言就稀里糊涂地、将其发展成了含《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在内的《红高粱家族》。而无论从“红高粱家族”来说、或从“高粱酒”与“高粱殡”等来说,则都不再具有象征意味了。这、就不能不说是构思上的败笔。
 
  自然,《红高粱家族》本无构思,而是因《红高粱》的较成功、而迫不及待地想做大的、一种急功近利的产物。然,莫言却不知,这一急于想做大的急功近利、破坏了他自己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多少年之后,人们定然不会知道、《红高粱》对当时的文坛的震撼,而从《红高粱家族》考量、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并不高,这是事实。莫言,也因此会掉价。
 
  张爱玲的创作及其作品不讲构思,也是典型的例子。在《读张爱玲小说之随笔》中,我说过“重读张爱玲的《色戒》,发现:如香港设计等,是王佳芝在等易先生时、交代出的;如是,《色戒》应该是王佳芝的视角。是不?可、看到后来,又有‘他提醒自己,要记得告诉他太太说话小心点……’。如是,作者张爱玲、岂不是全能神教”;一篇短篇小说、怎么可以有两个以上的视角?当然,如果是蓄意安排的、不断变换视角,也不是不可以。但,张爱玲的《色戒》、显然是无意之中的、作者自己不知觉的变换视角,这、就不能不说是作者构思上的失败、或根本一开始就没有构思、想到哪写到哪。
 
  张爱玲的创作及其作品不讲构思、或没有构思的例子,有很多。如《红玫瑰与白玫瑰》,只有事先没有构思、才会有最后的“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这样的白痴一般的写法。再如《沉香屑 第二炉香》,也是因为事先没有构思、写写没有意思了,就说“同时,罗杰安白登的这一炉香却渐渐地淡了下去,沉香屑烧完了,火熄了,灰冷了”;只要事先稍为有点想法,其结尾、又怎么可能这么寡淡无味呢?谁不愿意意味无穷?
 
  构思,其实就是谋篇、布局,就是把你想写的东西、想要表达的内容……在脑子里过一过、有个大致的安排。同样,我也有个不确定的想法:西方人,是不是在构思方面、比中国人更加清醒?按理,中国人是最讲“起、承、转、合”的了。然,欧亨利的《最后一片藤叶》和《麦琪的礼物》,以及莫泊桑的《项链》与契诃夫的《套中人》,又不得不让人称道。我真不清楚,是不是中国人在反对八股文中、又反掉了根本。
 
  构思,其实就是--你写作的目的,十分清楚;且你想要怎样到达的、你的写作的目的的路径、也十分清楚。如此而已。
 
  没想到篇幅已“23KB”。前天、我跑了趟紫金山,现在还觉着累。就这样结束吧!想到的“描写”与想到却又忘掉了的什么,就都留到“文学ABC(二)”去说。如果有“(二)”的话。
 
 
              顾晓军 2015-4-16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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