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99 闲话“文学”与“品格”

2399 闲话“文学”与“品格”

　

　　　　－－顾晓军主义：改变中国•之二千三百九十九

　

　

　　森林之子的《读顾晓军小说和以往部分诺奖获奖作品的感想》，我没有接受。可，已经快一个星期了，他的《顾晓军和米勒的小说的比较》还没有出来。

　

　　当然，森林之子从所熟悉的《向诺贝尔和平奖推荐顾晓军的主义》、自觉调整到并不熟悉的《向诺贝尔文学奖推荐顾晓军的文学》，是很不容易的，也是需要耗费一定时间的。

　

　　可是，他在《读顾晓军小说和以往部分诺奖获奖作品的感想》（初稿）之中的“赫塔•米勒的作品语言时而简洁，直白，时而怪异如毕加索的画，即使有评论家们的刻意解读，也是迷一般令人无法理解，如‘河这只袋子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窗这只袋子不属于我，后来属于格奥尔格。绳这只袋子后来属于库尔特。’之类的文字，似是专为文学评论家们而作。”之类，显然是受了吹捧米勒的那些蠢才们的影响，跟着那些个蠢才们一步一趋、顺着杆子爬了。

　

　　围绕着“袋子”，表达成“河这只袋子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窗这只袋子不属于我，后来属于格奥尔格。绳这只袋子后来属于库尔特。”之类的文字，显然不是文学，而是繁琐、故弄玄虚。而文学，真的不是繁琐与故弄玄虚。

　

　　在人类思维的第二季之玄学阶段（包括社会的成果），世界的主导或曰主流、确实是以西方为主的；而此时的西方哲学，又是化简为繁的。因此，人们大约以为化简为繁就是一种美，或只有化简为繁才是、才能算是学问。

　

　　其实不然。我的《闲话“自由”》和《闲话“自由”（二）》等，就是一种化简为繁。我在“自由”话题上化简为繁，是为了进入理论探讨领域、占领理论的制高点（注意，不是所有的化简为繁都是理论，也不是化简为繁了就可以占领理论的制高点，而在于你有没有通过化简为繁而形成自己的理论。说到底，化简为繁只不过是一种手段、思辩的手段；如果达不到目的，则完全可以不需要这样的手段。）

　

　　而文学，不是思辩、是形象思维。显然，在“袋子”上的反复的绕，不是智慧、而是一种愚蠢。无论米勒在“袋子”上的绕或他人对米勒在“袋子”上的绕的赞美，都是愚蠢！

　

　　昨日，我在刚写的小说《一九四八年》中，也运用了“反复”的手法。在《一九四八年》中，“美丽的、年轻女性的眼睛”用了四次：第一次，是“激动地注视着”；第二次，是“已热泪盈眶”；第三次，是“已泪流满面”；第四次，也不过是“她，擦干眼泪，把长发挽成一发髻，拨开众人，向第三道封锁线冲去。”、“枪声，又响了。美丽的、年轻女性的眼睛，倒下了、倒在冲向第三道封锁线的路上。”。简简单单，四次“美丽的、年轻女性的眼睛”的出现，形成了一种感动。这才叫“文学”，也才配叫“文学”－－通过“反复”雕琢，塑造自己的文学形象。

　

　　《一九四八年》，是荒诞的。它，建立在虚构与写实之上，让人们似看到了“一九四八年”、又似看到了今天；让人们，于“一九四八年”与今天的社会现实之中思考……用文学的形象，拨动人们情感的弦，从而促动人们对社会、对现实、对昨天、对今天……等等进行必要的深思。这样的文字，才是人类和人类社会需要的文学。而米勒的在“袋子”上的反复的绕，有什么意义呢？

　

　　在海外，看到12月10日诺贝尔文学奖颁奖、门罗的56岁的女儿代为领奖时，我明白了－－这次诺贝尔文学奖，是颁给“高龄”（女儿都56岁了，门罗还不80多岁吗？如果再不给她，可能就要死了；而诺贝尔奖，是不可以颁给死人的）。既然是颁给“高龄”，就类似中国的刑不上大夫之类，是没有道理也可以存在的，是精英主义的遗产。

　

　　当然，精英主义也不是一无是处，只不过是在批判精英主义时、我们总不能同时赞美它吧（森林之子在《读顾晓军小说和以往部分诺奖获奖作品的感想》（初稿）之中的“赫塔•米勒的作品语言时而简洁，直白，时而怪异如毕加索的画”是一个特例、是一种犯傻）？

　

　　公允地说，精英主义还是为人类与人类社会的文明作出过很多贡献的，本文标题中的“品格”即可为例。

　

　　贞云子在《梅花三弄销魂——读顾晓军小说〈那一夜〉》（初稿）之中如是道：“不失赤子之心。王国维《人间词话》有论客观主观之诗人：‘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客观之作品，侧重写实、无我，主观之作品，侧重理想、有我，大作家则能兼美。例如之前读过的顾晓军的小说《月亮地》，就是偏客观、偏现实的作品，而《太阳地》，就是偏主观、偏理想的作品。又如《大玩家》中的‘少女’，不太会令人联想到作家本人，而《少年美丽地死去》中的‘少年’，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作家自己。又如《老汉勾引女花痴》中的‘老汉’、《一个女人几条汉》中的‘女人’，一个热肠滚烫，一个古道真心，难道他们真只是‘小人物’？而《乡村少女》、《春草少女》中的两位‘少女’，一个情深无怨，一个品高无求，难道她们真出身‘农村’或只是‘小草’？又如这《那一夜》中的‘她’，能‘永远都以微笑面对：人生、境遇……她，深信：自己是幸福的！她觉着：人的一生，不就是在寻找那份属于自己的美丽吗？倘若，拥有的这份美丽，越壮观、越动人……也就越富有！反之，则是苍白的。’这种体验，这种境界，更非常人所能理解，所能想象：曾经沧海，自然难以为水；止于沧海，定然不再为水？”

　

　　实际上，贞云子的这一段，谈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品格”。

　

　　“品格”，不是文学的灵魂。但，“品格”决定文学的品位。1949年之后的中国文学（包括1949年之前的中共的文学），是深受前苏联文学的影响的；而前苏联文学的襁褓，则是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文学，之所以能于世界文学中有地位，我以为当归功于她的“品格”。也就是说，1949年之后的中国文学、也是有“品格”的。文革中的样板戏，把中国文学、戏剧及其它艺术的“品格”拔高、极端化，使之断了地气，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样板”、让人们厌恶、彻底地失去了“品格”存在的意义。

　

　　王朔的小说，不是写的有多么的好，而在于他反其道而行之、实际上积极参与了埋葬过去的文学的“品格”。张艺谋的电影，也不是有多么的优秀，而在于他以农民工装修队的大红大绿、颠覆了《魂断蓝桥》或《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式的审美。

　

　　毛左王康，对前苏联的崇敬，不如说是他对俄罗斯文学与俄罗斯文学反应出的“品格”及俄罗斯贵族的“品格”的景仰与崇拜。

　

　　把文学和戏剧及其它艺术的“品格”过分拔高不对，而文学和戏剧及其它艺术没有“品格”也不行。如倒掉洗婴儿的脏水、不能把婴儿一起倒掉一样，“品格”应有一席之地。

　

　　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是反智。但，他为何会有那么大的市场呢？他玩的就是“品格”。

　

　　我没读过米勒的围着“袋子”绕的作品，但，围着“袋子”绕的雕虫小技、绝对不可能有“品格”。这就如同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之类，绝不可能写出“品格”来是一个道理。

　

　　马悦然说“莫言非常会讲故事”，这就说明他不懂文学（详见《马悦然其实是个小说的白痴》）。“文学”与“品格”，不是“会讲故事”就能够领悟的（当然，我也不会因为他们不懂“文学”与“品格”，就不支持顾粉团《向诺贝尔文学奖推荐顾晓军的文学》）。

　

　

　　　　　　　　　　　　　　顾晓军 2013-12-13 南京